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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觀潮】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新平衡戰略”和日本的作用

華夏經緯網 > 評論 > 台海觀潮      2021-05-08 15:58:03

 

    作者 包承柯 上海東亞研究所助理所長

  美國總統拜登于4月中旬在白宮接待了他上任後首位外國政府首腦日本菅義偉首相,在兩國首腦會議後發表的美日聯合聲明中,52年來首次再度提及中國的台灣問題,引起了中國政府對美日兩國政府的強烈不滿。這一聲明給亞太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執政了100天的拜登政府推出的“新印太戰略”已經顯現。以實力為基礎的平衡政策是拜登政府所推動“新印太戰略”的基礎,而這一戰略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推手則是日本,利用日本的力量挑戰中國的利益,美國站在日本背後充當戰略平衡支撐,從而實現維護美國霸權的目標。

  早在冷戰時期,日本就成為西方陣營的一員,但美國並沒有放鬆對日本的警惕,對日本社會的多層次介入,管控著日本經濟和軍事能力的發展。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日本的作用再次受到美國政府的重視,讓日本在美國“新印太戰略”中充當關鍵作用挑戰迅速崛起的中國。日本也一直想利用美國的力量重返亞洲第一的地位,也許力有未逮的日本面對中國的迅速崛起只能空燃“昔日帝國”的夢想。

  印太地區大國關係的調整已經出現,美國雖然在全球佈局中有著獨一無二的介入能力,中國在特定區域中有著地緣戰略的優勢,美國想以傳統的霸權邏輯向中國施壓的想法不符合亞太地區已經發生變化了的現實。崛起後的中國國家利益應該被得到充分尊重,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損害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核心利益。為了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中國應該推進同美國進行的戰略磋商,在中國國家利益不受損害的狀況下,尋求同美國多層次的戰略合作形成中長遠戰略共識,這是維護國際關係穩定和繁榮的重要途經。

  一、拜登政府在中國周邊拉幫結派損害了區域和平與穩定

  拜登政府上臺之後並沒有向外界所預期的那樣一改前總統特朗普的極限打壓中國政策的基調,而是繼續延續前政府“美國優先”的認識,用更加策略性的方式聯合中國周邊國家拉幫結派,構建起對華包圍圈,加大力度全方位地同中國進行競爭。名其曰競爭,實是打壓、圍堵和製造麻煩等多種方式阻礙中國的崛起和發展。

  今年3月16日,拜登政府的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外出首訪就來到日本,參加美日外長和防長2+2會議,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指責中國行為不符合國際秩序,對中國剛剛推出的《海警法》説三道四,並稱要用“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介入到中日兩國有爭議的領土釣魚島問題上,對中國的台灣、新疆和香港等內部事務亂加指責等等。在3月12日,拜登政府在政府官員尚未一一到位的狀態下,急不可耐把美日澳印(Quad)四國外長會議提升到首腦視頻會議,通過會議企圖構建以中國為對象的戰略包圍圈,由美日兩國出資出原材料在印度構建沒有中國的産業供應鏈,以此作為誘餌吸引印度加入這一未來能夠在安全領域發揮集團作用的機制。

  今年4月16日,在拜登總統在白宮接待了他上任後首位外國領導人日本首相菅義偉,在會後發表題為“新時代的日美全球化夥伴關係”的聲明。該聲明再次介入台灣問題,“強調維護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這是自1969年尼克松總統和佐藤榮作首相會談以來,日美首腦會議再度把台灣問題寫入到美日首腦聯合聲明。

  剛剛過去的5月4日七國集團的外交部長在英國倫敦進行了新冠疫情之後首次面對面會議,並邀請印度、南韓和澳大利亞和南非等國外長與會,再次把迅速崛起的中國視為威脅,併發聲明表示支援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和世衛大會,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利益。6月11日至13日七國還將舉辦政府首腦會議,正在快速調整西方國家針對中國崛起的“新印太平衡戰略”。為了應對中國的崛起,美國所構建的不僅僅是維持G7的傳統體制,還準備通過擴容,建立賦予價值對抗的所謂民主10國(D10)的體制。

  以上的動態可以看到,拜登政府與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有著相同的認識,但是其策略和手法上有顯著不同。在拜登新政府上臺後,在更為體系性架構下以實力為基礎推進所謂力量再平衡的對抗邏輯,企圖以多個不同的集團模式重建印太地區對華抗爭的新格局,以此確立美國對華戰略優勢。

  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主要謀劃人是長期在民主黨政府的對外政策部門擔任要職的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他曾經在克林頓政府時期就是美國對亞洲政策的重要幕僚官員,後又于2009年奧巴馬政府時期在美國國務院任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協助希拉裏克林頓國務卿構建了“亞洲再平衡”的戰略設想,由於他強勢作風被譽為美國的“亞洲沙皇”。在拜登總統剛剛確定入住白宮之後,坎貝爾就被任命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成為統籌拜登政府對華對日對印太地區政策的領軍人物。著名學者約瑟夫奈認為庫爾特坎貝爾是深思熟慮和富有技巧的政策執行者。

  坎貝爾既是一個官僚也是一個資深學者,在共和黨掌權的時期,他幾乎就在美國智庫中從事亞太地區的安全研究。他在正式進入拜登政府前於今年1月12日與布魯金斯研究院中國戰略計劃負責人拉什多希(Rush Doshi)聯名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了題為“美國如何能支撐亞洲秩序?”(How America Can Shore Up Asian Order: A Strategy For Restoring Balance And Legitimacy)的論文。該論文把未來的亞洲看作是過去的歐洲,現在東亞地區正在激烈的動蕩和調整,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區域間大國之間開始進行相互競爭,形成了區域內多層次的衝突。論文主張通過美國力量介入到亞洲秩序調整的過程中,加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夥伴關係的同時,以期實現所謂的力量平衡和法制的回歸。

  文章借鑒了基辛格博士的名著《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雷與和平問題,1812至1822》所提出的觀點,地區秩序在既維持了平衡和合法性才最為有效。坎貝爾和多希的論文認為,中國日益增強的物質實力改變了該地區的微妙平衡,美國需要有意識地努力遏制中國。美國應優先考慮用於中國長期使用的相同而相對廉價和不對稱能力來威懾中國。例如,幫助印太國家發展自己的不對稱能力;把美軍分散部署到東南亞和印度洋國家;建立區域內新的軍事情報夥伴關係;實現構建起以美國戰略和西方價值觀為融合體的區域夥伴體系;並設法讓敏感行業同中國實現“可控脫鉤”,來保證供應鏈遷出中國轉移到其他經濟體。坎貝爾的論文還強調,美國在印太地區不應打造一個關注所有問題的大聯盟,而應致力於建立關注具體問題特設機構。例如構建“民主10國聯盟”(七國集團加上澳印韓三國,簡稱“D-10”)形成印太地區價值聯盟的基礎;同時構建“美澳印日”四國安全機制(Quad),把該機制關注的重點放在軍事安全問題上;同日本和印度的合作實現構建沒有中國的低成本産業供應鏈等。

  坎貝爾和多希的論文是在今年1月12日發表的,在1月20日拜登總統入駐白宮之後,坎貝爾當時提出的一些戰略性構思和政策方案已經一一付諸實施,在拜登政府最初100天任期時已基本構建起針對中國的“新印太再平衡戰略”初步架構。

  坎貝爾的論文中把未來的亞洲看作是19世紀的歐洲的觀點並不新奇,不少國際關係的學者都曾有過類似的論述。亞太地區國家有著自身的特點和利益需求,區域內國家的經濟社會的發展都處在不同的階段,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給予周邊國家帶來了更多階梯型的發展機會。19世紀的歐洲國家相對經濟比較平衡,都處在早期資本主義迅猛發展階段,彼此都要爭奪有限的資源和市場,歐洲國家為了爭奪市場和利益相互混戰一直到二戰結束才停止。坎貝爾和多希的論文再次隱喻早期歐洲為利益而混戰狀況來形容當今的印太地區,很顯然美國需要這樣的狀況出現,這樣美國就可以扮演“力量平衡手”從中漁利。

  上世紀70年代基辛格為讓美國從越南戰爭中退身出來就設計了所謂“亞洲人打亞洲人”的策略性安排。正是這一安排,化解了美國從越南撤退時的窘境。時隔將近50年拜登政府現在所主導的“新印太平衡戰略”,也是把印太國家的相互衝突作為基本思考,是希望本地區的國家也學著19世紀的歐洲國家相互爭利製造混亂。最近,不少西方學者都不斷鼓噪日本是美國“新印太平衡戰略”的關鍵,就不難看出美國“新印太平衡戰略”的險惡用心。

  二、美國“新印太平衡戰略”的重要推手和日本的“私心”

  儘管在二戰時美日兩國為爭當亞太區域的霸主演變成殊死的敵人,二戰後日本一直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的重要合作夥伴,在冷戰期間是如此,在冷戰後亦是如此。但是美國並沒有把日本當作完全平等的國家,而是把日本當作實現美國戰略利益的小夥伴而已。在中國迅速崛起之後,美國開始積極正視日本的作用,鼓勵日本挑戰中國,特別是拜登政府上臺推動“新印太平衡戰略”,日本成為實現這一戰略的核心要素。需要指出,日本同美國的戰略利益上有交集,但是美日兩國在地緣政治戰略目標卻並不完全一致。

  日本在地緣政治目標同美國的利益衝突是由來已久,早在1853年美國的馬修佩利准將率領美國軍艦(黑船)來到日本,迫使日本改變了“鎖國政策”,引發了日本明治維新和社會變革。日本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後,成功成為東亞地區的一霸,但是這些擴張行為觸及了美西戰爭之後美國在太平洋西岸所獲得的地緣政治利益。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日本昭和天皇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日本由此放棄在中國東北地區、朝鮮半島和台灣島的權益,其領土範圍回到明治維新時期的九州、四國、本州和北海道四島。美國的軍事力量佔領日本、朝鮮半島和琉球群島,中國東北和台灣島回歸中國政府管轄。

  戰後美軍對日本實行了去軍國主義化的改革,剷除和解散了帝國時期政經相連的財閥體系,幫助日本制定了戰後和平憲法,剝奪日本天皇的國家元首地位,不允許日本擁有軍隊等,剝奪了日本同他國進行戰爭的權力等等。這些改革是非常深刻的,但消除的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能力,而沒有改變日本的戰略目標。在冷戰開始後,美國對日本改革放鬆了,為了應付東西方的冷戰,美日之間的利益出現了交集。日本在1951年之後恢復了國家主權管理,在美軍繼續保留在日本軍事基地的背景下,日本成為美國新的國際陣營中的“小夥伴”。在美國的允許下,日本獲得了重建有限規模自衛隊的權利,日本自衛隊的飛機軍艦等重武器等幾乎都是來自於美國軍火商的供應。1972年為了對抗蘇聯和中國,美國把戰後長期處於美國軍治下的琉球群島行政管轄權移交給日本。

  今天的日本願意積極配合美國,充當美國“新印太平衡戰略”的挑戰者還是由於長期隱藏在日本政治家心中的“私心”作祟,這一“私心”就是日本的地緣政治目標。當今年3月16日布林肯國務卿和奧斯汀國防部長訪日,參加2+2會談之後發表聲明,聲稱美日安保條約的第五條適用於中日領土之爭的釣魚島問題,明著給日本政府挑戰中國打氣。該聲明還在“台灣問題”上説三道四,壯了膽日本就在3月19日放出資訊,日本將根據“美日安保條約”支援美軍出兵協防台灣等等,可見日本對“台灣問題”的迫不及待之心。此後日本首相菅義偉把首次出訪從4月9日調整到4月16日,在這一天拜登總統和菅義偉首相會談,之後發表美日聯合聲明正好是日本時間4月17日(美日時差)。而這項聲明是相隔52年之久美日兩國再度提及台灣。就在這一天日本駐台灣的交流協會前的旗桿上突然升起了日本國旗,這是日本在台協會首次在台北升日本國旗。也就是這一天,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特地從東京來到與那國島去眺望台灣島,表達對台灣島的唸唸不忘。4月17日是中國清政府同日本政府簽訂《馬關條約》的日子。126年後的這一天,日本政府主動作為的這三件事都圍繞著一個地方,就是中國的台灣島。這樣的事件並非是第一次,2012年當時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佈把中國的釣魚島所謂“國有化”的日子也是4月17日,可見日本政治家心中的“私心”是多麼重!

  究其原因不難看到,首先是日本的政治家並沒有忘記“大日本帝國”曾經有過的“輝煌”,總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返昔日帝國的“榮景”,這一“榮景”每年經常會在東京靖國神社前綵排,期待日本的子孫後代都不要忘記。這是美國佔領時期無法剷除日本地緣政治目標的佐證。第二,東亞地區的戰後問題處理早已結束,被割去大片土地的日本至今並非是心甘情願,“台灣問題”是70多年前中國內戰留下的一個尾巴,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是美國的盟國,走到了美國的對立面,而日本成為美國的盟國,日本完全可以利用變化了的地位把“台灣問題”的水攪混,以便從中找到意想不到的機會;第三,中國崛起讓日本感受到了地緣政治上的壓力,擔心未來日本被邊緣化,總希望通過一些事件給中國發展帶來障礙,日本則願意充當這攔路障。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經濟迅猛發展,引起了美國的緊張和不安,並推出政策大肆圍剿和打壓。1985年美日達成“廣場協議”,導致了之後的日本經濟從泡沫走向破滅的過程。

  2010年之後,中國的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美國對中國經濟的打壓力道越來越大。現在拜登政府在坎貝爾的策劃下,拉日本出來一起挑戰中國,製造麻煩,攪亂東亞地區的穩定局面,就是看到了日本的“私心”所在。美國同日本在東北亞地區是有著不同地緣政治目標的國家,今天的日本已經是無法與中國相比,而美國的經濟實力也正在被中國迅猛發展勢頭所追平。美日兩國抱團取暖來平衡中國的崛起,也許是未來30年印太地區所表現出來的最為重要的區域特徵。

  三、中國是印太地區穩定發展的關鍵力量

  中國迅速崛起是一件不爭的事實,中國是有14億人口的大國,這一發展必然會對印太地區和周邊國家産生影響。中國有自己的核心利益需要保護,“台灣問題”的解決也是勢在必然。實現兩岸的和平統一,是中國人長期追求。中國的崛起,中國的統一併不是為了謀求世界霸權的臺階,既是這兩項目標都實現了,中國也沒有必要也不應謀取霸權,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的霸權國家。中美之間是可以就未來的全球戰略平衡和區域戰略平衡進行戰略性的協商和溝通,在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受損害的條件下,應該可以同美國實現戰略妥協,尋求區域乃至世界的穩定。

  中國的發展不會停止,這是很多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的共識。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在堅持了長達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戰略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在改革開放的政策下,中國經濟從低水準的原生態農業經濟逐漸在世界經濟的合作中,獲得了較快的增長,現在個別的城市或者個別的群體正在接近世界經濟較高的水準,但是社會的大多數群體都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水準。如果未來中國經濟以2020年美國個人收入的水準看齊,達到這一目標可能是30年以後的事情了,因此中國民眾的平均生活水準同美國至少還有30年的差距或者更長。2020年末中國政府宣佈初步擺脫貧困實現小康生活,但是從國家整體經濟的發展狀態看,追趕型經濟發展模式還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特徵。也就是國外有的,通過拿來主義的過程,變換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由於中國經濟同西方發達國家存在著不小的代差,很多領域還呈現出不少的階梯差,中國經濟發展的空間還是很大,現在拿來主義思維還在,還將繼續是主導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的主要思維。

  美國如果因為擔心中國經濟繼續發展而焦慮不安只是自尋其惱。美國無法阻止也不可能改變中國經濟的發展,如果因為中國超越美國而焦慮不堪可能是最終無解。中美完全可以就未來世界發展進行深層次戰略型會談,中國在自己核心利益被充分尊重的狀態下,應該也會尊重美國的利益。50年前基辛格博士秘密訪問北京,同周恩來總理進行了近20小時的深入會談,構建起中美兩國50年之久的和平交往。隨著中國的崛起,世界格局正在出現新的變化,美國作為世界上的霸權國家,過度習慣於現有的世界政治格局。如果美國領導人能夠更加深入了解世界的變化,尋找中美兩國可以進行戰略商談的機會,在經濟發展和戰略目標上形成彼此能夠接受的戰略妥協,形成長期的戰略合作,是有利於推進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也是處理中美關係的最為理想型的方案。

  可悲的是,拜登新總統上臺之後並沒有深入探討特朗普政府時期所推行的極限施壓政策是否合理,沒有經過深入的反省和必要的沉澱,而是在特朗普政府短視性操作的基礎上,急不可耐地以系統的手法和全方位的手段為短視性操作找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這樣的操作只能使得這個世界更加分裂,只能使得這個世界更加對抗。坎貝爾的論文所提出的觀點果真完全付諸實施,起結果是引導全球進入19世紀初期的歐洲形成混亂的戰爭狀態,把世界引向災難,沒有絲毫積極性可言。

  日本一直是中國的近鄰,這一地緣政治的基本態勢不會改變。120多年前中國社會正處在激烈的轉型時期,經濟落後,社會效率低下。相比日本,龐大中國社會的轉型顯得更加緩慢而滯後。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以較快的步伐用西學改變了日本。由於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成功,使得勝利衝昏了日本為政者的頭腦,以為日本可以為所欲為了。1945年日本戰敗,受到了制裁。這一被制裁的感受並不好受,但也是衝昏頭腦的代價。如果日本的為政者無法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吸取有意義的教訓,未來的日本也許會付出更大的代價。中日兩國是近鄰,地緣政治的格局是讓中日兩國要和平相處。依據120多年前的史實尋求歷史重演的想法,只是一廂情願的單相思而已。開拓未來型的中日兩國合作關係,構建中日韓三國經濟合作才是符合21世紀新時代的需求。

  “台灣問題”一直是中國發展過程中不可回避的核心利益問題。這一問題可以放緩進程解決,但是不能不解決,也不能無限期放置下去。隨著拜登政府上臺,也在於拜登總統的幕僚坎貝爾的強勢作為,“台灣問題”越來越成為各方所關注的焦點。美日2+2會議、美日首腦會議、七國外長會議等一系列的會議都把“台灣問題”當作制衡中國的手段來津津樂道。但是這一切都沒有改變“台灣問題”居於印太地區爆炸性衝突核心地位的狀態。我認為中國不會在台灣回歸或統一的問題上有所讓步和妥協,但是可以在台灣回歸的方式和台灣社會回歸後生存形態上進行積極的探討,包括台灣回歸後,中美之間在全球戰略合作層面上的合作與妥協。

  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是有機會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去尋找世界和諧相處融合之道的深層次架構,這是一項非常具有挑戰性的戰略思考。但是,在今天的世界裏,美國只有自己一國霸權地位為至上的目標,使得人類不得不徘徊在國家間衝突的政治利益邏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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