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當下更多只是一種象徵意義上的歷史地理遺存，但京杭大運河這樣一條長度超過1494公里、最早河段流淌歷史超過2500年的著名人工河，註定不會悄無聲息地走向湮滅。如今，由於要申請世界文化遺產，京杭大運河又一次進入經濟、文化、民生等多重社會視野。

　　毋庸諱言，面對今天京杭大運河的客觀現實，看起來惟有文化的意涵乃其最為典型的標誌形象。前不久，國務院將京杭大運河公佈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且大運河已被國家文物局列入重設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為此還成立了大運河聯合申遺辦公室，可見大運河的保護與申遺正在積極穩步地推進。

　　需要強調的是，在最近一次京杭大運河全程考察活動中，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指出，“要注重深入挖掘運河文化豐富的內涵，不要將運河文化簡單化、商品化；注重保持運河文化的真實性和完整性，不要隨意‘打造’運河文化。”應該說，這是京杭大運河保護與申遺中必須堅持的重要指導思想。

　　實際上，通過申遺的手段來保護好大運河這一珍貴文化遺產的意義不言而喻。但是，如同其他文化保護和申遺項目一樣，需要認真考慮實施過程中如何遵循傳統文化遺存保護的自身規律，切忌把大運河的保護與申遺變成又一項名不副實的“文化打造”活動。

　　著名作家馮驥才先生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文化可以打造嗎？》的文章。文章指出，所謂“打造文化”的口號多是由一些政府部門喊出來的，其初衷固然是出於良好的願望，然而，最為明顯的還是經濟目的——發展旅遊，把老祖宗在不經意間留給後人的文化作為永遠的“經濟增長點”。因此，這種“打造文化”的本質“便是一種市場化改造，即對歷史文化大動商業手術……”他認為，“打造文化”的口號“對文化建設也有其不容回避的危害性”。

　　不可否認，工業化社會為當代人創造了太多的物質福利，社會大眾的消費需求得到了極大滿足，由此還形成了具有現代特點的消費文化。但這種快餐式、商品化的消費文化也是需要檢視和反思的，尤其是在文化消費的行為活動中，更應該自覺抵制一些短視、輕率的方式，對於類似“打造文化”的負面效應要有足夠認識。

　　具體到京杭大運河的保護與申遺，由於它具有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雙重屬性，我們決不可以把大運河及其文化作為“重新打造”的消費對象。應該避免那些為了“申遺”而製造假古董、假風貌的做法——一切塗脂抹粉、添油加醋、插科打諢等子虛烏有的“文化再生產”，對大運河而言，都將是破壞性的不負責行為，同時也無益於京杭大運河保護和申遺本身。換言之，要堅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關於遺產真實性與完整性的兩項基本要求，的確不能刻意“打造”運河文化。

　　著名建築師雷姆·庫哈斯還指出，在京杭大運河的保護與申遺過程中，“人們的注意力不應該只放在歷史的審美情趣上，而更應該放在歷史的價值觀對現代生活的作用上”。就是說，在權衡申遺、民生和發展三方面關係中如何找到一個合適的度的問題，同樣值得認真考慮。對此，我們需要通過實踐探索來增強對話、溝通的能力，最終真正落實“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基本原則。(寇軍)

　　(作者係南京航空航太大學博士後)

科學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