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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永紅:中美及兩岸結構性矛盾的性質與中美及兩岸關係的走向

唐永紅

唐永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國台辦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商務部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理事、全國台灣研究會理事、國家發改委暨國台辦兩岸産業合作研究諮詢小組特約專家、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廈門片區管委會顧問、福建省平潭綜合實驗區兩岸共同家園研究院顧問、《台灣研究集刊》編委會委員。

唐永紅(資料圖)

 

  作者 唐永紅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拜登及民主黨已經執政。各方多認為,在拜登及民主黨治下,美國對華政策進而對臺政策會有不同於代表共和黨且反建制的特朗普的做法,因而中美關係、兩岸關係可能呈現不同的局面。但筆者認為,中美關係、兩岸關係形勢當前因美國忙於處理其他優先事項會有所緩和,但中長期看都將更加嚴峻;這是由中美關係中的新舊交織的結構性矛盾、美國的霸道文化與行為邏輯、打“台灣牌”成為美國實現其國家戰略的性價比最高的手段,以及兩岸關係中的新舊交織的結構性矛盾、台灣社會生態的質變、民進黨當局借機謀取所謂台灣“國家正常化”(台灣獨立)的企圖所決定的。

  一、中美結構性矛盾的性質與中美關係的走向

  眾所週知,近40年來,中國大陸不斷崛起,並有超越美國之勢,客觀上相應導致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與遊戲規則逐漸改變。2010年以來,美國認定這種態勢與改變總體上有損於美國的霸權戰略與國家利益,並認為其前期的旨在和平演變的接觸交流政策總體上失敗了。現實的國家戰略與利益之衝突,加上中美之間在文化理念、價值標準、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發展道路層面的固有分歧,使得當下中美關係呈現新舊交織的難以調和的結構性矛盾。

  以美國2017年底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8年初的《國防戰略報告》為標誌,“新冷戰思維”成為美國共識。美國明確把中國大陸作為其第一位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這是美國對華戰略轉折的標誌。2020年5月發佈《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戰略方針》,這是美國對華戰略穩定的標誌。2020年7月23日,美國當時的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發表了“新鐵幕演説”,或“新冷戰檄文”,呼籲“自由世界”形成“民主聯盟”以遏制中國,並離間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産黨、中國政府的關係。

  美國的上述種種行為清楚表明瞭當下美國眼中的中美關係性質,表明瞭美國對華戰略與政策的根本性改變,已經從先前的旨在和平演變中國大陸的接觸交流政策根本性地改變為了旨在遏制圍堵中國大陸的戰略競爭政策。這種改變加上近3年來美國對華所展開的一系列相應的行動也清楚表明瞭中美已經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

  而美國的霸道文化與“你強大就對我不利”行為邏輯,決定中美關係的結構性矛盾難以調和。正如大家所見,遏制圍堵打壓中國大陸發展已成美國共識,美國對華已經開始了“新冷戰”。中美關係難以調和的結構性矛盾決定中美戰略競爭不得出結果就不會停止。在此背景下,今後的中美關係將主要圍繞“修昔底德陷阱”的解決而展開,期間可以緩衝矛盾的就是全球化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經濟利益關係。但相互交織的經濟利益關係不足以解決矛盾,不足以阻止中美衝突與對抗。唯一可以謹慎樂觀的是,中美相互可以毀滅對方的實力可以讓奉行現實主義的美國放棄直接訴諸軍事戰爭的解決之道(但可能尋求代理人戰爭來達成目的),這基本上保證了中美不得不尋求解決矛盾的和平但痛苦的方式。

  循著上述邏輯,總體上看,近期上,中美關係因全球化形成的利益關係將維持鬥而不破的局面;中期上,中美關係因不可調和的結構性矛盾可能破局;遠期上,“修昔底德陷阱”問題解決之後中美關係將會重建。

  當前,美國需要優先處理新冠疫情、經濟恢復、社會分裂與盟友修復等問題,應不會把主要精力放到處理中美關係議題之上。但隨著上述優先議題的成功處理或處理失敗,美國很可能再把中美關係問題提上主要的議事日程。

  近期上看,鋻於現實中的巨大的中美關係利益暫時難以割捨,在當前的諸多國際事務中又多離不開中國大陸的合作,奉行現實主義的美國因此不會讓中美關係破局,但會展開全面的對華冷戰、競爭與遏制。美國對華政策因此從先前的接觸與演變相應調整為接觸與遏制,採行既接觸但更遏制的政策取向,並企圖通過強化遏制從接觸中尋求更多利益。為此,美國不僅正在利用各種機會與條件,以打“組合拳”的方式,而且將中美利益衝突拉高到國際社會意識形態的對抗,企圖以“國際聯盟圍毆”方式,包括採取“離岸平衡”策略,正在訴諸或將要訴諸貿易牌、投資牌、金融牌、科技牌、人權牌、民主牌、新疆牌、西藏牌、香港牌、台灣牌、南海牌、東海牌、印度牌、半島牌等種種籌碼,或已經或正在或將要開啟貿易戰、投資戰、金融戰、科技戰等,從內部分化到外部聯盟,不斷強化對中國大陸的遏制。

  在美國的文化與邏輯下,中國的強大就是對美國的威脅與不利。因此,中期上看,中美關係將因中美之間不可調和的結構性矛盾不僅不容樂觀,而且很可能破局,除非中國完全接受美國的無理要求。但中國應不太可能接受美國的無理要求,因為那意味著放棄“中國夢”,包括“復興夢”與“統一夢”。在中美戰略競爭的過程中,“台灣牌”會被美國一直打下去,除非兩岸統一了。美國認為“台灣牌”是性價比最高的一張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從美國新近的種種涉台立法和涉台行動來看,美國正在嘗試“雙重承認”的兩岸政策。事實上,新近的種種涉台立法正在為美國各個體系開展與台灣的正常化關係提供法源依據,也是“雙重承認”在立法層面的先行嘗試。而新近的美軍首次穿著軍服在台灣開展的聯合軍事訓練、美國軍機藉故起落架故障向台灣請求迫降台灣、美國衛生部長及副國務卿先後訪台、臺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駐聯合國代表試圖訪台,既是在試探大陸底線,也是“美臺關係正常化”在實踐層面的嘗試。

  遠期上看,“修昔底德陷阱”問題解決之後,中美關係將重建。中美戰略競爭的結果,如果中國勝出,而且兩岸統一了,奉行現實主義的美國才會放棄台灣這顆棋子,中美關係將實現真正的正常化,中國得以實現復興目標;但如果中美關係破局後再去解決台灣問題,美國出兵協防台灣將是大概率事件,中國大陸基本上不可避免地會付出巨大代價。中美戰略競爭的結果,如果美國勝出,中國大陸不僅“復興夢”而且“統一夢”都將難以實現,而“台獨”勢力不僅在中美關係破局時可以實現“臺美關係正常化”,而且在美國的支援下有可能實現所謂的台灣“國家正常化”(“台獨”)。

  就美國對華戰略與政策對中國大陸的打擊危害程度而言,兩害相權取其輕,筆者寧願特朗普連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其實是一個不懂經濟學、更不懂國際關係學的典型商人,他在打七傷拳,傷人也傷己;在打亂拳醉拳,既傷對手也傷盟友;因實力相對衰落,在多邊體系中難以主導併為省錢而不斷“退群”,放棄大國責任,改採雙邊單挑的方式,試圖基於相對實力優勢迫使他人就範,建構有利於自己的新的遊戲規則。特朗普如此行為,一方面造成美國軟硬實力加速折損,客觀上加速縮小中美綜合實力差距,另一方面也很難形成聯盟遏制打壓中國大陸,其不斷“退群”的做法客觀上也有利於中國大陸逐漸“建群”及建設新的國際遊戲規則。事實上,面對全球化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歐盟、日本等傳統盟友也不得不謹慎行事,即便美國在近期上也不敢貿然與中國大陸破局脫鉤。而以拜登為首的建制派雖然表面上行為可預期,會相對遵循多邊規則,但更會理性思考並採取不傷及自身或盡可能少傷及自身的方式,並修復與傳統盟友關係,進而更易形成新聯盟,從而更為有效地遏制圍堵打壓中國大陸。

  二、兩岸結構性矛盾的性質與兩岸關係的走向

  在美國對華戰略根本性改變的同時,民意調查及台灣歷次“大選”的結果都顯示,台灣社會生態結構已然發生了幾個重大質變:一是政黨發展方面,在“國退民進”的量變中實現了從“國強民弱”到“國弱民強”的質變;二是意識形態方面,在“藍消綠漲”的量變中實現了從“藍大綠小”到“藍小綠大”的質變(近六成台灣民眾支援民進黨等綠營政治勢力,支援國民黨等藍營政治勢力的已不到四成);三是國家認同方面,在國家認同疏離的量變中實現了從“兩岸一國”到“一中一台”的質變(近七成台灣民眾持“一邊一國”後“一中一台”立場;不到25%的台灣民眾勉強認同兩岸同屬一個國家);四是統獨意願方面,在“統消獨漲”的量變中實現了從“追求統一”到“追求獨立”的質變(逾六成台灣民眾贊同將來獨立;贊同將來統一的不到兩成);五是統獨力量方面,在“統消獨漲”的量變中實現了從“統大獨小”到“統小獨大”的質變。

  台灣社會生態結構從量變到質變的上述轉變,基本上直觀地體現在圖1所呈現的歷屆大選中國民兩黨或藍綠兩大陣營所推出的台灣地區領導人候選人的得票率及圖2所呈現的所謂“立法委員”選舉中國民兩黨或藍綠兩大陣營“立法委員”的席次的此消彼長的變化中。

  圖1 台灣歷屆“大選”各政黨候選人得票率

 

  圖2 台灣“立法院”歷屆席次結構變化

  事實上,當前台灣社會生態的上述五大質變,已為筆者早先的內部民意調查以及台灣眾多公開的民意調查所一再揭示。綜合各方民調顯示,在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性質認知方面,近七成台灣民眾認為兩岸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即便所謂的“一中各表”,也並非台灣普遍民意,廣義認同兩岸同屬一個國家者不到四分之一。在兩岸關係發展取向方面,民調也顯示,當前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發展走向的主要傾向(近八成)仍然停留在維持現狀上,但維持現狀偏向獨立的比例是偏向統一比例的3倍左右;不贊成兩岸最終應統一的台灣民眾逾六成,是贊成者的3倍多,贊成台灣最終應該獨立成為一個新國家的台灣民眾也逾六成,也約是不贊成者的3倍。

  台灣社會生態的上述質變,一方面意味著民進黨等綠營政治勢力已經進入到“政治正確”的收穫期,不僅有可能在台灣島內長期執政,而且必將憑藉民意支援並借機美國對華政策改變進一步在島內外大搞“台獨”分裂活動(民進黨當局已經在侵犯中國大陸在領土、主權、安全、發展等層面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意味著兩岸之間的主要矛盾性質也已質變,從先前爭奪國家代表權的矛盾(可謂“內部矛盾”)為主,演變為分裂國家主權與維護國家主權(追求統一與追求獨立、分裂與反分裂)的矛盾(可謂“敵我矛盾”)為主。這不僅已經造成兩岸關係對抗發展,而且衝擊到兩岸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影響到統一的代價及統一後的治理成本,必將迫使大陸強化“反獨促統”。

  事實上,台灣早已而且經常對外宣稱是一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國家,只是因中國大陸的打壓,“國家”沒有“正常化”。台灣方面之所以還不敢修改“中華民國憲法”把大陸排除在其疆域之外,只是懾于大陸方面的強大綜合實力特別是武力。畢竟,當前多數台灣民眾還沒有達到“理念性台獨”境界,不願意犧牲生命與財産去追求“台獨”。

  三、美臺相互勾結利用與中美關係、兩岸關係的走向

  與此同時,面對兩岸實力的此消彼長,民進黨等綠營政治勢力深知,沒有國際勢力特別是美國的實質支援,是難以實現其所謂“國家正常化”即“台獨”分裂目標的。此外,民進黨等綠營政治勢力也深知,中美關係不破局,台灣不會成為美國的核心利益而只會被美國當做棋子使用,奉行現實主義的美國是不會出兵保護台灣的,至多只是在輿論、情報、軍火等方面支援台灣。為此,以民進黨為代表的綠營政治勢力及其執政當局,一直在尋求與創造美國願意支援台灣獨立的機會與條件,包括離間中美關係,以期加速中美關係破局。近年來,蔡英文還多次呼籲形成國際聯盟以抗拒大陸統一,確保台灣安全,實現台灣獨立。

  在美國對華戰略根本性改變、台灣社會生態質變的背景下,美臺相互勾結、相互利用比中美建交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有需求,也更加強勁。實踐中,美國正在嘗試“雙重承認”的兩岸政策,台灣民進黨當局不僅“依美謀獨”,而且“聯美遏陸”。

  美國對臺政策原本基於美國自身利益考慮,主要服務於美國對華戰略。隨著對華戰略的根本性改變,美國對臺政策也相應發生重大改變。事實上,為誘使台灣民進黨當局心甘情願地充當其遏制中國大陸的馬前卒,美國近年來先後通過了《與台灣交往法》、《台灣保證法》、《台北法案》等有助於推進美臺關係正常化的立法。這些立法為美國各個系統開展有關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據。當然,美國的這些立法也是台灣民進黨等綠營政治勢力通過銀彈遊説的結果。

  美國之所以選擇打“台灣牌”,是因為一方面美國知道台灣方面在安全與其所謂的“國家正常化”(“台獨”)層面特別需要美國的支援,打“台灣牌”因此是可行的;另一方面,美國也知道台灣問題攸關中國領土與主權,乃中國核心利益,但並非美國自身的核心利益,打“台灣牌”因此是有效的,且代價最小,性價比最高。為實踐其既定的對華戰略方針,預期美國會進一步打“台灣牌”,中美關係因此很可能會進一步惡化。

  另一方面,民進黨當局注意到當前美國對華戰略正在發生重大改變,認為當下正是與美國合作、獲得美國實質支援的大好時機。在美國對華戰略重大調整的背景下,民進黨當局憑據島內國家認同顯著疏離並傾向獨立的民意基礎,抓住美國對華戰略重大調整的機會,毫不猶豫地爬上了美國遏制中國大陸的戰車,甘願“站在全世界抵抗中國壓力的最前線”(蔡英文語),在謀求美國反華勢力支援其“台獨”與“抗統”的同時,更是主動配合美國遏制大陸發展。事實上,隨著台灣社會生態的質變,台灣不僅危及國家在領土、主權、安全方面的核心利益,而且正在成為國家發展與民族復興的絆腳石。

  美國打“台灣牌”,台灣打“美國牌”,美臺相互勾結、相互利用,不僅將進一步惡化中美關係,而且將進一步加劇兩岸關係對抗發展。事實上,自2016年5月下旬民進黨執政台灣以來,台灣當局拒不接受“九二共識”或其“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核心意涵,阻礙兩岸社會文化交流,推動“去中國化”,推進其所謂“國家正常化”的“台獨”分裂目標,並呼籲形成國際聯盟、企圖利用國際勢力,以阻礙大陸發展、阻擋兩岸統一,已侵犯中國大陸在領土、主權、安全、發展等層面的核心利益,導致兩岸關係在多個層面呈現不斷強化的對抗發展態勢。一是兩岸民意對抗,即大陸追求統一的民意與台灣追求獨立的民意的對抗;二是兩岸政黨對抗,即追求統一的共産黨與追求獨立的民進黨的對抗;三是兩岸路線對抗,即大陸追求統一與台灣追求獨立的對抗;四是兩岸政策對抗,即大陸推行融合發展政策與台灣推行分離發展政策的對抗;五是兩岸國際對抗,即兩岸為爭奪國際場域與空間的對抗;六是兩岸軍事對抗,即兩岸在台灣海峽進行軍事演習引發的軍事對抗。

  眾所週知,近年來,美臺相互勾結、相互利用正在得寸進尺,步步緊逼。這種態勢若繼續下去,將可能把中國大陸逼到墻角。屆時中國大陸將不得不對美斷交,對臺動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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