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河南安陽殷墟與四川大熊貓棲息地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申遺成功的地方無不歡呼雀躍。特別是在河南安陽，媒體以“舉城歡慶”描述這一盛事，電視直播、慶功會、發行郵票、萬人簽名活動……一切不無反映當地對於申遺的重視。重視的背後，不能不說蘊涵著對申遺後可能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殷切期許。

　　事實上，正是將申遺與經濟利益掛鉤，許多地方政府對申遺才趨之若鶩，甚至為此不惜一切代價，比如對文化遺產進行大規模規劃、整修和拆遷，以滿足申遺條件。但這種“保護性工作”，目的並不單純在於通過申遺強化政府責任，而在於通過申遺發展、升級旅遊產業。可以說，國內不少擁有世界文化遺產的地方，走的是開發─申遺─破壞的文物保護歧路。因此，申遺成功後往往意味著文化遺產噩夢的開始。比如，張家界武陵源景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6年後，便因超容開發被亮黃牌警告，而在第28屆世界遺產(蘇州)大會上，中國又有5處世界文化遺產在質詢名單之內。

　　眼下，一場文物商標搶注大戰熱鬥猶酣。這場大戰還分成幾大戰區：最頂級的商標是世界文化遺產稱號，這相當於在景點大門上高挂世界著名旅遊商標牌匾。再者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等同於“中國馳名商標”認證。各地為了搶奪文化旅遊資源，更是上演了不少鬧劇。比如，浙江青田與文成縣日前為搶奪歷史名人劉伯溫的“剩餘價值”而“大打出手”，一邊開研討會，一邊豎雕像，各自打出劉伯溫故里的旗號。即便是沒有什麼歷史名人、遺址的地方，也挖空心思憑空搭建文物空中樓閣，甚至從歷史小說中尋找市場靈感。比如一部《金瓶梅》便催生了安徽黃山金瓶梅遺址公園、山東陽谷金瓶梅文化旅遊區、山東臨清金瓶梅文化街等商業文化景點。

　　毫無疑問，《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目的在於通過公約形式，為集體保護人類共同的文化和自然遺產建立一個有效制度，進入世界文化遺產名單對一個國家來說，是約束和責任，而非毫無限度的商業開發和利用，更非竭澤而魚、大肆破壞屬於全人類的歷史和自然遺存。公約規定：“本國領土內的文化和自然遺產的確定、保護、保存、展出和遺傳後代，主要是有關國家的責任。該國將為此目的竭盡全力，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國資源……”而如今我國一些地方的世界文化遺產申請、利用模式，是不是已經偏離了公約的核心價值理念，都值得國人思索。

　　即便從效益原則進行考察，這種只顧眼前利益的發展模式也和可持續性發展觀相違背，其負面效應更是立竿見影。據報道，張家界挨黃牌警告後，為保住稱號而進行的整改工作共計花費10億元，比已獲得的經濟效益高出數倍。一些地方盲目進行的文化資源開發，也受到了市場的懲罰。不久前就有媒體披露，隨州厲山“炎帝神農故里”一年門票收入不到30萬元，加之官司纏身、管理不善等原因，當地新修建的系列建築破敗不堪，已呈文化破產之勢。

　　一方面是借申遺以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缺乏文化保護意識；另一方是盲目開發所謂文化商業資源，忽視市場經濟規律，這一切證明瞭當前申遺價值觀亟待反思的狀況。申遺固然是一地一國之榮耀，為了更好地宣傳和保護世界遺產，適度接待各方遊客也無可厚非，但這一切均應圍繞保護世遺這一中心任務展開。因為，國家文化和自然遺產一旦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就意味著主動接受國際規則約束，保護文化遺產的責任重於榮耀。而鋻於目前文化遺產保護現狀，這種責任意識尤須得到高度重視。

　　一百多年前，殷墟甲骨被當地農民拿去當藥材賣，由此揭開了甲骨文歷史大發現的第一幕；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殷墟以其在人類文化遺產中的重要地位，當之無愧地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懷著對人類文明的敬畏，我們期望殷墟不再重走其他世界遺產地過度商業化的老路，更期待申遺不再成為人類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命運終結者。

來源： 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