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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
2011-12-07 09:15:09     華夏經緯網

  高拱(1512∼1578),中國明代嘉靖、隆慶時大臣。字肅卿,號中玄。河南新鄭人。嘉靖進士。穆宗為裕王時,任侍講學士。嘉靖四十五年(1566)以徐階薦,拜文淵閣大學士。穆宗即位後,以帝舊臣,數與首輔徐階相抗。科道官借此相互攻訐,高拱不自安,乞歸。隆慶三年(1569)冬,召還授大學士兼掌吏部事,頗得寵信。次年,俺答汗之孫把汗那吉來降,高拱與張居正力排眾議,使封貢得以成功,因進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大學士,後進柱國,中極殿大學士。六年春,帝病危,召高拱、張居正、高儀3人受顧命。明神宗即位後,高拱以主幼,欲收司禮監之權,還之於內閣。與張居正謀,但張居正在太后前責高拱專恣,致被罷官。萬曆六年死於家中。七年,贈復原官。著作有《高文襄公集》。

  高拱,嘉靖四十五年(1566)入閣、參機務,隆慶元年(1567)辭官。三年再起,以內閣大學士掌吏部,五年任首輔。六年六月去職。高拱是明中葉有才幹的政治家之一。

  重為臺輔,政績斐然

  隆慶二年(1568)七月,徐階致仕。第二年張居正與太監李芳等合謀,奏請復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後,不顧臘月嚴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學士兼掌吏部重新登臺。言路原多與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應嘉聞高拱復出,驚嚇破膽而亡,歐陽一敬也在解官歸田途中鬱鬱而死,一時人心惶惶。高拱通過門生腹心散佈言論,安撫言路諸官說:“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不足為怨。”“拱當洗心滌慮,以與諸君共此治朝”。言之鑿鑿,頗為大度,於是人心稍安。

  高拱再度上臺後,盡心國事。他“為人有才氣,英銳勃發”,辦事操切,又不跡常規,在吏治、籌邊、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樹。當時高拱以內閣兼領吏部事,責任重大。他“晨理閣事,午視部事”,十分勤勉。他認為吏部職在知人,但真要了解一個人、用其長處並非易事。當時官場士風頹敗,為官只是獵取高崇,“權勢烜赫者則羨之,正色直言,謫貶蹭蹬者則輕之”,全不以行為品德為準。因此造成官場“理不明,氣亦不振”,官吏以奔趨、巧媚為能事的局面。對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嚴格的官員考察制度:“授諸司以籍,使署賢否,志爵堜m氏”,每月匯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親自過目。到年終將冊籍全部匯總吏部,作為官吏黜陟的依據。天下大治,必須廣選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貢佔七成,制科僅為三,但朝廷重制科而輕科貢,他以為“崇其三而棄其七”是失措之舉,應該進士、舉人並用,惟賢是視,量才錄用。但舉人就選,他又主張“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為州縣之長”,因為州縣之長是地方父母之官,責任艱重,必須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擔。他又認為,國家必須廣蓄人才,到了要用時才去尋覓稱職的人,那是來不及的,於是提出備才之說:“今于緊要之官,各預擇其才宜於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為備。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他還公開招賢,明令選司,“凡有所缺,悉揭諸門外,使眾見之”,各有司可以薦舉人選。過去吏部推陞官吏,只少數人事,十分隱秘,高拱盡反其道,說:“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牘至後堂,命人當眾揭牘,“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對於被黜官員,高拱必親“告以故”,黜者“無不懾服”。當時馬政、鹽政被視為閒局,朝廷輕之,因而失人廢事,使“善政無聞”。高拱體察下情,知馬鹽二政官處遠方貧薄苦寒之地,自是艱辛,遂提議改本省廉謹有才者任之,並寬其交納之額。如遇優異,則超等擢用。其官重,馬、鹽二政當自修舉,利於國家。高拱還制定和採取了旨在加強考察人才、選拔人才的許多制度和措施,“開王親內轉之例,復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核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進官升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這些都得到穆宗的準旨,得以實施。於是使朝廷上下、各類官員中出現了人人激奮的新氣象。依照明朝舊例,內閣輔臣,“若兼領銓選,則為真宰相,犯高皇帝厲禁矣”,但高拱先以閣臣、後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雖犯忌有非議,但成績斐然,利在社稷。

  隆慶年間北方蒙古韃靼俺答部依然不斷入擾,邊患成為朝廷沉重負擔。作為內閣輔臣,高拱也將籌邊視為己任。嘉靖後期,徐階曾對嚴嵩秉權時造成的邊防潰敗有所匡補,選用了一批驍勇善戰的將才赴邊禦敵,又飭厲地方有司加強守備,與將校通力合作,但積重難返,一時邊防猶人力財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邊防用將用人方面。兵部歷來只設侍郎二員,協理部事,由於公務繁忙,他們平時很少巡閱邊務。但一遇邊方總督缺員,他們倒要前去頂補。若抽身不出,還得請移他官。去者都不諳邊務,常使事倍而功半。於是高拱提議在兵部添設侍郎二員,主要巡閱邊務,了解下情,做到對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都非常熟悉。這樣邊務有人專管,總督員缺,也可即刻往補。高拱認為“兵乃專門之學”,但現在兵部系統用員往往“不擇其人”,優秀官員將才又常常遷為他官,為此特請準兵部自己選將備才。他提出:儲備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邊將由兵部司屬往任。選得有智謀才力者,不得隨意他遷。侍郎、總督應經常對換,使他們熟悉彼此情況,一旦尚書員缺,即可頂任。這確是一項加強兵備的良策,頗得穆宗讚許,後來“邊方兵備督撫之選,皆於是取之”。高拱還訪得邊方之官,長年鎮守邊衛,“涉歷沙漠”,“出入鋒鏑”,可他們的俸資待遇和升擢提拔,都與內地處和平環境者同,“甚者且或後焉”。他以為這極不合理,建議對邊臣應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員不得與之相爭。對邊臣中久卓成績者更應體恤、厚加優撫,定期給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濟必多得”。在加強邊防將帥力量的同時,高拱與徐階一樣,也看到邊沿地方有司在防衛上的重要作用。長期以來,充任這類邊沿地方官的,不是雜流,便是遷謫者。朝廷對他們不關心不體察,待遇極差,所以他們沒有上進心。而“邊方有司,有疆埸之責,才者憂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高拱於是“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充任邊方有司,以三年為期,比內地超等升遷。若有軍功,不次擢用,總之,“惟以治效,不循資格”。這些都有力地鼓勵了戍邊將帥和邊方有司的進取心。

  高拱辦事有膽有識。當時接徐階任首輔者為李春芳。李春芳為人寬厚,居政持論平,不事操切,雖無失措之舉,卻總顯得氣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發揮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慶四年(1570)八月,北邊有警,高拱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御史劉燾在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徵剿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軍餉。由於佈置週密,防範嚴謹,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孫子把漢那吉因與祖父發生衝突,率所屬阿力哥等十人前來求降。巡撫方逢時、總督王崇古主張受降。奏上,朝議紛然,多以為敵情叵測,不能貿然收留把漢那吉。高拱與張居正卻一致支援王、方意見,請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揮使,並“厚其服食供用”,以誠相待,結得其心,穆宗準旨。接著高拱又命邊臣讓把漢那吉穿錦衣、坐華車、騎好馬,前呼後擁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曉明廷厚待其孫,深受感動,遂決意與明朝和好,請封貢之事。此議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對派援引宋朝講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機,將極力反對與俺答結好的葉夢熊“降二級,調外任”,以息異議。他又發內閣舊藏成祖封瓦剌、韃靼諸王故事,揀發兵部。並說以己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己機在己,現在虜求於我,主動權在我,應該允許。他還說,這次俺答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者萬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錫之,則可以示輿圖之無外”。這種將蒙古與中原看成一個整體的觀念,比僅圖邊安的想法又高一籌。高拱批評反對派:“彼嘵嘵者豈為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為後言耳!”遂無敢復言者。隆慶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為順義王,其他各部首領也分別封為都督指揮、千戶、百戶等有差。八月,明廷又準與俺答互市。

  時陜西三邊總督以該邊不同宣、大,不欲通貢互市。高拱擬旨切責。不久陜西三邊也開貢市。“數月之間,三陲晏然,曾無一塵之擾,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從此基本結束了明朝與蒙古韃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滿朝爭議的情況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圓滿地解決這一先朝遺患,與高拱等的著力讚襄是分不開的。在議貢過程中,主通貢互市的總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後,一面在朝廷力稱崇古議,一面抱病修書崇古:“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慮”,使崇古受到極大鼓勵和寬慰。方逢時因封貢事曾面會俺答下人,遭人彈劾,說他“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鄰鎮”。高拱力斥其謬,“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泄也”,保護了方逢時,使他免受貶謫。穆宗以拱“殫忠遠謀,勞績可嘉”,進高拱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改兼建極殿大學士。

  封貢事既成,高拱猶居安思危,擔心邊方兵將因無事而疏怠偷安,再壞邊備。他一向主張“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強調自強。於是再上疏,“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齣閱視,以今視昔,錢谷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明白開報,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則與過去戰時擒斬同功論賞;如果只保持以往水準,則罪如失機論處。上嘉納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體措施行之。

  以後的幾十年中,西北邊境始終安定,無大擾,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兩廣、雲貴邊事上亦頗多建樹。隆慶初,廣西古田壯族人韋銀豹等據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撫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薦殷正茂為總督往剿。正茂任法嚴、善戰,但性貪。高拱說:“吾捐百萬金予正茂,縱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其實,他在用正茂的同時,已著眼于提擢、培養本省人才,在兩廣郡縣中“多除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引導民風向上。不久,果然“亂民樂業而向化矣”。時人都以高拱為善用人。隆慶四年,貴州撫臣告土官安國亨叛,請進剿。高拱不輕信是言,經深入察查,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言以幸功也”,便專派員前去安撫釋嫌,避免了一場兵戎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