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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應邀參加台灣師範大學國文係主辦的《文心雕龍》學術討論會。這是一次隆重而歡洽的盛會，大陸十四所著名大學和研究所的同行朋友都去了。與會的還有台灣各高等院校、美國專家、新加坡“龍學”的同行及香港的知名學者，濟濟一堂，確實是一次極好的交流學問的良機，又使分散在各地的朋友能夠重敘舊誼。會議氣氛熱烈而歡快，給人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這是我第一次應邀赴臺。過去只知有幾位師友和老同學在台灣光復時前去任教，這就是抗戰勝利後赴臺工作的臺靜農、王哲安、周學普三教授，他們是我1934年在青島山東大學時的老師，且都較熟。臺老師教我《詩經研究》，王老師是王國維先生的弟弟，教過我兩年英語，周老師是我的日語教授。臺老師（字伯簡）是魯迅先生最接近的朋友之一，這一點大家都知道，聽說是隨魯訊老友許壽棠先生一道去臺的，由於思想進步，受到當局監視；許先生曾被暴徒行刺過，一度形勢十分嚴峻，以後才在台灣大學被擁戴擔任中文系主任多年。台灣作家來滬訪問時，其中有他的學生，我曾請他代為致候。王周兩老師因不知具體情況，無從致意。我當年在重慶中央大學畢業，同班中文系同學周法高、李孝定兩位原在北大中文科研究所治音韻文字學，台灣光復後也曾在臺港兩地任教，已成就斐然，是名教授了。我有次去新加坡國立大學參加漢學會議，不期遇見了孝定兄。將近四十年未見，別時容易見時難——當年我與他臨別相約日後重晤。半個世紀來，我一直在上海，他們也一直在海外不能歸來。此次來臺，行前我早知臺王週三位老師均已故世，周法高兄也已故，李兄尚健在。還有幾位先生是在新加坡、香港幾所大學，以及國內開學術會議時結識的：台灣師大的著名“龍學”專家王更生教授曾幾度相晤；潘重規先生則是我當年在中央大學的老師（但未曾聽過他的課）。碩果僅存，先生已年逾九十，此次赴臺，便打算前去拜訪探視。我們是在深圳匯合後，去香港新機場轉飛台北的。一下飛機就受到東道主熱情的歡迎接待。入住台灣師大的學人招待所，會議也在這時舉行。準備工作做得很好，各地寄去的論文早已印成厚厚兩大冊，十分精美。一切都有週密的考慮和組織，包括議程的種種安排，參觀訪問的地點時間，以及每晚的文娛與文談活動，既有條不紊，又很隨意親切。休息時，常有台灣各校的學者前來贈書和訪談。台灣師範大學座落在台北市內，校內異常清潔整齊。門前的馬路並不很寬大，到晚上特別擁擠，兩旁都停滿了摩托車，和上海已剩下不多的老式馬路差不多。台灣同胞一般都講普通話，生活習慣、語言風俗，與大陸基本相同，毫無陌生之感，使人有一種同胞親情的融洽之感。討論都是在規定的有限時間內，坦率發表見解，提出相異或有所補充的觀點。小組或大會，幾乎沒有一次不是意猶未盡，略容延長一些時間的。可惜的是，老同學李孝定兄半年前竟亦故世，潘重規老師原定也來參加，卻因病住入醫院，不能來了，且醫囑暫不會客，以致我也只能請王更生教授代為致意了，實在太遺憾。但我在同台灣大學國文係幾位教授的交談中，知道其中有一位既是臺老師的學生，也是孝定兄的受業弟子。有了一層關係，我們得以一同回憶往事，想像臺老師和孝定兄的音容笑貌。雖已相隔半個世紀，他們所講述的，和我回憶中的感受，竟仍有不少相同的。會議期間，從相互的接觸中，我深刻感受到兩岸根植于同一文化傳統，方才能有此親密的共同話題。從先秦諸子到司馬遷、陸機、唐宋八大家……大家推崇的作家作品也都是一致的，憑記憶吟唱出來的詩詞都是彼此熟悉的。就憑這一點——大家都是中國人——各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同行，馬上就完全融合在一起，鼓掌在一起了。隨便談天的時候，鄉土的口音，濃濃的情誼，一下子就縮短了彼此間的隔閡。台灣同行很謙虛，尊師重道，有很強的敬業精神。學術選題選材比較具體細緻，注意學術規範。一個係就有一幢大樓，設施現代化程度較高，幾乎每一位教授在系裏都有一間獨用的研究室，便於工作或接見學生。還有很大的圖書室，專門用來陳列大陸出版的有關專著、學術期刊、大陸主要的大學學報、全國性的刊物等等。我所見到的台灣同行著作，註釋中不少註明出自於大陸學者的成果，學術積累甚為豐富。例如各係畢業的學士、碩士、博士們的論文，都裝訂整齊，一排排安放在圖書室裏，非常莊重，隨時供在校學生參與。其中包括外校教材。這可幫助在校生了解有關論題已達到的水準，這是很必要的，也讓他知道畢業論文應如何去收集有關資料。我也曾在香港幾所大學看到類似的各屆學生的論文資料庫。但在大陸我走過幾十所大學，還沒看到重視這一積累的，更不要說此種積累已數十年之久了。台灣高等院校各係的圖書資料很多，分類陳列在多間屋子裏，便於查詢，諸如本係教授捐贈的圖書，均有專室陳列。職員人數極少，大部分由學生管理，有些打工補貼。現代化電訊設施顯然比我們要豐富便利得多。教師一般要開三門課。三十年代前後，我讀大學時的教學方式，在台北也仍在使用，這種重視傳統的做法很值得我們借鑒研究。因為基礎課需要舊學基礎深厚：音韻學、文字學、目錄學、考證學、訓詁學、專書選讀……這類選課開得比較多，也很重視如何有計劃培養出新的合格人才。台灣學校數量少，師資不難解決，相比之下大陸高校師資缺口很大。而這類課程如缺乏舊學根底，就很難教得好。會議過程中，我們有幸訪問了從大陸遷去的故宮博物館、圖書館、市立圖書館、錢穆先生紀念館和林語堂紀念館等，都受到親切接待並作了座談，看到不少珍藏古籍善本，還乘船去遊了石門水庫和四川“三星堆”發現的珍品展覽。我們都還不知道會有如此了不起的發現，據說已在日本辦過展覽，又將前去歐洲，但在我們大陸本土，卻尚未展出。那次東道主向我們徵求意見，是去看台北最大的“超市”，還是去看三星堆“文物展出”，我們一致選擇了後者。否則，便失去這難的機會了。我們在台北八天，雖很忙碌，但感到受益非淺。承蒙贈書數十冊，只得打包交郵局寄回。台灣師大還贈送我厚厚的學術季刊，使我得以讀到不少精彩的論文，這都是過去不知道也極難得到的資料。從去臺到離臺，臺師大國文係的許多老師，始終殷切迎接接待，使我們深受感動。去年，大陸在鎮江開了“文心雕龍”的學術研討會，在台北結交的新老朋友，有十多位前來參加了。再度相聚，重敘舊事，就越發覺得情誼的深長了。學術乃渡筏，胞情融海峽。兩岸半個多世紀的睽隔，實在太久太久了。多年縈繞夢中的師生情、同窗誼，文化學術界一次次的聯繫交流，以及民族傳統的紐帶作用，使海峽兩岸在日益增多的接觸中有了更多的共識——實現“統一”的共同夙願。我想，有著胞親血緣的兩岸人民，肯定能在不遠的將來，一道完成這一韆鞦偉業的。（徐中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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