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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周紹良先生已享冥福了。筆者有幸在周先生身邊工作數年，親炙教誨，獲益良多。
周紹良先生（1917.4.23－2005.8.21）是著名的佛學家、敦煌學家、紅學家、古代文學家、收藏家和文物鑒賞家。祖籍安徽省東至縣，出生於天津，係著名實業家周學熙長孫，父親周叔迦是著名佛學家，堂兄週一良是著名歷史學家。周先生上世紀30年代師從古文字學家唐蘭、文史學家謝國楨、歷史學家陳垣等先生，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和研究。新中國成立後，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編輯，1980年擔任中國佛教協會佛教圖書文物館館長，1981年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1986年被聘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1987年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及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周先生還是第七、第八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會委員。
作為一個收藏家，周紹良先生有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1961年6月，他將收藏的6000余種珍貴明清版本小說捐贈天津圖書館；1979年3月，將30件書畫捐贈北京故宮博物院；1991年將重金購買收藏的50多部《明大統歷》低價轉讓北京圖書館；2002年5月，又將耗半生精力收藏的2600多件唐碑拓片轉給國家圖書館和天津圖書館。
周先生終生筆耕不輟，著述有《敦煌變文匯錄》、《敦煌文學芻議》、《敦煌寫本壇經原本》、《紹良叢稿》、《紅樓夢研究論文集》、《百喻經今譯》；合著有《唐代墓誌彙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紅樓夢書錄》、《古典文學研究彙編·紅樓夢卷》、《敦煌變文論文錄》、《敦煌文學作品選》、《近代文論選》、《唐傳奇箋證》、《資治通鑒·唐紀勘誤》、《曹素公制墨世家》等。
接觸周紹良先生是在1985年，那時我到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工作。在周先生指導下參與整理北京房山雲居寺石經拓片。周先生認為現存雲居寺的《千人邑會碑》對研究遼代佛教史和雲居寺刻經很重要，令我琢磨琢磨寫篇文章。領命後我多方搜撿古籍，與拓本對勘，才發現歷代諸書著錄的碑文，各有異同，甚至妄有增減，錯訛之字頗多，如《日下舊聞考》引《房山縣誌》、《畿輔通志·金石略》、《遼文存》
，乃至《全遼文》等均如此。我逐字抄錄碑文，對渙漫不清的字句與諸本校勘，仔細辨認。這次整理的碑文，我認為應是最準確的了。
《千人邑會碑》實際上是兩篇碑文，即《重修范陽白帶山雲居寺碑》為遼代王正所撰，另一篇為《重鐫雲居寺碑記》為燕京憫忠寺抄主無礙大師的筆受弟子沙門智光所撰。兩篇碑文共刻在一面，但《畿輔通志·金石略》的編纂者可能沒見過原碑，誤認為這兩篇碑文一篇刻在碑陽，另一篇刻在碑陰。
據《重鐫雲居寺碑記》可知，《重修范陽白帶山雲居寺碑》最初為遼應歷十五年（965年）王正應雲居寺主持謙諷和尚所作，後因兵火傷缺。及至統和二十三年（1005年）又由王正之子王教出錢，由智光和尚將原碑文重鐫上石，又在其後刻上了《重鐫雲居寺碑記》。在前一篇碑文中有“天順皇帝禦宇之十五載，丞相秦王統燕之四年”一句話。即遼應歷十五年（956年）王正應謙諷和尚所作的，內中的秦王應即高勳，時任南京留守。清初著名學者朱彝尊（1629－1709年）考證秦王為南京留守耶律重元（見《曝書亭記》卷五十一），但據《遼史》耶律重元在太平三年（1023年）始封秦王，上距應歷時代已有六七十年，事跡相差甚遠，已不相及，當代史家陳述先生《全遼文》已指出其誤。
由於撿核出諸種文獻對此碑文抄錄和考證的借訛之處，特別是朱彝尊考證秦王高勳的疏誤，我有些一得之功的自滿，在這篇考證文中我對朱氏批評道“不知何故，謬誤至此”。
文章寫畢請周先生過目，先生對這句批評朱彝尊的話大為不滿，嚴肅地說：“怎麼可以這樣批評古人呢？古人寫文章有錯誤也是在所難免的！後人訂正古人的疏漏是正常的事，不可以用這種尖刻的語言批評古人。”幾句話使我慚愧不己。周先生是個溫厚長者，寬于待人，不論古人今人都寬容相待，從這件小事上也可見周先生博大胸襟之一斑。
這篇考證文章我確實下了大功夫，抄錄了數百張卡片，幾易其稿，再次請周先生過目。周先生閱後說：“我怎麼看著像讀章回小說似的。”原來我過多地著眼依據遼史記載的宮廷人物的內部傾軋事件，有相當的推測和聯想的成分，這實際上已背離了碑文撰者的本意，有些大概是撰寫者也沒想到的問題，考證過頭了！
周先生看出我的思路定型，一時不易擺脫舊框框，乾脆將稿子留下，親自操刀。二三天后，還給我看。畢竟是文壇老將的大手筆，文章面貌煥然一新，但用的還是我原來的大體結構和基本素材，將離題太遠的故事統統刪去，在考證字句上更加準確和精練。周先生認為這篇文章寫的不錯，親自推薦到《文物》雜誌。我意署上周先生名字，周先生堅決不允。那時《文物》編輯石繼昌先生尚在世，編輯此文刊出，這是我在《文物》雜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通過寫作這篇論文，我在學術的研究方法上有了重大突破，在對待前輩和同仁的研究成果上懂得了尊重和謙遜，深受教益。周先生尊重前輩，獎掖後人，具有真正學者風範。
聯想到當今有的年青學者容不得古人和先輩犯錯誤，不是平心靜氣的指出疏漏之處，而是冷嘲熱諷。先賢巨匠也有疏忽之處，但瑕不掩瑜；
另一方面，有的老一代學者對後學晚輩不是滿腔熱忱，甚至怕後來者居上。周先生為我們在這些方面言傳身教，做出了表率。
我在整理明代末期的方冊刻經《嘉興藏》時，遇到版本上的不懂問題，就將這頁書打開，然後漫卷著到周先生辦公室請教。周先生見我這麼漫不經心地卷著線裝書，生氣地說：“這幾百年的古書怎麼能這麼隨便地卷著拿著啊？”我第一次看到周先生生氣，連曰：“是是。”
上述兩件小事足可看出周先生對待古人，對待古代文化懷有深厚的感情。記不得誰說過，人每天都應懷有感恩之心，感謝我們擁有的一切。而周先生正是對古人，對古代文化，對同行，對晚輩，都懷有一顆寬厚仁慈的心。
周先生學富五車，他是敦煌變文研究的開創者，在古代典籍研究、古小說研究、紅樓夢研究，乃至古代墓誌、古墨收集和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隨便舉出一項都是大家。如《敦煌變文匯錄》為世界上第一部變文類材料總集，《紅樓夢書錄》、《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均與朱南銑先生合作）、《紅樓夢研究論文集》為紅學研究者必備之書。但周先生又極謙遜，從不提自己的成果，每出一書，必送我一冊。每當我領受先生新著，讚嘆先生的成就時，周先生總是發自內心的搖頭擺手說：“片兒湯，片兒湯，都是哄人的”。之所以這樣說，是周先生在學問上仍然自認為是滄海一粟，他對自己學術成就依舊深感不足和不滿。以我的淺薄學識根本沒有能力評論周先生的學術成就，我只能回憶一些點滴小事以窺周先生博大學識之一斑。
數年前，我在一家小古玩店裏淘得一本《棉花圖》冊頁，雖殘破但基本不缺頁，
是初拓本，線描清晰，重新裝裱後煥然一新。拿給周先生過目，他很感興趣，連聲說好：“你看這人物這麼小，眉眼多清楚，不錯。放我這幾天，我給你題幾個字。”
不久，我去取冊頁時，周先生題了一段百餘字的跋尾：
穆庵主人遇此冊于冷攤，愛其為原石精榻本，而嫌其不僅殘缺卷首，且裝幀有誤，錯將方觀承奏摺誤置於前，又將《布種》錯裱于《灌溉》之後，
頗失順序。但此圖難得，為研究清中葉石刻藝術之重要參考資料，故勉為收之，並囑余記其錯簡如上。根據方氏所記，知原圖已經上繳，今不知仍在故宮否？此圖當是方氏依原圖摹撫上石，應是方氏家中物，亦不知現在何處？圖繪精細有神，繁而不亂，可與康熙年間《禦制耕織圖》比美。上石之後，鎸刻毫不失神，當出皖工高手，具見乾隆年間藝術成就。
記得貢墨中有《棉花圖》墨，曹素功、胡開文俱有之。篋中所藏已捐贈故宮博物院，惜不能取以比視。
卷末附書籤三條，可見原來設計是分裝上二冊，外加一函套者。
東至周紹良識于京寓。
跋文中的穆庵主人指的就是我，我不知何意，周先生笑曰：“你是穆斯林，我就給你取了個別號”。原來周先生還記得我是回族，故以穆庵代之。老先生滿腹學問，亦不失幽默。
跋文提到的方觀承為安徽桐城人，清乾隆間為太子太保、直隸總督。方觀承重視農業和水利，親身實踐，具有農業生產的深厚知識。他認為種棉“功同菽粟”，並依據自己多年的種棉實踐經驗，于乾隆三十年（1755年）督繪成《棉花圖說》16幅，再現了從棉花下種到織成布的每道農藝和工藝技術，呈進禦覽，深受到乾隆帝的賞識，並親自在每幅圖旁禦題詩16首，令將圖冊刻印頒行天下。
清康熙帝和乾隆帝都重視農業，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命欽天監官正焦秉貞依據宋代樓壽《耕織圖》重新創作。焦秉貞和學生冷枚運用從西方傳教士那裏學習的明暗和透視原理，創作了《耕織圖》，計46幅，康熙帝在每幅圖旁禦題詩，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刊行。可以說《棉花圖》是援引《耕織圖》的例子而創作的。《棉花圖》分為布種、灌溉、耘畦、摘尖、採棉、揀篩、收販、軋核、彈花、拘節、紡線、挽經、布漿、上機、織布、練染，計16幅，記錄了從棉花種植到成布漂染的全過程。每幅圖場面闊大，透視合理、農舍院落、田野風光遠近疏密安排有致、各種農具，紡織漂染器具等也無不真實具體，如臨其境。
畫面人物眾多，雖小不盈寸，但姿態生動、五官清晰，鬚眉刻畫一絲不茍，纖毫畢現，令人賞玩不已，愛不釋手。故周先生給予《棉花圖》極高評價，認為是清中葉石刻藝術的重要參考資料。圖繪精細有神，繁而不亂，可與康熙年間的《禦制耕織圖》媲美。
這冊《棉花圖》因重新裝裱時，個別圖畫次序紊亂，周先生看得很仔細，將前後錯置之處都一一指出予以訂正。
周先生依方承觀奏折，知原圖已上繳宮中，不知今尚在故宮否？先生惦念的摹刻原石，傳說現仍存于保定直隸總督府內，實際是誤傳，據知現在河北省文物保護中心，成為重要文物，已妥加保管，河北省博物館現陳列著兩方。周先生認為此圖上石之後，“鐫刻毫不失神，當出皖工高手，具見乾隆年間藝術成就”云云。
周先生推斷刻工出於皖工即安徽工匠之手，是我首次知道有學者這樣推斷。之所以從刻工上推斷出於皖工，當源自周先生畢生喜歡的古墨珍藏。周先生一生蓄墨數千方，由於《棉花圖》藝術性很高，曹素功、胡開文墨坊也以之摹入墨譜，製成貢墨。周先生收藏的古墨，在文革期間的1969年，為防散失而全部捐獻北京故宮博物院。
周先生收藏的清代私人制墨，上面多有年號和室名、別號，圖案又多取典故、名人字畫、名言警句、名勝古跡等，富文史價值和藝術性，周先生著有《清代名墨叢談》、《蓄墨小言》（上下冊）、《清墨叢談》等數種談墨專著。周先生與方觀承可說是同鄉，對徽墨的興趣，使周先生對《棉花圖》也有獨闢蹊徑的研究，推斷出石刻《棉花圖》的刻工乃皖工高手，真乃真知灼見也！
只是，再也沒緣分在如此良師前聆聽教誨了。但是，周先生的為人處事的高尚品德和嚴謹的治學態度，我將終生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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