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學曾與張藝謀的合作已成為曲藝界的一段佳話
“我從小在北京土生土長，沒招過誰，沒惹過誰，總想要點強……”這段鏗鏘嘹亮、京味濃郁的琴書，從作詞到演唱都由關學曾老爺子一手操辦。最近中唱公司推出的《北京琴書泰斗關學增》CD專輯中，首次收錄了這段《有話好好說》，聽眾得以從頭到尾聽個完整。關老今年84歲，有關方面正在籌辦關老從藝八十週年紀念活動。五一期間，記者前往關老家中採訪，關老追憶往事，講述了他和張藝謀合作的前前後後。
關學曾三寫《有話好好說》
8年前，被諷為“不會拍城市題材”的張藝謀憋著股勁兒，與老搭檔姜文合作拍了一部《有話好好說》。當時電影基本已經拍完，進入後期製作，張藝謀認為片子裏音樂還不夠，希望再加點唱，但唱什麼好呢？他遲遲沒有拿定主意。
影片的音樂負責人臧天朔是個曲藝迷，他向張藝謀提議加上北京琴書，但張藝謀對琴書不熟，有點拿不準。
很快臧天朔找到76歲高齡的關學曾，請他給寫兩句詞唱一唱。關學曾說：“這個《有話好好說》我還不知道怎麼回事，怎麼寫呢？”臧天朔就把影片的整個資料拿過來請他看。
關學曾看了幾遍，剛剛心裏有數，臧天朔傳話過來，說導演指定要寫“買了個電腦……看打架”這事，規定兩天內交稿。關學曾一天就給寫好了，就是那段膾炙人口的“我從小在北京土生土長……”張藝謀一看稿子，點頭說：“行，就是它了！”
臧天朔就準備讓關學曾錄音。音還沒錄，導演傳過話來，要求再寫一段，關於“賠電腦……發現這人怎麼好……挺義氣……發現有刀……怕他犯錯誤……解除武裝”的事。
寫好了，沒等錄音，導演又讓加一段，這次是寫“年紀輕輕……找不到媳婦兒”的事。關學曾的感覺非常好，緊接著寫出“……論模樣，不數第一也數第二，談了六個吹了三對兒……”那段。
張藝謀看了這三段詞，馬上請關學曾來錄音。錄音時張藝謀和臧天朔都站在隔音室外聽，關學曾開口一唱，張藝謀就說：“可以，可以！”錄音順利通過，一次成功。
錄完音後，關學曾就沒跟劇組再聯繫過，後來還是從電影裏聽到自己的唱腔，有的是整段出現的，有的被截開，一句兩句地插在電影中。
《有話好好說》上映後，三段琴書和情節配合得天衣無縫，效果出人意料。張藝謀高興地說：“關老的琴書為我的電影添了不少彩兒。”後來，張藝謀還找過關學曾，請他就三段唱詞的創作寫一個感想，說要發表。
關學曾說，和張藝謀的合作，是琴書走向影視的一次嘗試，這個開端很好，他希望今後能有更多的影視作品使用曲藝藝術，儘管他都80多歲了，再遇到這種事，他還願意參加。
張藝謀到底想表達什麼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電影裏三段琴書唱詞，加起來不過寥寥兩三百字，但研究這三段琴書的影評文章可海了去了。在這個問題上，台灣學者林文淇的觀點流傳甚廣。
在《看電影的一百方法》中，林文淇寫道：片中主要的聲音是所謂的畫內音(劇情中的
聲音)，讓觀眾自然融入劇情中都市生活的混雜。最好的例子就是趙小帥到劉德龍開的KTV店裏去尋仇時……他追出辦公室，踢開一間一間的包廂，還衝入健身房，各種流行音樂及韻律舞的音樂像是收音機或電視機不斷換臺產生的音樂大雜燴。在趙小帥被揍之後，終於獲得安紅的首肯跟他約會，當他身著西式黑襯衫、休閒褲隨著扶梯逐漸出現在百貨公司二樓時，英國搖滾名曲《往西走》適時出現，仿佛嘲弄趙小帥此時盲目西化趕潮流的舉止。
在這樣混雜的背景聲音中，影片巧妙地安排了北京琴書來作為張秋生出現時的配樂，同樣的配樂也出現在安紅到傳統市集裏的舊書攤兒去找趙小帥的時候，知名藝人關學曾為這部影片特別編寫的內容，說出了張秋生電腦被摔壞後的感受，但是對影片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幾近失傳的傳統北京琴書，與影片裏完全現代化的都市以及前述那些聲音之間的格格不入，一如張秋生這位慢條斯理的老北京，抱著一部筆記本電腦在新北京裏格格不入一樣。
林文淇評論：趙小帥所不明白的，其實並非安紅的心，而是安紅所代表的整個新的都市與社會。《有話好好說》這部電影，並非是關乎個人性格或處世態度的道德故事，而是透過“從小在北京土生土長”的張秋生，和貌似新人類的趙小帥兩人，讓觀眾看到影片的真正主角——北京。隱藏含義是現代化的都市與傳統社會急劇斷裂，要適應新的都市生活，只有如趙小帥給張秋生的信末所說的，需要“換換腦子”。
北京琴書只此一家
與張藝謀合作絕非偶然，為何一提北京琴書，臧天朔就想到關學曾？因為“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北京琴書與關學曾融為一體，不可分割。了解關學曾，是弄懂北京琴書的關鍵。
據《中國音樂詞典》記載：北京琴書，其前身稱“五音大鼓”，清代道光年間興起于北京東南部及河北省安次縣(今廊坊市)農村，因以三弦、揚琴、四胡、鼓板伴奏，再加上演員的唱腔，合為五音，故名。
關學曾回憶說，起初“五音大鼓”在鄉下流行，特別是辦喜事或逢年過節，愛唱的莊稼人就聚到一塊兒自娛自樂，“現編詞”就唱起來。有一年農村鬧了災，農民進城沿街乞討，會唱的便賣唱，北京城到處都是唱五音大鼓的。後來電臺也邀請一些有名的演員去說唱、做廣告等。
當時翟青山的長篇大書《黃鳳配》特受歡迎。有一回他上電臺，彈三弦的和拉四胡的沒去，只好用一架揚琴伴奏，沒想到廣播出去以後，聽眾反映特別好，於是他只留下揚琴，改名為“單琴大鼓”。
新中國成立後，關學曾參加赴朝慰問志願軍，又到全國宣傳抗美援朝。這段經歷讓他大開眼界，見識了不少曲藝形式，尤其是琴書數不勝數，如山東琴書、徐州琴書、四川琴書、冀州琴書等，都有各地方色彩，可他的節目只有“琴書”倆字。於是關學曾就琢磨上了，本來它就是北京的土特產，自己又是北京人，又是用北京話唱的，怎麼就不能把它叫成“北京琴書”呢？一回北京，關學曾就把牌子改為“北京琴書”，很快得到同行和廣大觀眾的認可。
“北京琴書”這個名字就這麼定下來了，關學曾作為創始人，83歲高齡還登臺演唱。
不到三十歲就成了泰斗
關學曾出身微寒，由於家貧，只上過兩年小學。出於愛好，11歲起學藝，14歲便登臺。少年時代，關學曾個子高高的，眉清目秀，嗓音清脆，頗有明星氣質。20歲那年，在西單臨時商場說書說紅了。那個場子地方大、板凳多，沒點道行，就沒法拴住觀眾。他說的是《回龍傳》，還沒開場呢，觀眾就坐得滿滿登登的，連週邊都站滿了人。進場的時候說著“勞駕、借光”才能擠過去。緊挨著這塊兒地的是說相聲的和跤場，都沒這兒人多，很多廣告商都跑這兒賣藥。
後來他挪到天橋“大老魏”茶館附近的一個場子，在那兒一晃唱了8年。在天橋地面闖蕩，那真得有點本事才行。關學曾管唱鼓曲叫“平地摳餅”：憑您的本事、您的演唱、您的兩片嘴掙出“嚼谷兒”來，能摳出什麼，您就吃什麼，有本事您就有酒有肉，沒本事您只能喝西北風。“我雖然沒摳出什麼酒肉來，總算沒餓什麼肚子。”
8年來，他有了自己的一撥兒書迷。有些書迷聯名送了他一塊匾，上書“琴書泰斗”。說實話，人家送匾哪兒有不高興的，他心裏美滋滋的，覺得自己總算沒有白幹，可又一想：“師父還在那！我怎麼能壓過師父去？”為這事沒少跟書迷說：“謝謝您瞧得起我，可別叫我什麼泰斗，您多聽我幾回書比什麼都強。”
23歲那年，關學曾跟夫人趙秀芳結了婚，說起這段姻緣，也是說書說出來的。趙秀芳是個書迷，老去聽關學曾說書。介紹人劉老太太也是書攤兒上的熟主兒，有一天忽然請他到家裏坐坐，到了才知道要給他說門親事。領來一看，倆人挺投緣的，老太太問同意不同意，關學曾憋了半天才低聲說了句：“同意！”老太太笑道：“臺上嗓門那麼大，怎麼私底下這聲兒跟蚊子似的！”
為了讓妻子過得好一點兒，關學曾一邊努力說書，一邊有事沒事就琢磨，把常德山的唱法，石金榮抓詞兒、抖包袱的技巧，還有翟青山的吐字發聲、劉寶全的“唱似說、說似唱”、張歧山的鼓技全都糅到一塊兒。還聽京劇、看評戲，學習表演人物。他跟妻子說：“藝無止境，老抱著師父那些玩藝兒，還不得喝西北風去！”
不停改造北京琴書
首次登臺至今，關學曾唱過上千個段子，演出近2萬場，特別是解放後，由他自己創作並經常演唱的段子至少有220多段。由他創作或改編的《鞭打蘆花》、《楊八姐遊春》、《東坡與小妹》、《傳家寶》、《長壽村》、《一鍋粥》、《慈母心》等均成為北京琴書中的經典，成為北京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寫了一輩子、唱了一輩子，對北京琴書改造了一輩子。”
1976年周總理逝世，全國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王存立先生創作了《周總理永遠活在我們心間》的唱段，關學曾大刀闊斧改造唱腔，提出“在樂隊中要出現國際歌”，節目一經演出，即引起強烈反響，觀眾紛紛落淚，全場慟哭。1979年關老到廣西前線慰問，部隊點名要聽這個唱段，可見影響之大。
1984年，關學曾從北京曲藝團退休，把主要精力放在培養接班人上。從1986年起，他在家裏辦起了學習班，“您只要願意學，我就義務教，每週六上午都跟我們家聚齊，我講，這些學生聽、練、唱，這些學生挺認真的，有的還挺有出息……”這個班一直辦到2003年“非典”時為止。
曲藝雜家崔琦說：“聆聽關學曾的北京琴書，不論大段、小段、老段、新段，無一不是在歌頌真善美，抨擊假惡醜，每個段子，都能給我們或多或少、這樣那樣的教育和啟迪。”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有話好好說》中的張秋生、趙小帥，也算是北京琴書的兩位知音了。（北京娛樂信報 劉易／文 張珂／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