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企“中美選邊站”的答案是……（三）：後疫情時代大陸在地台資經濟再發展

　作者 桑登平 作者為江蘇省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員

目前大陸在統籌疫情防範和經濟社會發展，針對新冠疫情內防擴散的重大戰略目標已經基本實現，疫情防控已呈常態化之下，今年第二季度的GDP已由負轉正，經濟運作呈現穩步復蘇態勢。然而，自民進黨連掌台灣地區領導權後，就毫不猶豫地爬上美國遏制中國大陸的戰車，甘願配合美國反華勢力做對抗大陸的幫兇;他們利用新冠疫情縱容島內獨派勢力搞“以疫謀獨”，鼓吹台灣將儘快推動在政治經濟等領域全面“去中國化”，從而製造兩岸“脫鉤”。在民進黨當局限縮兩岸交流的手段不斷翻新升級下，兩岸關係充滿了諸多不確定性。特別是對已趨制度化、正常化的兩岸經貿關係如何能夠健康地走下去，已是一個公開的未知數。兩岸先前已經簽訂的23項協議現在已處於停頓，這實際上已經直接影響到發展兩岸經貿關係的政策驅動力。從目前大陸在地台資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由於蔡當局的極力阻撓，漠視台商正常發展的基本條件，名為保障安全，實際上是對擬來大陸進行投資活動的台商處處設限、層層設卡，使得新投資的項目(尤其是高科技、新興産業的項目)顯著減少。面對嚴峻複雜的兩岸關係，特別是對後疫情時代兩岸經貿合作是否能夠繼續得到融合發展，筆者覺得首先要重視對大陸現有在地台資經濟的扶持引領，這樣兩岸經貿合作才不至於失去更多的機遇。

　一、大陸在地台資經濟目前仍然需要突破的因素

當前，大陸經濟社會發展已步入以中高速、優結構、新動力、多挑戰為主要特徵的新常態，這不僅使經濟社會發展出現新的態勢和特徵，更重要的是需要克服以往的慣性思維與做法，以新的思維和對策來積極進取，主動作為。圍繞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有些地區的台資經濟發展，已不能再依賴過去那種“投資+出口”的代工模式，而是要儘快轉向“投資+消費+創新”的創新型模式，要順利地跨過這道坎，只有在新常態下不斷釋放結構生産力，才能獲得更多的發展機遇。

對此，需要在四個方面有所突破。一是由相對的“鬆散”型向“緊密”型推進。兩岸“緊密”的産業合作可以通過組建“産業聯盟”的方式，來推動雙方産業合作水準的提升。二是從“現實互補”型向“逐步共同發展”型轉變。兩岸業者在搶抓戰略機遇期的同時，要發揮各自優勢，在産業創新方面加強分工合作，爭搶佔全球産業發展的制高點。三是兩岸産業合作要由點及面地全面展開。不光是在先進製造業方面，對其他領域只要具有市場潛力，就要大跨度地拓展延伸，進行跨界發展。四是從雙邊合作向多邊合作拓展。要把兩岸産業合作融入大陸長三角、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建設中，在共同參與中，進行産業升級創新的分工，通過雙方的互補合作和強強聯合，達到提升“産業聯盟”融合發展的目標。

二、充分利用國家發展台資經濟優惠政策的疊加效應，為後疫情時代在地台資經濟可持續發展做好準備

2018年2月28日，國務院台辦和國家發改委會同中央29個職能部門聯合出臺《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惠台31條”)標明大陸要全力發展的先導産業和經中國大陸倡議而實施的國際項目。

2019年11月4日，國務院台辦和國家發改委會同中央20個職能部門又聯合出臺了《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若干措施》(“惠台26條”)。這是為了更好地幫襯台企和台胞在大陸的發展，而進一步推出的實實在在利好措施。這同時也是為了堅定不移地落實“兩岸一家親”理念，從更大範圍、更深層次上做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實際行動。

值得一提的是，“惠台31條”和“惠台26條”相繼推出後，大陸各地都根據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出臺了對標國家惠台政策在當地的實施意見，這也是對國家惠台政策的具體再落實。

2020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新《外商投資法》中標明，將一如既往地支援外(臺)資企業的發展。在外商投資法的配套法規中，將對台商投資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不僅要讓台商投資企業合法權益受到有效保護，還要讓其有更多的發展機遇。這將進一步對台資經濟放寬市場準入，特別是在金融、專業服務、高端製造等領域擴大開放。

2020年5月15日，國務院台辦和國家發改委會同中央10個職能部門聯合出臺《關於應對疫情統籌做好支援台資企業發展和推進台資項目有關工作的通知》(“11條措施”)。“11條措施”是支援台資企業應對疫情、復工復産和投資發展，防範化解潛在風險，持續促進兩岸經濟交流合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又一惠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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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制定的這些涉台優惠政策，無不凸顯著“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的重要理念，是兩岸融合發展歷史和現實的邏輯選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這對台商投資及在地台資經濟的轉型升級來説，不無是一個巨大的獲利機遇。這次新冠疫情的爆發，給“新基建”系列、生物醫藥及醫療器械産業帶來了新的投資發展機遇。從當前全球疫情發展態勢來看，亦有部分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投資設廠的台灣企業，從健康安危和投資資本安全的角度考慮，為了企業的健康發展，而首選祖國大陸作為更為安全的投資避險目的地。

　(一)不斷促使台資傳統産業儘快“轉危為機”

台資企業轉型升級面臨的“深水區”就是如何對待傳統産業的生存。台資傳統産業還有沒有前途?我們覺得現階段且不能盲目否定。傳統産業大都是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按理應該不會被輕易拋棄，因為在經濟社會不斷發展中，“只有夕陽的産業傳統，沒有夕陽的傳統産業。”[1]隨著各地台資産業逐步向著中高端升級邁進，産品結構在不斷調升的同時，同樣也就需要在地台資傳統産業摒棄老舊發展理念，將傳統産業升級作為一項勢在必行的系統工程，持之以恒地加以推進。

傳統産業若不進行技術創新和結構創新，不實現升級換代，就會喪失以往的競爭力，甚至難逃被消費市場淘汰的命運。對於亟待突破困境的台資傳統産業，要在四個方面把握轉型發展的力度：一是克服投機心理，將更多的精力放到提高資源利用和經濟效益上，努力向産業鏈和價值鏈的高端攀升。二是在當地政府的幫助下做好淘汰和轉移落後産能，優化投資環境，用創新的技術、優質的品牌重新佔領消費市場。三是實現讓人力資本、知識、技術向更高一級要素轉換，來促使産業結構及産品升級。四是對於實在沒有發展前景的生産性企業，視其條件儘快地向服務業轉型。

(二)如何引領和幫扶置身重大發展戰略中的台資企業

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經濟社會發展重大戰略規劃，這些重大戰略也是推動大陸經濟轉型發展的重要力量。不可否認的是，在全球化下的各國各地區在自身建設發展中有合作更有競爭。許多在地台資經濟置身於大陸眾多的發展戰略中，在某種程度上應將其看作是機遇與挑戰並存的，關鍵就是看我們各級政府如何引領和幫扶他們參與到這些重大發展戰略中。

　1.探索在地台資經濟主動融入自貿試驗區建設中

自2013年9月底在上海設立第一家自貿試驗區以來，到今天大陸從南到北已批准設立了18家自貿區，至此，中國大陸已形成自貿區開放的新矩陣。自貿區一般都承擔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自主創新先導區、現代産業示範區和對外開放合作重要平臺”的重任。作為台資經濟，在參與自貿區建設上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而台資經濟要想在後疫情時代仍然保持可持續發展，也需要借助自貿區的平臺進行探索。習近平總書記去年3月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福建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要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要發揮經濟特區、自由貿易試驗區、綜合實驗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等多區迭加優勢，不斷探索新路”。根據總書記“兩岸融合發展”的對臺思想，結合已設立自貿區省份台資經濟發展情況，對台資參與自貿區的建設提出一些探討性的思路。

一是自貿區的建立給兩岸經貿合作帶來諸多的“紅利”。借助當地自貿區的建立，交易成本的壓縮，使得兩岸在商務往來中必將獲得極大的便利，這就促使兩岸互利互惠的貿易格局將會不斷得到擴大，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對台灣的貿易赤字，促進兩岸經貿合作朝著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

二是自貿區的建立進一步擴展兩岸經貿合作的發展空間。自貿區的建立是中國大陸制度創新的産物，它借鑒目前國際通行的基礎規則和成熟經驗，打造為促進投資貿易體制機制創新，培養國際化和法制化的營運空間。為此，要進一步推進兩岸經貿合作的新模式，使兩岸業已廣度深度的合作，再度實現質的飛躍。要達到此目的，就需要在自貿區中創建更加適合兩岸經貿合作模式的國際化貿易市場，以吸引更多的台灣企業進入自貿區及它的周邊地帶。

三是大力發展台資現代服務業，推動産業結構升級提檔。當前，世界已經進入服務經濟時代，服務業對全球經濟的貢獻率高達70%。而進入21世紀後，台灣服務業産值對GDP的貢獻率一直都在70%左右。[2]因此，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已成為兩岸合作的熱點關注。現在許多自貿區在運營定位中，都將發展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放在重要的位置，對此在此領域內的兩岸合作，一方面大陸應吸允台灣在現代服務業方面的先進經營管理模式，虛心向島內服務業管理人才學習，以促進兩岸服務業合作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兩岸在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中各有韆鞦，若將這個比較優勢有機地融合，應用在雙方的合作項目中，那麼這種真誠的合作就可以避免由於過度自我保護而産生的惡性競爭，在優化産業結構的同時，提升合作效果的關聯度。

在金融領域，可應用自貿區賦予的金融優惠政策來實現兩岸在金融服務業上的創新合作，通過在自貿區內設立台資銀行，更好地服務當地及周邊地區的台灣中小企業。

服務貿易也是自貿區的開放重點，台灣投資者在自貿區內註冊設立各類事務性商業服務仲介、各類經紀人公司等;要允許具備相應資質的台商在區內設立獨資的仲介、諮詢、培訓、認證、代理等服務機構。同時，可以大力發展物流服務，提升兩岸倉儲物流、免稅電商、實體店等合作項目的産品檔次，使其能夠儘快融入國際産品貿易體系，加大兩岸産品的國際競爭力。

四是通過自貿區深化兩岸産業融合。結合兩岸産業的合作特點，不斷創新合作模式。一方面，在利用自貿區制度創新，促進雙方産業研發合作，建立産業聯盟的同時，利用區內各類産業資本擴大開放的有利條件，加強兩岸産業融合的創新驅動。重視與台灣在産品研發上的合作，共同在技術創新、標準制定、營造品牌上拓展當地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空間。另一方面，利用自貿區的高效開放度來推進兩岸産業融合，利用自貿區在資金流、物流、人才政策、投資負面清單、投資便利化等方面施行的優惠舉措，吸引更多的台商來大陸投資興業，讓台灣業者享受到更多的投資紅利。

2.台資經濟如何融入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中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和國際經濟政治新形勢，我國區域協調發展開始面臨著新的問題和挑戰，這就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對策。一個區域要現代化，首先就得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打破各種行政分割和地方保護，真正使得一些區域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以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為例，8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安徽主持召開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實施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要緊扣一體化和高品質兩個關鍵詞，以一體化的思路和舉措打破行政壁壘、提高政策協同，讓要素在更大範圍暢通流動，有利於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實現更合理分工，凝聚更強大的合力，促進高品質發展。[3]

大陸台資經濟要能以更高起點、更高站位融入長三角一體化中，首先就要提升融入後的發展站位，以更大力度儲備一批、投産一批標誌性、引領性的重大先進性項目。譬如集聚發展的新基建、生物醫藥、現代金融、科技服務等新興産業和現代服務業，並以項目圍繞龍頭型、基地型來延伸自己的産業鏈。台資企業在融入的同時，還要加強與外部資源的協同，借力上海龍頭帶動作用的發揮，激發、提升和增強區域整體發展的活力、能力和動力。[4]

長三角之所以成為台商投資大陸的首選區域，就是因為台商們看中了長三角在大陸經濟發展版圖中的區域優勢，他們在長三角的投資更多的是與台商或島內的全球産業鏈結合在一起，打造更加適宜台資企業長期發展的運營環境。長三角在一體化進程中，也將鼓勵和扶持台資企業長期發展的政策目標納入一體化的規劃中，[5]這從長三角各地區為貫徹“惠台31條、26條”而制定的本地實施意見中都能積極地體現出來。圍繞建設台資企業與長三角本地企業共同發展的主線，打造經濟運營和市場合作的大環境，台資企業可以依託長三角的經濟體系把自己的優勢要素通過長三角，向整個大陸擴散，借此進一步擴大自己在兩岸及國際上的市場。

根據“惠台31條、26條”的相關政策，台資企業可以特許的經營方式參與能源、交通、水利、環保、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面對長三角國際化的發展趨勢，部分台資企業對在長三角地區打造更加優良的經濟運營大環境都是抱有積極態度的。台資經濟融入長三角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市場體系方面的對接。長三角地區是大陸市場經濟發展程度最高的區域之一，除了金融市場外，還有在大陸名列前茅的眾多現代服務業市場及各類商品交易批發市場。台灣島內的市場體系相對完善，國際化程度高，但由於經濟腹地狹小，市場發展潛力不足，使得經濟效益受到影響。長三角地區可以通過與島內市場體系的對接與合作，加大自己對臺開放力度。同樣，台灣也可依託長三角的市場體系，把自己的優勢經濟要素向長三角乃至整個大陸擴散。

二是人才交流機制的對接。現代經濟的運作模式，實際上就是資本流、技術流和人才流的密切互動。兩岸産業要加強相互融合，消除人才流動的障礙至關重要。中央“惠台31條、26條”以及江浙滬皖三省一市相繼出臺的實施意見中都提到重視台灣人才在大陸發展的問題，且都允諾台灣專業人才可申請參與長三角及大陸的各項科研項目和技術革新項目。

三是産業互補性方面的對接。要提高長三角地區台資經濟高品質的發展，就得整體提升區域能級和核心競爭力。各地可以充分依託自身製造業的優勢，吸引兩岸更多的研發機構、創新中心來長三角地區佈局産業鏈、價值鏈、創新鏈，不斷增強自己科技創新的能力。

與此同時，長三角地域上的主要經濟城市群，可採用“飛地經濟”的發展模式來達到在長三角一體化格局下的台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效果。其做法就是將一些邊緣的生産製造功能疏解到周邊地區，而集中精力在長三角主要經濟區域內重點發展産業創新研發及服務範圍、市場規模擴展等核心內容，這樣可使長三角地區的一些邊緣區域及它的周邊地區，就有可能獲得更多因要素外溢而得到的發展機遇，從而又能推動次區域價值鏈和競爭力的整體攀升。

“飛地經濟”由於會構成長三角地區台資經濟跨區域的合作共建，從而形成更多的台資産業集聚，並將其産業鏈不斷向周邊地區延伸。其實通過“飛地經濟”的發展模式，台資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的真正效果就在於優勢互補、合作共贏，充分發揮域內各地臺我雙方的比較優勢，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擔和利益共用機制，促進合作各方的良性互動，爭取共贏結果。當然，由於長三角地區一體化互補市場體系正在加緊建立和完善，如何形成合作共建雙方互利雙贏的機制，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就顯得尤為重要。

　3.繼續融入到“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中

台灣天然性地屬於“海上絲綢之路”一部分，其經濟與大陸經濟已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台資經濟若是融入到“一帶一路”中，將對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産生決定性的影響。大陸在地台資經濟的融入從粗線條方面來看，可嘗試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在自身轉型升級的基礎上自行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二是參與大陸企業開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的機遇;三是兩岸企業共同攜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據商務部的統計，今年上半年，中國大陸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81.2億美元，同比增長19.4%;進出口4.2萬億元，同比下降0.9%。[6]

兩岸融入“一帶一路”，雙方首先就要將要素互補式的合作轉變為創新互助式的合作，可以國際産能合作作為融入“一帶一路”倡議的首選。國際産能合作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又一個優先領域，其合作的內容豐富、形式多樣。2015年5月，國務院就發佈了《關於推進國際産能和裝備製造合作的指導意見》，這對促進國家經濟和産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種兩岸合作與沿線相關國家建立相應國際産能合作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兩岸經貿合作模式的一種創新性轉型。兩岸攜手進行國際産能的合作，可採取幾種形式：一是將資本、技術、裝備和管理“打包”，與沿線的合作對象進行深度融合;二是將産能合作和産業鏈“加長”工程結合起來;三是對一些産能需求有限的國家，量身定做地提供一定的市場合作。臺我雙方還可探討以“産業聯盟”的模式，對沿線相關國家進行合作投資的嘗試，將一些民生傳統産業的過剩優勢産能，轉移到沿線所需國家。對於兩岸都在發展的高端裝備製造業，以及戰略性新興産業中的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生物醫藥等産業，也可聯手與沿線相關國家進行産業的關聯對接，在産業鏈的延伸上與這些國家展開闔作。這對於加快所在地經濟結構調整和産業轉型升級步伐，構建其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共同開拓境外産業市場都是極為有益的。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預測，“一帶一路”亞洲部分的基礎設施建設每年至少有8000億美元的市場份額。在地台資金融業，可以充分發揮金融市場多元化的優勢，從全球資本市場的角度，找準機會、創造條件地為“一帶一路”項目提供貸款、債券、股權等不同類型的資金投放。

(三)“新基建”對在地台資經濟的吸引

今年3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加快5G網路、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後，“新基建”便成為許多人關注的熱詞。在5月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新基建”也被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新基建”已前所未有地進入到高層的佈局之中。“新基建”指發力於科技端的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含 5G 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慧、工業網際網路等七大領域，涉及到通信、電力、交通、數字等多個社會民生重點行業。實際上在“新基建”的這些領域中，儘管有些台資項目已經涉足其中，但大陸在這些方面的發展速度遠快於台灣，且市場份額也大，必然就會吸引一些台灣人才和企業來大陸參與新一輪的創業。

　1.參與建設“經濟發展的新動能——5G”

作為“新基建”的領銜産物，中國資訊通信研究院在《5G經濟社會影響白皮書》中預測，5G網路建設將帶動産業鏈上下游以及各行業應用投資，預計到2025年將累計帶動超過3.5萬億元的投資。龐大的商機必然會使台商積極參與到大陸5G基建進程中來。在“惠台26條”中就提到，台資企業可按市場化原則參與大陸第五代行動通訊(5G)的技術研發、標準制定、産品測試和網路建設。台灣在資訊通信行業方面在全球雖然有著較強的競爭力，但發展速度卻緩于大陸，因而大陸5G市場的敞開，可為相關台資企業帶來新的投資機會。

南開大學朱磊教授對島內同5G有關聯産業與大陸進行合作的可行性作了分析：台灣半導體代工晶圓的産能與封測規模，目前均居全球首位，正好可與大陸5G建設市場的龐大需求形成優勢互補。由於大陸5G發展需求的拉動，即使在今年的全球疫情下，積體電路産業(IC産業)仍然保持逆勢增長。今年上半年，大陸IC産業的銷售額達到3539億元，同比增長16.1%。預計IC産業的市場規模將保持20.3%的增速。[7]由於大陸IC産業的産能自給率僅有15.4%，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不能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而這個缺口正好就給同是優勢産業的台灣半導體行業帶來難得機遇。作為輔助主件的印刷電路板産業，在台灣佈局完整，産量在全球市場佔有率為第一;由於擁有島內半導體産業鏈的支撐，台灣感測器産業也較為完整，在製造與封測方面投入的廠商相對較多。另外，台灣LED組件産業發展已超過40年，已為全球前三大供應地。這些都是目前台資經濟參與大陸5G進程建設極為有利的硬體條件。

2.參與大陸數字經濟的全面展開

數字經濟尤其是經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現已成為全球驅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只有緊緊擁抱這個經濟浪潮，才能跨越趕超、實現引領。以南京市為例，該市出臺的《南京市數字經濟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0—2022年)》中宣佈，兩年後全市數字經濟增加值要達到1萬億元，佔GDP比重達56%以上。[8]做強優勢數字産業，就要鞏固夯實電子資訊産業，重點發展積體電路、新型顯示、未來資訊通信、衛星應用等電子資訊新興産業。在這方面，許多電子資訊、半導體類的台資企業是有條件和能力參與進來的。

　3.兩岸攜手發展人工智慧産業

在全球步入智慧化時代，包括“新基建”領域內的人工智慧(AI)産業，已成為世界各國都在搶佔的新技術高地。在這次新冠疫情防控中，以AI為代表的新興科技，滲透進社會運作的方方面面。AI不但是經濟發展的新引擎，還賦能各行各業，成為全社會發展的加速器。目前大陸正以全方位的産業發展生態優勢擁抱AI，為推動AI産業的發展，國家工信部于2016年12月發佈了《中國智慧製造發展規劃(2016-2020)》，提出在“十三五”期間同步實施數字化製造普及、智慧化製造示範引領;到2025年，基本建立智慧製造支撐體系，重點産業初步實現智慧轉型。截至2019年底，大陸人工智慧核心産業的規模超過510億元，人工智慧企業超過2600家。而根據德勤發佈的《全球人工智慧發展白皮書》預測，到2025年，全球人工智慧市場規模將超過6萬億美元。[9]

從台灣目前的情況來看，隨著AI越來越廣泛地投入商業應用，實戰人才缺乏、資料基礎建設不足和産學存在的鴻溝，乃是AI産業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而未來的應用和技術發展，都是台灣科技業關注的動向。鋻於島內AI研究成果的技術應用還局限在製造業、電子業等領域，能否全方位地應用到經濟社會發展中還待努力。[10]為此，大陸在地台資企業可以圍繞轉型升級的發展方向，以智慧化提高生産效率，這樣既可以降低生産成本，也可使産品的不良品率下降。

江蘇的台資企業雖然在AI産業發展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但在AI與製造業高效融合、加速製造業應用上，仍存有一些帶有共性的難點。要使兩岸在AI産業上達到高度融合，對以下幾個方面就要引起關注：一是推動數據資源開放共用。通過對各類數據的採集、傳輸、分析形成智慧反饋，應用於生産和服務中。二是堅持“技術投入+場景應用”的雙輪驅動。一方面加大製造業的技術投入;另一方面則以項目為抓手，加深産品設計、生産製造、銷售服務等各場景雙方的融合程度。[11]三是關注技術人才的應用。通過分類型、分等級，推進AI梯隊形人才隊伍的建設。依照本地人才扶持政策的優惠條件，還要積極尋覓領軍型高端人才和高水準創新團隊。四是為台企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完善頂層設計，積極依託本地先進製造業的發展優勢，統籌規劃製造業與AI融合發展的戰略規劃，打造服務於製造業全産業鏈的台資“智慧製造聚集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