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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酉八月，溽暑逼人，獲知周紹良先生病危的消息，旋赴北京探望。走進人民醫院7樓重症監護室，見紹良先生躺在床上，慈祥的臉龐上插著呼吸機和導管。我躡腳走近床邊，低下身，輕聲在他耳邊說：“周老，我來看您來了。”紹良先生微微睜開眼，疲憊地看了我一會兒，認出了是我，他無力說話，即用虛弱的右手緊緊攥住我的手，一會兒又昏睡過去。我的眼睛濕潤了，我多想再跟周老說說話，聽聽他的真知灼見；多想讓他鑒賞一下尋覓良久的徽墨，但一切都已晚了。在詢問了周老家人的一些情況後，我茫然無緒地走出醫院回到了酒店。
回滬兩天后的一個深夜，電話鈴驟響，周老女兒悲慟地告知周老走了。聞言良久佇立，我的思緒亂了，心碎了……
紹良先生是當代鴻儒，在紅學、敦煌學、佛學、唐史、明清小說、文物鑒定、清墨研究諸領域，成就卓然，譽滿學林。
紹良先生鑒藏徽墨逾半個世紀，著述等身，馳譽海內。我因雅好隃麋，在先生85高齡時，與他結為忘年交。我每年必有幾次赴京覲謁，聆聽教誨，蒙先生不棄谫陋，撥冗指點，令我獲益匪淺。有一年中秋節，我將在民間收集到的清代婺源墨工製作的幾錠墨帶給他鑒賞。先生從床榻上艱難撐起病弱的身子，手扶輪椅，緩步推到書桌前坐下，拿起放大鏡，前後左右仔細端詳後對我說：“見於記載，未見實物，今天見到實物了，難得，難得。”即囑我先將墨品正面、背面、側面、頂面上的文字、圖案、款識抄下給他，待回滬後再將照片寄他以供研究。
又一年冬天，我再赴京探望周先生，他見我來十分高興，問我這次帶來什麼好墨，我說帶了兩錠康熙年間北京同仁堂生產的藥墨。周先生當即說，應該給同仁堂藥店看看，這很有文物史料價值，我說想一錠自己收藏，另一錠捐贈給同仁堂。周先生聽後十分贊同，說收藏家要有回報社會的胸襟。臨近中午，他執意留我用餐，並特意囑人買來北京烤鴨款待我。臨別，先生將他個人定版自用墨贈我珍藏。
今年“五一”期間，突接周先生寄我一函，拆信一看，見一張剪報圖片旁蛇形般寫著“此墨要注意”5個字，我一看頓時明悟了，先生婉指我文章圖片有瑕疵，來函提醒我呢。捧著信，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這是先生給我的絕筆信和最好的禮物。
這次赴京看望周先生，遇見先生的女兒啟瑜，在與她交談中，我再次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深深打動。周先生是學問大家，但他淡泊名利，謙遜低調，北京有家著名出版社欲為周老出版文集，周先生執意要將文集改為叢稿，認為自己的文字不夠文集檔次，改為叢稿更為恰當。啟瑜還告訴我，她父親做學問有時到了焚膏繼晷的地步，在先生80歲前，她很少見到他在深夜2點前休息，總是見他獨坐在書房裏翻書寫東西。為支援祖國的文博事業，周先生常常化私為公，曾將自己精心珍藏的1000余錠明清古墨及珍貴圖書捐獻給國家，表現出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博大胸襟和高風亮節。
周先生駕鶴歸道，遙望京城，欲哭無淚。悲哉！痛哉！（新民晚報
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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