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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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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先民村”再現5500年前的原始人生活
外國人的獵奇帶動了紅山文化的考察
外國人的獵奇帶動了紅山文化的考察
1906年的一天，一個個子不高的日本人，走進了建於清代康熙十八年、位於赤峰南部的喀拉沁王府。此人是日本人類學家、考古學者鳥居龍藏。鳥居龍藏名義上是王府聘請的教師，但是，他的心思和興趣，都放在了對東亞文化的考古調查上。這一次的目標，是內蒙古南部林西縣和赤峰紅山地區。果然在這裡的考察也給他帶來了不小的收穫，60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和環繞著石頭的古墓，揭開了世界了解紅山文化的序幕。
鳥居龍藏看到的這些環繞石頭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後來震驚世界、被專家們稱為“積石冢”的紅山文化墓葬。因為他的考古活動僅限于地面採集，這也使得埋藏在地下的中國遠古文物沒有受到襲擾。1908年，結束了三年內蒙古生活的鳥居龍藏，帶著對紅山文化存在著許多無法理解謎團的遺憾，離開了喀拉沁。
1919年，內蒙古東部的林西、赤峰、朝陽地區，又出現了一個外國人的身影。這個人是法國神甫、自然科學博士桑志華。據有關資料記載，在1922年至1924年期間，桑志華多次到過赤峰。在這裡，他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多達22處。還在中國的土地上發現了舊石器時代遺址。並採集了一些史前文物標本。
考察活動就這樣停止了，直到1930年，中國的考古學家才開始了解到紅山文化，開始了中國自己對紅山文化的考古調查。不過這也要感謝兩位外國考古者留下的寶貴資料，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永在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研究考古學和人類學期間，認真閱讀了鳥居龍藏和桑志華撰寫的赤峰考古調查研究的論著，開始關注紅山文化。
1930年冬季，梁思永由東北的通遼起程，想要經過天山、林東、林西等地，到達當時屬於熱河省管轄的赤峰。途中因遇嚴重鼠疫，梁思永只好臨時調整計劃，改道東北，並對那裏新發現的新時期遺址進行挖掘。由於季節原因、冰凍的土地，使得梁思永多次改變計劃，先後對熱河、林西等地進行挖掘考察，但也都受到溫度影響而被迫中斷。不過在赤峰他還是收穫了一些新石器時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
戰爭：日本人趁機打劫
梁思永在結束熱河的考古工作後，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就從東北傳來了令人更加不安的消息。日軍從東北開始對中國的步步侵略，東北三省、熱河等地相繼淪陷。而讓已經回到北平的梁思永最為擔心的消息也隨之傳來，日軍佔領熱河剛剛4個月，打著學術研究旗號的日本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團便迫不及待地來到熱河，在朝陽、淩源、興隆、承德、赤峰等地，對一批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調查。兩個月的調查中，日本人採集帶回了一批石器、陶器和幾座青銅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
雖然此次調查並未得到太多成果，卻引來了日本其他的考古學家，有日本考古學之父之稱的濱田耕作親自出馬，帶領一個所謂純粹的考古團體，于1935年夏天到達赤峰，在這裡進行了3個星期的大規模發掘。他們的挖掘還受到的日本關東軍的特別關照，給予現場警戒、車輛接送等方便。
按照原來的打算，濱田耕作準備在紅山山後發掘幾座青銅器時代的石棺墓地。但是，一個偶然的發現，使他改變了計劃。據說，那是6月中旬的一天，一個日本人在紅山後調查遺址分佈時，突然發現了史前遺址。史前遺址的發現，引起了濱田耕作的高度關注，他似乎意識到了其中的寶貴价值。於是，他立即修改了原來的發掘方案，放棄了正在挖掘的青銅時代墓地，集中力量發掘史前文化遺址。
根據有關資料記載，在紅山後，日本人發掘了兩處新石器時代居住址、31處墓葬，出土人骨29具、動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顆、骨器33件、青銅器14件，採集品1000多件。除了對這些寶物的掠取，事實上在考古學上他們並未得到任何實質性的結果。
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進行文化掠奪的時候，梁思永因為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的春天才逐漸康復。剛剛恢復健康的梁思永，急著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整理在熱河採集的材料。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熱河考古報告發表。這篇考古報告，是由中國考古學者書寫的第一篇專論熱河新石器的文字。
日本人的考古引起中國專家注意，開始挖掘
雖然此次日本人的發現沒有得到什麼實質性的結果，但卻引起了中國考古學家極大的注意，作為中國早一代的考古學家,梁思永經過30年代的調查，認識到西遼河流域南北之間的文化差異，並已注意到長城地帶作為南北文化接觸地帶研究的重要性，成為較長時期西遼河流域新石器時代考古及紅山文化研究的指導性意見。而日本考古學家根據他們得到的紅山文化實物資料，出版了發掘報告《赤峰紅山後》，提出了赤峰第一期文化、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命名。直至新中國成立前，對紅山文化的研究仍舊停留在《赤峰紅山後》報告所公佈的材料，但對其重要性的認識，國內外諸多史前考古學家已經形成了共識。
20世紀50年代，紅山文化研究步入正軌，並由此確立了該文化在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主要標誌性工作有兩項：一是1954年正式提出“紅山文化”的命名；二是1956年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師生對紅山前的三個地點和紅山後的一個地點進行了調查和試掘，獲得一批重要的實物標本，對《赤峰紅山後》報告中的錯誤結論予以更正，提高了對於紅山遺址群及紅山文化研究的總體認識。而六七十年代，對於赤峰蜘蛛山、西水泉、敖漢旗白斯朗營子四棱山、三道灣、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等遺址的調查和主動性發掘，極大地豐富了紅山文化的內涵。
紅山文化發現與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是在20世紀80年代。遼寧喀左東山嘴遺址的發現，第一次明確了紅山文化祭壇的形制。而牛河梁遺址的發現，是當時中國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在各個地點積石冢石棺墓內出土一批具有明確地層關係的紅山文化玉器，輝煌的紅山文化玉雕群最終得以確認，同時還發現女神廟、祭壇、大型祭祀平臺等相關遺跡。90年代隨著考古資料的日漸豐富，紅山文化綜合研究水準整體顯著提高，同時紅山文化玉器也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課題.
北京科技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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