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土葬只有墓而沒有墳，墓就是地下死人安息之處。在墓上堆上泥土，一層層地夯實，就叫墳，大概始於西周。《周禮》規定，要按照爵位的高低和官職的等級確定墳的高度，不能超越制度。孔子三歲時父親死了，成人後費了好大週折才找到父親的墳，他在已經坍塌的墓上重新培土成墳，並種樹作為標誌。
秦始皇統一六國，自認“功高三皇，德過五帝。”他從13歲(前246年)起為自己建造陵墓，到前210年死時還未完工，隨著他的功業成就而不斷加碼，秦二世又用2年經營秦皇陵，在地宮上面，墳頭築成復鬥形，四面看去都像等腰梯形，形如複蓋著的鬥，上應北斗星，叫做“方上。”漢代皇帝陵都用這種“方上”。唐代開始依山為陵，宋代之後，帝王陵基本不再使用“方上”的形式，即使秦漢，除皇帝之外，諸侯王以下是不準以“方上”為墳的，只能是封土丘，一般皇帝的墳墓才叫陵，或山陵。
封土丘(墳)的下面是地宮或玄宮。原始社會末期氏族貴族的墓葬中開始出現以粗大木材圍護和鋪墊墓坑，隨後發展為用厚木板圍成的槨室，最遲在春秋(前 770——前476年)，木板槨室發展為考究的“黃腸題湊” (木質地宮)。秦漢的帝王墳墓在這基礎上又發展為多種材料建成的規模宏大、結構複雜的地宮。一般王侯貴族則在“黃腸題湊”之內又加木槨、石槨，槨的中央放棺，棺的四週叫廂。棺是死者安臥之處，皇帝死後穿“金縷玉衣”，棺內放貼身用品(如金、銀、珠寶等首飾)，棺外是日常用品，最外是殉葬禮器，殉葬俑、儀仗車馬等明器。1991年發現的六安城西楚墓在槨內還有鹿角鳥形鎮墓獸以及三具殉葬人的屍骨。按照西周傳下來的禮制，諸侯王棺三重，最外層叫棺，板厚8寸，次層叫屬，板厚6寸，內層叫椑，板厚4寸(秦統一後的度量衡制每尺約23．1cm)。西周以來，禮器是區別貴賤、分清等級的重要標誌，按(周禮)的規定，天子九鼎，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平民百姓是不準用的。至於鼎的大小輕重、工藝水準等以及其他殉葬品又根據國力、本人財力以及功業愛好等因素而有所不同。春秋時的楚國，又以鐘、磐為重，楚晚期王墓中鼎、鐘並出，說明楚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戰國和西漢的貴族陵墓中，漆器大量出現，而鐘、鼎等大型青銅器呈減少趨勢，活人殉葬逐漸消失，而被木俑(偶)或泥俑代替；車馬等大型儀仗的實物也漸被倣真製品代替；唐代開始出現用紙札的明器 (殉葬品)；漢武帝死後，連他宮苑中的動物都被埋進墳裏殉葬。大約從南北朝開始，埋在墓穴內的衛士、儀仗等逐漸被移到墓外，排列在墓前，形成隊列壯觀的“石象生”。
大量貴重物品的隨葬自然引來盜墓賊，墓葬的坐落地址及方向有關“風水”，“風水”又有關“王朝的興衰”。所以中國盜墓的“歷史”悠久，起于周朝，項羽就曾挖過秦始皇陵，並把秦始皇陵的地面建築一燒而盡。1635年，李自成、張獻忠等直搗鳳陽，火燒明皇始祖陵，引得崇禎帝捶胸大哭，痛下罪己之詔。
皇帝和諸侯王的墳墓都有地上建築。它的主體是祭祀用的享殿，另外還有護陵建築。西漢皇帝極其重視護陵，不僅派軍隊護衛，還委派親王大臣主持陵園的管理，更遷入許多官宦、富商、百姓。護陵人員加上為之服務與供應者，使陵區成為繁華的“縣”，長安的高祖、惠帝、景帝、武帝、昭帝的陵園先後形成五個“陵縣”。唐代遺址猶存，杜甫在《秋興》中寫道：“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六安雙墩的六安王陵墓區，肯定也有相當規模的地面建築。
“黃腸題湊”為最“豪華”的木質地宮。因為容易被盜，東漢開始，逐漸被更為堅固的磚石結構代替。大致宋代以前，民間盜墳主要為了盜取財寶，項羽與曹操等貴族軍閥的盜墓則既為了政治報復，還為了解決軍費問題，如唐朝才亡，五代時昭陵等立即被盜。將盜墓所得作為文物牟取重利應是北宋前後才漸漸成為主要目的。北宋呂大臨作《考古圖》，文物鑒賞逐漸流行並成為學問，可能與此歷史現象有關。雙墩六安王墓被盜多次，主要目的自然是貴重的器物，刀兵之類在當時還沒當作珍貴的文物。
雙墩六安王墓有值得我們重視的特徵：
一、六安城北九里溝附近被稱為“天鵝抱蛋”的古墓群，“蛋”多而規格不高。雙墩地帶墩墩成雙，雙雙相望，如果是六安王劉慶到末代六安王劉育五代六安王的家族墓葬(東漢六安王劉恭為章帝之子，不一定入葬劉慶家族墓區)。不僅在六安、安徽，甚至在全國也是罕見，對研究西漢禮制、政制乃至社會生活、文化現象都有重大意義。
二、按《周禮》，大夫棺用柏木，諸侯王“黃腸題湊”也用柏木。1991年發現的六安城西楚墓之大夫棺以及雙墩六安王之“黃腸題湊”都是以櫟代柏，可謂是“皖西特色”。
三、六安王墓的外槨出土銅壺上刻“沈氏容十升重三十一斤”。按秦制：1升=201毫升，十升=2010毫升(1斗)，1兩=24銖=今15.90(克)g， 1斤=16兩=254．5(克)g，那麼秦的10升(1斗)酒(或水)重7889．5(克)g。如果這銅壺中裝的是酒，那麼就可以斷定，至遲在西漢時期，六安地區就在釀製穀物為原料的酒了。在壺上刻明如此清楚的“量”與“衡”的換算，可以推定西漢酒類貯存與買賣的計量方式。
四；六安市轄區此前出土過規格較高的春秋、戰國的文物，西漢前、中、後三期都無高規格文物發現。六安王劉慶受封于西漢前、中期之交(前121)，末代六安王劉育被廢于西漢亡國三年之後 (西元11年)，劉慶受封之時，正當漢武帝結束割據，完成大一統之關鍵。因此，5代六安王墓葬的系統整理可能讓我們從地上“挖出”一部“完整的”西漢曆史。
五、前121年，漢武帝封劉慶為王，並改六為六安。前106年，漢武帝封禪南嶽，在盛唐(今六安)遙祭死於九嶷山的舜帝而不渡江，在盛唐舉行隆重的祭舜大典之後，封天柱山為“南嶽”，在長江中還作了《盛唐樅陽之歌》，可見他對此行的重視。古今對武帝封南嶽聚訟紛耘，六安王墓的發掘能否為我們提供解答?
所以，雙墩漢墓的發掘與整理對了解與研究六安乃至全國歷史都有非凡的作用，對雙墩漢墓的保護與研究是一個系統工程，正因其繁重而值得我們自豪，正因其繁重而更需要科學的觀念、科學的態度與科學的方法來鄭重對待。
資訊來源：大別山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