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當代人的記憶裏，京杭大運河之壯觀、之博大、之悠遠而深長，都是與中華文明的另一大象徵－－長城聯繫在一起的。在遼闊的中華大地上，長城從山海關由東向西南延伸，寫下“陽剛雄健的一撇”；大運河則從北京由北向中國東南沿海緩緩流淌，寫下“陰柔深沉的一捺”；兩大人工奇跡組成了中國漢字中一個頂天立地的“人”。
然而，當長城在１９８７年被列入首批中國“世界遺產名錄”時，大運河卻仿佛被遺忘了。時光如梭，２０年過去了，在世界遺產不斷拉長的名錄中，人們依然沒有看到京杭大運河的身影。
江蘇、山東等地已對大運河沿岸文物古跡和沿線文物埋藏區進行全面、系統的調查與勘探，對其中一些已著手制定和實施保護方案，部分地段也正配合南水北調工程進行必要的搶救性考古發掘工作。 作者：馮磊
運河申遺：一場遲到２０年的約會
在不久前召開的全國兩會上，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在全國政協舉行的“大運河保護與申遺”集體採訪活動中，首次向在座的中外記者宣佈：“大運河已經列入重新設定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這意味著，在長城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整整２０年後，京杭大運河終於拿到了跨入世界遺產“門檻”的入場證，但競爭還只是剛剛開始。
中國文物學會會長、已經８０多歲高齡的羅哲文老先生既是中國“申遺”２０年餘年的參與者，也是見證者。談及大運河為何與中國首批“世界遺產”失之交臂，羅老心中也充滿了遺憾。
據羅哲文介紹，２０多年前我國申報長城等第一批世界遺產時，專家們就提出了“大運河申遺”的建議。但當時普遍的觀點認為“文物是固定的，運河是流動的”；而且大運河一些河段已經乾涸、部分河段污染較重、一些河道已經改變，因此大運河不適合申報世界遺產。
當時的另一個顧慮是，大運河的主體是隋煬帝主持修建的，修建的初始目的也是供皇帝驕奢淫逸之用，大運河申遺會否產生意識上的負面影響。大運河申遺的事情也就因此耽擱下來……
大運河示意圖
２０年過去了，大運河之變化可謂“有喜亦有憂”。
在江蘇無錫，古運河河道和沿線古跡得到了妥善保護，許多遊客面對枕河而眠、槳聲驚夢的運河意境流連忘返，讚譽為“神奇的旅遊”；運河保護的“無錫模式”也受到了專家學者們的高度評價，併發出了“萬里長城精華在八達嶺，千里運河韻味在無錫”的讚嘆。
與此同時，由於多年來缺乏一個對運河沿線文物遺存範圍的界定，各地運河文物遺存保護程度不一，一些重要的運河文化遺存甚至面臨消失的困境。
三千里大運河縱貫南北，其河床的歷史最高點位在山東濟寧的南旺鎮。明朝初年，為解決運河水源豐歉不均、船舶至此無法通過的問題，民間治水專家白英獻策，建造了著名的南旺水利樞紐工程，從大汶河引水濟運河。汶河水經南旺分水閘分流，三分往北流、七分往南流，因此留下了“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的傳奇，並保證了這段運河“水脊”常年順利通航。
然而，記者發現，由於黃河改道從山東利津入海後這一段運河不再通航，這一工程已就此廢棄並被大眾遺忘。當年發揮作用的分水樞紐工程已經難尋蹤跡，剩下的禹王殿、觀音閣等遺跡也已蛛網密織、破敗不堪。水利專家認為，這一工程是三千里大運河科技含量最高的一項工程，堪與世界遺產都江堰齊名，如不及時加強保護，這一重要的遺跡可能面臨消亡的危險。
保護之難：經濟運河與文化運河之爭
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２日，在北京運河南新倉遺址，全國政協“大運河保護與申遺”考察團一行５０余人從這裡出發，開始了新世紀以來對京杭大運河最大規模的一次全程考察。記者隨團考察了京杭大運河沿線部分河段。一路行來，記者深刻感受到，運河保護與申遺之難，關鍵難在經濟運河與文化運河的紛爭與平衡。
河北省廊坊市是大運河出北京後流經的第一座城市，全長２１．６公里的大運河廊坊段承擔著北京和廊坊兩地洪水下泄和污水排放的雙重功能。由於上世紀７０年代初海河整治時對這一段進行了裁彎取直，河水流速加大，導致運河兩岸坍塌嚴重，其中曹店村坍塌長８００米、寬８０米，河岸距村民住房不足５０米。
運河天津段與廊坊段功能基本相似，由於上游和本地污水下泄，加上缺乏其他補充水源，天津和廊坊河段運河自凈能力較弱，部分河段常年為五類甚至劣五類水質。在黃河以北的大運河許多河段，污染、坍塌甚至乾涸的狀況較為普遍，人們在這些河段已經很難感受到運河文明的偉大。
考察中，專家們感到：乾涸、污染以及部分文物遺存瀕臨消亡，是大運河保護面臨的三大難題。而如何有效協調其中蘊藏著的經濟利益與文明價值之間的矛盾，是解決這三大難題的關鍵。以解決污染問題為例，“逐水而居”的化工產業是造成部分運河河段污染嚴重的“罪魁禍首”：給運河保護劃定多大的沿線核心區、緩衝區，將意味著不僅新的化工企業不能落戶這一化工產業偏愛的“肥沃土壤”，已有的化工企業也面臨提高污水處理成本甚至撤並關停的命運；短期來看，地方經濟發展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同樣的道理，對於運河文化遺存不同保護等級的劃分，可能意味著在保護這些遺存的經費投入上，國家或者地方將成為主要的支付者。因此，一些重要的文化遺存在地方政府“等、靠、要”的遊移觀望中，逐漸走向消亡。
作為比巴拿馬運河早２２４５年，比蘇伊士運河早２３６４年，比“運河之王”土庫曼運河早２４４３年的運河，京杭大運河的文化深層價值是難以用簡單的經濟標準來衡量的。即便如此，經濟利益與文明價值並非不能兩全，一些先行起來保護運河的地方已經從中受益，經濟運河與文化運河在這裡交融綿延，和諧相處。
在山東聊城，啟動於１９９９年的大運河聊城段整治工程，使運河沿線不少歷代漕運遺跡露出真容；在已經修復的２０多公里運河河道上，共發掘出了船閘、古橋、碼頭等古代遺跡近３０處，並基本上按照“修舊如舊”原則進行了修復。蕩舟聊城運河，河水清清，楊柳依依，沿線古橋、古塔、古寺到處可見，石雕、石刻、廟宇遙相呼應，好不愜意；目前，以古運河為代表的旅遊產業已經成為這個城市的支柱產業。
精明的北京通州人更是把運河保護和人文奧運緊密聯繫在了一起。“一枝塔影認通州”，燃燈塔是通州的標誌，也是當年運河千里漕運最北端的終極標誌。近年來，通州斥千萬鉅資，向全球公開招標進行運河城市段的規劃，目前已初見成果。根據總體規劃，圍繞運河整治、疏浚、恢復古道等總投資將超過１００億元。據了解，通州運河文化景觀帶已被列入北京２００８年人文奧運六景區之一。屆時，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有望在欣賞北京奧運的同時，徜徉活力再現的通州運河，在休憩之餘感悟古老的運河文明。
申遺之機：國家抉擇與民眾行為
同樣是在２００６年的初夏，５月２４日，全國政協“大運河保護與申遺”考察團成員齊聚運河南端的名城杭州，一致通過《京杭大運河保護與申遺杭州宣言》，明確了“大運河與長城同是中華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徵”的重要地位，並呼籲從國家戰略的高度出發，全面啟動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工作。
運河申遺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那麼，運河離申遺到底有多遠呢？
根據《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項目應當滿足以下六項價值標準之一：一是人類創造的智慧的傑作；二是一段時間內或文化期內在建築或技術、藝術、城鎮規劃或景觀設計中一項人類價值的重要轉變；三是反映一項獨有或至少特別的現存或已消失的文化傳統或文明；四是描繪出人類歷史上一個重大時期的建築物、建築風格、科技組合或景觀的範例；五是代表了一種或多種文化，特別是在其面臨不可逆轉的變遷的傳統人類居住或使用土地的突出範例；六是直接或明顯地與具有突出普遍重要意義的事件、生活傳統、信仰、文學藝術作品相關。
羅哲文說，大運河以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被譽為“古代文化長廊”“古代科技庫”“名勝博物館”“民俗陳列室”，是中國悠久歷史文明的最好見證，不僅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對人類歷史發展的作用也為世界所公認。因此，從價值標準的角度評價，京杭大運河完全符合申請世界遺產的條件。
此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最新一版《行動指南》中，遺存運河和文化線路作為新的世界遺產種類已經赫然在列，而且國外已經有運河成功申報世界遺產的先例；加之南水北調東線工程（主要借助大運河河道調水）通水在即，京杭大運河正在迎來新世紀以來最好的保護與申遺良機。而把大運河申報為世界遺產，其主要目的仍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大運河遺產。從這個意義上講，運河申遺並非終極目的，而是運河保護向更高階段跨越的里程碑似的標誌。
大運河浩浩蕩蕩，從北京城一路向東南穿越海河、黃河、淮河、長江，最後聯通錢塘江，千百年來氤氳著“中華富庶與文明”的氣息，哺育著東部中國一半以上的英雄兒女。也正是因為大運河工程之浩大，流域之廣闊，古跡之豐富，從而使運河遺產保護與以往任何一項世界遺產相比，其難度幾乎有過之而無不及。
山東省原政協副主席李殿魁是一位記者非常尊重的水利專家。他曾數次上書建議國家借南水北調東線工程進一步疏浚濟寧以北大運河河段，改原來設計的單純調水為“通航與調水”雙重功能，同時還可以更好地滋潤北方乾涸的大運河河段。老先生的論證是否科學記者無法判斷，事實上，類似萊茵河一樣的歐洲河流也一直擔負著重要的航運功能。記者所擔心的是，我們的民眾素質能否保證，在運河不斷延伸的航道上，還運河一個像萊茵河一樣清潔舒爽的身軀；如是，則運河保護“乾涸與污染之難”均解，文物保護亦可期也。
唯其如此，運河保護與申遺不僅僅是國家與專家的抉擇與行動，更應該成為大家一致的抉擇與行動；切莫讓這些專家學者的奔走呼籲成為孤獨的行動與聲音。畢竟，中國只有一條京杭大運河，世界也只有一條京杭大運河。
新華網 鄧衛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