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來，有關中國是怎樣形成的這一重大歷史問題的討論始終沒有停止過，最近，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啟動，這一問題再次引起世人的關注，其中文化交匯在中國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

　　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著名考古學家郭大順將中國考古學文化劃分為三 大區：既以彩陶、尖底瓶為主要考古文化特徵、以粟作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中原文化區；以鼎為主要考古文化特徵、以稻作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東南沿海及南方文化區；以筒型陶罐為主要考古文化特徵、以漁獵為主要經濟活動的東北文化區。

　　據郭大順介紹，這三大區其實包括了中國幾乎所有古文化發達地區。從已經建立的考古文化系列看，各大區發展階段是大體同步的，都可以距今５０００年為界，分為相互對應的兩大階段。前一階段是以形成個性為主頻繁交匯期，或可稱為“仰韶時代”（後期）。後一階段是在文化交匯進一步發展的條件下，實現文化共同體最初形成期，即“龍山時代”。

　　５０００年前文化的頻繁交匯，主要表現為中原區與東南區的東西交匯，中原區與東北區的南北交匯。這兩次交匯的形式和內容各有特點，又有共同性。東西交匯的導向是先以仰韶文化彩陶為主的文化因素對東南部大汶口文化等的影響為主，約從距今５５００年後則以大汶口文化等對中原地區的影響為主，標誌是首先在豫西地區的仰韶文化中，逐步以東南區特徵文化因素鼎、豆、壺替代了當地仰韶文化的彩陶和尖底瓶等，成為陶器的主要組合。南北交匯也是先以中原區後岡一期文化和仰韶文化對東北南部區紅山文化的影響為主，約距今５５００年後，出現南北兩種文化的碰撞。前者表現在紅山文化早期出現具有後岡一期文化特徵的“紅頂碗”，此後，紅山文化大幅度吸收仰韶文化的先進因素，特別是廟底溝類型的花卉紋彩陶圖案，形成具南北兩種文化因素的自身文化特徵。後者的證據是在河北省西北部張家口地區桑幹河上游的蔚縣西合營鄉三關村附近，發現的一群具有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特徵的遺址中，也不時有篦點之字紋陶等燕山以北地區紅山文化因素出現，特別是發掘到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繪玫瑰花卉圖案彩陶盆與紅山文化繪龍鱗紋圖案彩陶罐在這裡有共存關係，表明紅山文化在它的晚期向南擴展，並在桑幹河上游一帶與仰韶文化相遇。遼西地區作為５０００年古國象徵之一的紅山文化規模宏大的壇、廟、冢遺址群，就是這一文化碰撞的成果。

　　到了５０００年後，隨著這種文化交匯的進一步擴大，已使各大區具有了更多共同時代特徵，進入了最初文化共同體的形成時期。一方面由於以眾多城址出現為標誌的古國林立，區內文化的組合與重組加速，一方面大區文化交流集中表現為以東南區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北上和包括東北南部、內蒙古自治區中南部在內的燕山南北地區古文化的南下，形成以西北地區為一方，以東南為另一方在中原區匯聚的主流形勢，是為龍山時代出現的背景。將以上東西交匯與南北交匯作一比較可知，共同性是主要的，這首先表現于交匯的結果，“仰韶時代”（後期）南北交匯產生的壇、廟、冢和東西交匯產生的鼎、豆、壺等固定組合，都是禮制內容。以它們作為距今５０００年前後各大考古文化區出現古國向方國過渡的標誌性文化因素，反映了中國文明起源共同的道路與特點，那就是通神及其獨佔權（神權至上）在文明起源過程中佔有特殊重要地位。三大區交匯的重要共同點還在於交匯的導向，即主要不是由中原區向四週放射，而是由四週向中原區聚集。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三大文化區係、以距今５０００年為界的兩大發展階段和各區各段先後形成文化中心，以及在文化頻繁交匯中文化重心由北而南、由東而西的轉移趨勢，反映出中國文明起源從古國逐步向方國過渡的一些主要軌跡。有趣的是，這一軌跡恰與古史傳說以黃帝為代表的五帝時代前期，北方、中原、東方和南方接觸頻繁，以堯、舜為代表的五帝時代後期由四鄰向中原匯聚的記載相吻合。由此可知，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國家階段，就是五帝時代。這是跨進文明、走向一統與傳統初現三者並行發展的一個時期。

　　不同文化傳統和不同經濟類型的三個大區在各自發展個性的同時，不是分道揚鏢，而是在頻繁的文化交流中向一起匯聚，在逐步取得“文化認同”的過程中實現“共識的中國”，從而為夏、商、週三代文明的出現以至整個中華文化、中華文明和中華國家的形成奠了基。（新華社  馬義 丁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