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上海書展"上的講演《魯迅與我七十年》
一、我想觸摸活著的魯迅
我一直有一個想法，就是想寫一篇名為《我想觸摸活著的魯迅》的文章，目的就是希望魯迅能夠真實地活在21世紀青年人的心中，讓他活得更好，活得更有意義，更能促進中國社會朝向健康文明的方向發展。
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變遷不僅會固化我們的情感，而且也會加深我們對人與事的認識。對於已成往事的20世紀，作為魯迅的家屬，我的感慨不僅深刻，而且複雜：魯迅在20世紀的影響是有目共睹的，他以畢生不懈的努力創造了一個輝煌的“文化魯迅”，這是我作為魯迅家屬的驕傲。從更廣的視野來看，魯迅作為作家的意義可能還表現在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歷史進程中，在這個過程中，魯迅努力實踐著傳播新文化的信念，同時，他也因為自己不憚前驅的意志而成為了一面具有召喚性的旗幟，對以後那些同樣致力於中國進步與發展的有為者而言，魯迅是令人尊敬的前輩和導師。
然而，從20世紀到21世紀的今天，關於魯迅，似乎發生了許多變化，有些變化還在持續進行中，這些變化不僅使我感到十分不安，而且，隨著時間推移，這種不安又越來越明顯地在我內心轉化為對“文化魯迅”的責任感了。2002年，我們在上海成立了非企業性質的魯迅文化發展中心，全身心地開始了接近魯迅的工作，把中心的辦公地點就選擇在當年魯迅住過的上海虹口，離他的墓地走路三分鐘。在四年的工作中我接觸了與魯迅相關的所有紀念館，聯繫了與魯迅命名的各類學校，對魯迅故鄉和他的所到之處作了大量的實地訪問，此外，我還與一些研究魯迅的學者、專家取得了聯繫。在與社會大眾的交流中我獲得了大量資訊。當然，我也接觸了很多學生。隨著工作的展開和延續，原來那些讓我不安的東西越來越沉重了。在此之前，作為魯迅的兒子，我天然地擁有與魯迅最直接而密切的關係，但是現在這種聯繫似乎已經被一種無形的力量切斷了，我在宣傳魯迅、紀念魯迅這樣一個垂直的系統裏，並沒有找到那個本應屬於我的獨特位置。這是一件令人感到遺憾的事情。在法理上魯迅應該就是我的親人，在感情上也是我的親人，可是現在卻感覺這個魯迅離我很遙遠，好像幾乎已經不是我們家裏的人了，我背負著魯迅兒子的重負卻幾乎不能直率的表白，就是當我把所有魯迅遺物捐出去以後，我從此就開始被當成了花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家屬很疑惑，如果這種權利也被剝奪的話，這還是否符合魯迅的原意？
假如魯迅作為一個時代的符號有理由有必要走下去的話，則必須給青年人一個有血有肉的魯迅。生活中的魯迅其實是個愛開玩笑、非常幽默和藹的人。從魯迅的外貌上來說，我想還他的是這樣一個原本的形象，說老實話，我迫切地需要表達我們家屬對魯迅的認識。
二、“意識形態化”掩蓋了真實的魯迅形象
在已經存在的對魯迅的認識和理解中，魯迅的真實形象顯得遙遠而模糊。現在我雖然在很多地方可以聽到魯迅，魯迅也還是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呈現著，但是這樣的魯迅並不是非常真實的。
事實上，對魯迅的宣傳和紀念始終都與對魯迅的認識相互聯繫著。作為魯迅的家屬，我對這一點尤為敏感。魯迅與現代中國社會的變革關係是很密切的。因此，魯迅與現代中國革命歷史的關係也就顯得格外醒目。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時間裏，魯迅受到了來自政治意識形態的特別重視，魯迅的革命性開始逾越他的文學家和思想家的身份而得到了特別的強調。以往很多描述魯迅的文字也把他刻畫成了一個喋喋不休、拿著匕首和投槍的戰士形象，形像是雙眉緊蹙嚴峻凝重的，思想是革命化戰鬥化的，沒有個性和生活，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只剩這麼一個殼，甚至在對這個殼的描述中，也忽略了他作為思想家、文學家的存在，離開了他作為一個最根本的文學家這樣一個位置。我總覺得這樣的魯迅很空洞，我不認識這樣一個魯迅。以後，中國的現行教育體制也把這個特別“革命化”了的魯迅形象以知識普及的形式傳播給了一代代中國人。即使到了21世紀的今天，我們中學語文課本裏的魯迅形象也還保留著濃厚的“意識形態化”的特徵。這個“意識形態化”了的魯迅體現更多的實際上是一種實用價值，而他的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則被大大地簡化了。
此外，對魯迅的認識和理解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形式，這就是存在於中國各大高校和各研究機構裏的魯迅研究。魯迅研究的工作也因為歷史的原因曾一度被“意識形態化”，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開始出現明顯變化，出現了很多優秀的魯迅研究者。我對他們的工作很尊重，因為，他們把主要力量和智慧放在了“還原歷史中的魯迅”這樣一個工作上。“還原歷史中的魯迅”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20世紀的相當一段時間裏，魯迅被嚴重地“革命化”和“意識形態化”了，以至於完全掩蓋了歷史中真實的魯迅形象，當然也就取消了魯迅作為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巨大的思想存在和文化價值。然而，這種還原的工作，由於研究者個人的立場差異存在理解與認識上的歧見，因而，也就會存在思想上不同見解間的論爭。也就是說，學術界對魯迅的認識是不完全統一的，還處在一個不斷還原，以趨於接近那個歷史中真實的魯迅的過程之中。
因此，我的不安顯得尤為迫切。根據我的不完全調查，現在青年的一代已經開始淡忘魯迅了，如果你去問他們“魯迅是誰？”他們就會說“橫眉冷對千夫指”呀，“俯首甘為孺子牛”呀；這都是一個已經“階級鬥爭化”了的魯迅，一個除了用“戰士”這個名詞來說明以外就找不到詞彙來說明的魯迅。魯迅在20世紀所作的工作及其對推動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歷史意義，他們幾乎沒有什麼了解。所有這些都令我十分不安和迷惑，因此，如何讓魯迅活在21世紀青年人的心中，這是一個需要全社會共同來關注的大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恐怕首先在於回答“魯迅是誰”這樣一個問題。
那麼，魯迅究竟是誰呢？
三、還原魯迅的真精神
如果說，“還原歷史中的魯迅”是在追求對魯迅的認識價值，那麼，我所說的要對魯迅的人格和精神做出概括，則是在追求魯迅的文化價值和精神意義。
尋求對魯迅的理解，找尋“魯迅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關鍵在於對魯迅的人格和精神做出概括。我想從四個方面來談談我個人對父親的認識。
首先是立人為本的思想。
“立人為本”是魯迅精神的靈魂。實際上，魯迅從青年時代起就自覺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推動中國社會現代轉型這樣一個巨大的社會工作上去了。國族遭受淩辱的歷史困境曾使魯迅十分痛心，這激發了他對人的精神麻木，尤其是中國人的精神麻木的自覺而深入的關注。他在日本留學期間無意間看到影像中麻木的中國人，這件事對魯迅刺痛最深，他在《吶喊自序》裏寫到：“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只有當具有個體尊嚴和獨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確立起來，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中國的崛起和強大才是可能的。”魯迅在這裡講到的個體尊嚴和個體意識的覺醒，就是他“立人為本”思想的精髓。
魯迅講的個體尊嚴，代表著現代人的價值理念，這種觀念表明每個個體都有充分發展自我、享受幸福的權力，同時，他也完全擁有個人獨立思考的權力，這是每個人的天賦人權。人不應該為自己的獨立思考遭受損害，這是一種普世價值理念。而個體意識的覺醒則意味著個體對自我的生存價值的關注與自覺。擁有這種個體意識的人會自覺地要求自己活出一個樣子出來，他會活得很有尊嚴，也很有魅力，所以，一個人有了這樣的意識，他就具有了真正的勇氣，他就可以“橫眉冷對千夫指”了。他也就可以擁有“一個人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這樣一種坦蕩的胸懷了。所以，個體意識著重於人的生命價值和意義的追求，以及人的精神氣度的養成。
擁有了個體尊嚴和個體生命的自覺意識，也就擁有了魯迅所說的“自信力”。而這些擁有自信力的人，才是中國的脊梁。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就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所以，魯迅接著指出：“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覺醒人的個體尊嚴，激活人的個體生命意識，這是魯迅人格與精神的首要之點，具有個體尊嚴和清醒的個體意識是他特別看重的精神品質。
第二是獨立思考。
如果說立人為本是魯迅思想與精神的靈魂的話，那麼，獨立思考則是他的骨髓，它使“立人為本”這個靈魂獲得了支撐。仔細思考魯迅的獨立思考的內容，大概可以包括三個方面：
(一)獨立思考體現為一個人如何把“立人為本”的理念真正落實在自己的身上。這種獨立思考要求一個個體自覺的人對自己的生命負有完整的責任。在五四新文化時代，像魯迅這樣的早期思想啟蒙者特別看重一個人對自己生命的負責態度。我要過怎樣的生活不應該讓父母來包辦，也不應該由某個外在的絕對權威來支配，我有我自己的選擇，這其實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重要的東西。它真正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我這樣一個人應該怎樣度過自己的一生才是有意義的，對這樣的問題，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是有著明確堅定的立場的。
(二)真正的獨立思考意味著能夠把批判精神體現出來。魯迅在《野草》中描寫了一個舉起投槍的戰士，這個戰士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自我形象。這就是說，魯迅是自覺地把批判的重擔放在了自己身上的。他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鬥士。這裡，批判的意思是一個人有勇氣面對真實的世界，並且不依賴任何外在的權威做出自己獨立的判斷。魯迅就是一個具有這種批判精神的鬥士。值得特別強調的是，魯迅的這種批判目的不是破壞、拆毀和顛覆，而是在於推動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建設一個強大的中國。他的建設性的意義是非常明顯的。應該說，魯迅對孫中山推翻千年帝制、親手創建的新制是有感情的，是希望它成長壯大的。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種希望和期待，他才對那些醜惡的、腐敗的、麻木的、落後的現象懷抱如此深刻的憤怒。但在這憤怒後面難道不是跳動著一顆希望的心嗎？所以，我們說魯迅是一個為新文化理念去戰鬥的人。當他看到一切阻礙著新文化傳播的力量的時候，他是以合法的、和平的方式來捍衛新文化的，雖然有時候他使用諷刺與挖苦的筆調，但這僅僅是他的一種個人風格，是無可厚非的。
(三)獨立思考也意味著文化與觀念的創新精神。在擁有深厚封建文化傳統的國度努力傳播新文化的理念，這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的創新，是需要用勇氣來實踐的一項人類壯舉。魯迅首先是思想家。這是我們一開始就特別強調的。魯迅強調在思想與文化觀念上的創新，是在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基礎上的更高程度的創新。同時，也要看到，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也必須依賴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思想和文化創新的意識。所以，文化和觀念的創新既是基礎性的創新，同時也是主導性的創新。
第三是拿來主義。
魯迅是一個在文化上積極主張拿來的思想家。拿來主義就好像是魯迅精神與人格的眼睛，體現的是他的氣度、視野和眼光。他在《拿來主義》一文中這樣寫到：“我們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先有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炮，後有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印著‘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於是連清醒的青年們，也對於洋貨發生了恐怖。其實，這正是因為那是‘送來’的，而不是‘拿來’的緣故。”這“送來”的歷史就是被迫、屈辱的歷史。何以打破這被迫和屈辱呢？那麼，就首先需要去拿來。所以他說：“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麼，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拿來主義體現的是文化的氣度、視野與眼光。他是一種主動積極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的拿來主義，他的立場是完全中國的。他是腳踩在中國的大地而放眼世界的，一切拿來的東西都是為了我們自身的自強和壯大。所以，他與崇洋媚外是勢不兩立的，也不贊同無選擇的亂拿。
第四是韌性的堅守。
韌性的堅守是魯迅精神的手和足，它是對上述三個方面的積極而堅持不懈的踐履，是觀念落實在行為上的具體過程，是一步步走、一點點做的持續不斷地努力和進取。所以，魯迅的韌性，體現的是一種堅守的精神。它從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長度，二是強度。所謂長度，就是指每天的工作從不懈怠，所謂強度，就是指每日工作的辛勞與效能。魯迅在他的《野草》中有這樣的句子：“是的，我只得走了。況且還有聲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喚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腳早經走破了，有許多傷，流了許多血。”那“前面的聲音”其實也就是他自己內心的聲音，這實際上就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實寫照，持之以恒，進之以猛，把堅守貫穿于生命的整個歷程，一個人能夠擁有這樣的人生，就足以令自己欣慰的了。所以，我們理解的魯迅，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在他彌留之際，是沒有什麼悲哀痛苦的，因為在他的一生中他盡可能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而且做得那麼好，魯迅在自我完成方面是足夠欣慰的。一個人能夠在自己有限的生命歷程中把自己做成，這是多麼精彩，他怎麼會感到悲哀呢？所以，籌拍40集魯迅電視劇，我就對編劇們說，不要把魯迅的彌留之際描寫得很悲哀，他應該是豪情滿懷的。
從魯迅身上我們可以看出，要做到韌性的堅守，就要面對三個東西：暴力、權力和軟暴力，應該說，魯迅對來自這三個方面的壓力是做好了足夠的精神準備的，所以，他從來沒有被暴力和權力屈服過，更沒有被軟暴力所腐化和動搖。尤其是軟暴力，更有當今的現實意義。要知道，魯迅當年的生活是很精緻的，他當年的生活大概仍然是今天很多人追求的夢想，但是魯迅從來沒有因為自己擁有這樣的生活就遺忘了自己對社會的使命，他對自己的使命和自我完成是充分自覺的。現在社會上流行的拜金主義思想很嚴重，對青年一代影響很壞，一個孩子在家裏總是養尊處優，害怕困難，遇到一點點挫折就受不了，這很成問題。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軟暴力處處顯示威力的時代，如何在這樣一個時代中使每個生命個體發育成型，擁有健全的個體生命自覺，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以上我談了我的不安和迷惑，談了魯迅的精神和人格，這是在沉思良久後，我作為魯迅的後代鼓起勇氣，在魯迅走後70年來第一次說出我的想法，發出我的聲音。第一次表達我作為魯迅的兒子對父親的理解和認識。我希望能夠促進社會各界傳播和弘揚魯迅精神，並且讓這樣一種魯迅精神真正地活進21世紀，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社會工作。但我決不是把魯迅作為我個人的事情來做的，而是把他作為一個社會性的事業來追求，中國的未來需要魯迅，需要這樣的文化精神。因為他已經是一种經過一個世紀大浪淘沙所產生的中華民族現代的文化精神和脊梁的象徵。我希望這樣一個社會性的工作能夠有更多的人來參與。我在2006年策劃了一系列紀念活動，以紀念魯迅逝世70年。對這樣一個社會性的事業而言，這僅僅是一個開始，我提議將2006年作為“普及魯迅元年”，希望以此作為新的起點，把這一工作持續、有效、深入地開展下去。
(本文為作者在2006“上海書展”《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發佈會上的講演)
我作為魯迅的後代鼓起勇氣，在魯迅走後70年來第一次說出我的想法，發出我的聲音。第一次表達我作為魯迅的兒子對父親的理解和認識。我希望能夠促進社會各界傳播和弘揚魯迅精神，並且讓這樣一種魯迅精神真正地活進21世紀，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社會工作。但我決不是把魯迅作為我個人的事情來做的，而是把他作為一個社會性的事業來追求，中國的未來需要魯迅，需要這樣的文化精神。因為他已經是一种經過一個世紀大浪淘沙所產生的中華民族現代的文化精神和脊梁的象徵。我希望這樣一個社會性的工作能夠有更多的人來參與。
周海嬰
講演者小傳
1929年9月生於上海，1952至1960年在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習，1960年起在國家廣電總局工作。現任十屆全國政協委員；另任上海魯迅文化發展中心理事長，紹興魯迅紀念館、廈門魯迅紀念館名譽館長，北京魯迅紀念館、上海魯迅紀念館顧問，北京魯迅中學、紹興魯迅中學名譽校長，中國魯迅研究室、中國無線電運動協會(CRSA)顧問等。曾任全國人大第四、五、六、七屆代表，全國政協第八、九屆委員等職。
來源：《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