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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紹武
1928年生於北京，原名梅葆珍，父親是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1952年畢業于燕京大學，歷任北京圖書館國際交換組幹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翻譯作品包括約卡伊·莫爾的長篇小說《一個匈牙利富豪》，《任性的凱琴姑娘——特羅洛普中短篇小說選》和奧尼爾的劇本等。他翻譯的阿瑟·米勒劇本《煉獄》在國內上演之後影響巨大，此外，他還翻譯了納博科夫最重要的作品《普寧》、《微暗的火》等。
對梅紹武來說，翻譯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和夫人偷偷翻譯偵探小說就是明證，即使面對最艱澀的納博科夫，梅紹武也享受著豁然開朗時刻的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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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經是“三劍客”
在當年，梅氏讀書沙龍算得上是一個奇跡，而此後董樂山、施鹹榮、梅紹武組成的“三劍客”則稱得上是一個時代的輝煌。如今“三劍客”已經不再，但他們用譯筆留下的影響卻越來越久遠。
父親的前三個孩子都夭折了，而當時北京有兩個活到九十多歲的老人，一個叫葆琛，一個叫葆珍，父親就將它們用做哥哥和我的名字，算是借借老壽星的福氣——還真靈驗！
到讀書的時候，當時內地只有兩所好中學，一所是南開中學，另一所是在貴陽的清華中學。在去貴陽之前，父親怕日本人阻攔我們離開香港，就根據小名給我們改了名字：北方人家裏都是把小孩叫小二、小三什麼的，我是小五，所以改名叫紹武，一直用到現在，改不過來了。
我1946年中學畢業，當時所有的男生都是去報考工科，要以工業報國。我也考上了杭州的之江大學電機係，但因為我的數學不怎麼好，念得很吃力。一年之後，聽說燕京大學的外文系很好，加上燕京大學的校長司徒雷登又是我父親的好朋友，家裏很支援，我就約著老同學一同報考燕京大學，所幸一考就考上了。
大學畢業之後，我做過一年的便衣警察。因為我在大學裏學了點外交，所以被分配到天津公安局做武警，待了一年之後，我覺得自己性格不適合，加上眼睛又不好，就在父親的老朋友夏衍的幫助下，調到了文化部。他問我想在哪兒工作，我說給我找個有書看的地方就好。
我在北京圖書館幹了29年，從事國際圖書交換工作。幾年前，圖書館給工作30年的人頒發了獎狀。去年我生病的時候，圖書館的老同志來看我，我說：“我就差了幾個月，你們不給我獎狀？”他們回去之後就把這個獎狀給我補過來了，哈哈……
我大約是“文革”期間，進行國際圖書交換沒有中止的惟一一人。那時候別人要我參加革命，我說：“不，你們都是革命派，我是搞生產的。”我的膽子很大，“資產階級文學作品”也敢交換過來。
我那裏有很多在外面看不到的書，就相當於一個寶庫了，許多有名的知識分子都到我那裏尋找精神糧食，包括蕭乾、王佐良、馮亦代這些大家都跑到我的辦公室借書，那時侯他們是“黑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者“反動學術權威”，我把書偷偷借給他們。給他們提供書看的狀況一直持續到1983年以前，因為改革開放後，雖然可以通過外文書店購書，但當時外匯很緊張，不能隨便拿去買資產階級的書。現在回想起來，這也算是另一種形式的“讀書沙龍”了。
還有我的老朋友傅惟慈、董樂山、李文俊也經常到我家來借外文書看，那時侯我們相約，以後有機會要抱定某作家進行專題研究，我當時給自己選定的研究目標是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和英國作家安東尼·特羅洛普。
粉碎“四人幫”之後，社科院成立美國研究所，創始人董樂山和施鹹榮邀請我過去一同工作。施鹹榮研究美國小說和文學史，董樂山研究美國社會與文化，我研究美國戲劇——董樂山說我們是“三劍客”，現在三劍客走了倆，就剩下我了。
曹禺沒聽過阿瑟·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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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今天的角度，曹禺不了解米勒是一件非常奇怪、也非常悲哀的事情，這個掌故也從另一個側面顯示出翻譯的重要性。今天米勒已經不那麼流行了，可是他曾經帶來的影響，人們不會忘記。
1978年，阿瑟·米勒到中國訪問，國家安排曹禺接待。
米勒知道中國的第一劇作家是曹禺，但曹禺對他說：“你是美國的劇作家？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你。”米勒覺得很奇怪，也感到不太高興，這個情況被反映到了夏衍那兒。
其實，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我就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內參上寫過文章，介紹米勒所寫的部分劇作的內容提要。夏公打電話給我說：“紹武，你寫的那篇文章還有存稿嗎？趕緊複印了給黃佐臨寄過去。”夏公讓黃佐臨在上海接待米勒的時候挽回影響。
他們果然在上海一見如故，黃佐臨告訴米勒說：“我們很早就介紹過你，在內部刊物上刊登過你的劇本的故事梗概。”米勒聽了很高興，黃佐臨就請他給中國觀眾推薦一齣自己的戲，他推薦了《煉獄》。
黃佐臨給我打電話說你趕緊把《煉獄》翻譯出來，我要排練出來公演。1981年這幕劇在上海人民藝術劇院上演的時候，為了吸引觀眾，改名為《薩勒姆的女巫》。
這個戲十分成功，一連上演了50多場，觀眾們覺得劇中反映的美國歷史上的冤案和“四人幫”造成的許多冤獄很相似。有個觀眾看了演出之後對米勒說她不敢相信這齣戲出自一個美國人的手筆，還有人寫信給黃佐臨說：“歷史常常有驚人的相似，這個教訓太深刻了，歷史的悲劇決不能再重演。”我是在1983年才見到阿瑟·米勒本人，他過來導演英若誠翻譯的《推銷員之死》。他告訴我他正在看元雜劇，還說：“我很欣賞中國的戲劇，我們外國的話劇，一般觀眾到第二三部還不太清楚人物關係，你們的一齣來就自報家門，讓觀眾了解得很清楚。”後來他回到美國，在自己的劇目中也採用了這種自報家門的形式。老先生現在快九十歲了，還在寫作。
第一個介紹納博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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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沒有人不知道《洛麗塔》，但或許正因為如此，到現在為止，納博科夫也沒有在中國產生真正的重大影響，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對第一個譯介納博科夫的梅紹武來說更是如此。
我是第一個介紹納博科夫進入中國的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時候，上海譯文出版社要出一套書介紹美國文學，找到我的時候，我就選擇了納博科夫，因為他當時是西方很重要的一個作家，被稱為“小說之王”。
他們本來要我翻譯《洛麗塔》，但我拒絕了，這個小說講的是一個老頭和一個小姑娘談戀愛，我不太喜歡它，覺得它和我們中國的道德不太相符。但後來我看到評論，說它諷刺了美國社會，還是有積極意義的，所以不要把它當做一部黃色小說。現在它在美國也得到很高的評價，我想，它大約還是一部好作品吧。
當時我選擇翻譯的是《普寧》，它比較好翻譯，也很幽默，講的是一個沉浸在祖國俄羅斯文學裏面的大學教授，在美國教書時出了很多洋相。這本書我在圖書館時沒有交換來，是從我在燕京大學的恩師趙蘿蕤那裏借到的。
1985年，一位美國作家到我家裏來聊天，聽說我翻譯了《普寧》，就建議我翻譯《微暗的火》，說它是納博科夫最好的作品。我看了之後覺得這部書太難翻譯了，李文俊建議我選譯。我花了半年的時間翻譯了其中幾章刊登在《世界文學》上。1999年的時候，我才又花了半年多的時間，把它全部翻譯了出來。
納博科夫好用生僻的古典字，一般字典上找不到，翻譯他的書得備一本《韋伯斯特國際大詞典》。他的文筆十分晦澀，就像一位西方評論家說的那樣，頭一遍讓你雲裏霧裏，第二遍理出些頭緒，第三遍才能茅塞頓開，發現其中陽光燦爛無比。
所以，翻譯自有翻譯的樂趣。像納博科夫就盡製造謎語，有時我怎麼也想不明白，等到突然豁然開朗就會很高興。
納博科夫的作品在世界上很有名，但在中國知道他的人不多，大約是因為他沒有像米蘭·昆德拉那樣被宣傳得厲害。明年上海譯文出版社打算重新推薦一下納博科夫的作品，應該會有效果。
偷譯偵探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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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說可以通過偵探小說了解外國社會，這話還是太“正確”了，其實“有趣”兩個字已經足以為通俗小說正名，好多作家和譯家都喜歡偷偷弄一些通俗作品，其實這些作品往往有更強的生命力。
一般人覺得通俗小說不值得看，但我覺得挺好的。比如偵探小說，我們也可以通過它們了解外國社會。上大學的時候，課上只介紹嚴肅文學，而我和我老伴在燕京大學的時候都喜歡私下裏看看偵探小說。
我們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時候就開始翻譯一些偵探小說，提供給《啄木鳥》和《外國故事》刊登。《外國故事》是我們的老朋友任溶溶在上海主編的一本給孩子們看的雜誌。我覺得現在的中學生太可憐了，閱讀的東西太貧乏，所以想翻譯點偵探小說給他們看。而且，好的偵探小說都會把壞人寫得很聰明，但是不管壞人有多壞，最後都會被破案。
開始的時候，我們是用孩子的名字署名，比如紅紅啊、美美啊、東東啊。因為我們一直都是搞嚴肅文學的，突然搞通俗文學有些不太好意思。後來任溶溶說就用你們自己的名字吧，幫我們增加一下這本刊物的知名度。
可惜的是，前年這本雜誌被停刊了。
我們這二十多年來翻譯的偵探小說有40萬字已經被編成了集子，但還有好幾十萬字沒出版。現在我到了晚年了，怕腦子失靈，常常和老伴一起翻譯一點通俗小說，尤其是偵探小說。我們翻譯時，也不用看字典，一邊翻譯一邊哈哈地笑，權當消遣。
去年，上海譯文出版社讓我們重譯《福爾摩斯》，我說它都已經有那麼多個版本了，何必呢？他們說現在市面上的版本都不太好。我們看了看，發現即便是名家翻譯的也有錯誤，的確有必要重譯。我們選了21個故事，翻譯了37萬字，明年應該就會面世。到時候看看這個精選集的銷路好不好，再決定要不要全譯吧。
■記者手記
納博科夫在與夫人共同生活的最初日子裏，就列出了一張清單，明確指出哪些是他不會而且永遠不準備學會的，其中包括：開車、打字、說德語、合上傘、與熟人交談。
據梅紹武先生的夫人屠珍教授透露，梅先生也是堅決不開車的，儘管在他小的時候，家裏就有汽車可開。再有，梅先生是堅決不進廚房的。
梅先生自己告訴我說：他喜歡看書、聽京戲和西方古典音樂，不喜歡浪費時間，尤其憎恨打牌賭博。
“她雖然美，不代表她是沒有靈魂的。”梅先生和屠教授一致為阿瑟·米勒的前妻瑪麗蓮·夢露抱不平，說其實她一直都只是想演好劇中的角色。
研究了一輩子的外國戲劇的梅先生，到了晚年覺得還是中國的戲劇好，應該大力弘揚。
來源：新京報 劉晉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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