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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新地緣戰略下日本地位與選擇

華夏經緯網 > 評論 > 媒體連結      2021-08-10 13:52:46

    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係講師謝若初、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呂耀東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8月號發表專文《“印太”新地緣戰略下日本地位與選擇》。作者認為,日本在“印太”新地緣戰略中不僅無意發揮溝通中美、連通東西的橋梁作用,反而試圖利用地緣之便炒作“中國威脅”、干涉中國內政、構建“中國包圍網”,在對中國未來發展設置障礙的同時,圍繞“中國問題”充當地緣政治“掮客”。目前,以日本在美日“2+2”會談、美日雙邊首腦會談、G7領導人峰會等多個雙邊、多邊場合;在新版《外交藍皮書》《防衛白皮書》等年度官方文件中對中國台灣、香港、新疆等國內事務橫加干涉,對我國東海、南海等對外政策惡意攻擊為標誌,日本菅義偉政府徹底卸下親善偽裝,顯示出“隨美遏華”,甚至“拉美遏華”的危險政策傾向,中日關係也因此再度緊張。文章內容如下:

  自2021年1月20日拜登正式就任第46任美國總統以來,美國外交將向何處去就成為當前世界格局複雜變化過程中的重要變數,受到廣泛關注。時至今日,拜登政權已履新半載,其回歸建制派路線,重新確立美國領導地位、重新調整大國競爭策略、重新“對表”主要地區盟國的基本外交路線初現端倪。具體到東亞地區,已故美國地緣戰略學者布熱津斯基曾指出,對美國來説,在建立日益具有合作性和滲透性的全球合作體制中,日本應該成為美國的第一位重要夥伴;他同時強調,美國袛有通過同日本的密切聯盟才能適應中國的地區抱負,並制約其表現。而拜登上任以來對特朗普時期“印太”戰略的繼承與調整,無疑印證了上述觀點對於美國地緣戰略的影響。可以認為,由於將中國視為“最大競爭對手”,拜登需要繼續在“印太”地區構建、維持一個向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地區主要國家尋求支援的反華聯盟。

  對於具有大國實力及自我認知的日本而言,美國的這一調整顯然符合其戰略訴求。宏觀戰略層面,日本既可以暫時放下對美國因顧及中美關係而忽視其地緣戰略利益,甚至再度出現“越頂外交”的擔憂,也不必陷入在中美大國博弈的夾縫中“艱難求存”的窘境;具體領域層面,“中國威脅”及“同盟合作”均有助於其在軍事、經濟、科技等領域擺脫既有體制束縛,增強地區影響,拓展國家利益,從而助推其“全面大國化”既定戰略目標早日實現。也正因為如此,以2021年3月以來日本在美日“2+2”會談、美日雙邊首腦會談、G7領導人峰會等多個雙邊、多邊場合;在新版《外交藍皮書》《防衛白皮書》等年度官方文件中對中國台灣、香港、新疆等國內事務橫加干涉,對我國東海、南海等對外政策惡意攻擊為標誌,日本菅義偉政府徹底卸下親善偽裝,顯示出“隨美遏華”,甚至“拉美遏華”的危險政策傾向,中日關係也因此再度緊張。

 一、“印太”新地緣戰略下日本對華政策新動向

  受地緣因素影響,日本一直以東西方文明融合國家自居,部分政治人物也提出過希望日本成為“橋梁國家”的主張。如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就在其首次施政演説中提出,要使日本成為東方與西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多種文明之間的“橋梁”。但從近期一系列舉措上看,日本在“印太”新地緣戰略中不僅無意發揮溝通中美、連通東西的橋梁作用,反而試圖利用地緣之便炒作“中國威脅”、干涉中國內政、構建“中國包圍網”,在對中國未來發展設置障礙的同時,圍繞“中國問題”充當地緣政治“掮客”,其具體表現為以下五個方面。

  (一)以“中國威脅”為切入點設置意識形態鴻溝

  利用地緣之便炒作“中國威脅論”,將中日在政治、安全、經濟等領域的問題意識形態化,進而以共用“普世價值”為基礎構建反華聯盟,是日本掩蓋自身利益訴求、謀求對華遏制的慣用伎倆。

  近年來,日本時常在《外交藍皮書》《防衛白皮書》等官方文件中抹黑中國、渲染“中國威脅論”。在2021年版《外交藍皮書》中,日本再次老調重彈,污衊“中國在缺乏透明性的前提下持續增加國防費用,以確保在宇宙、網路、電磁波等新領域保持優勢為目標,不斷快速、全面增強軍事力量,推動軍事現代化”;誹謗中國“在東海、南海等海空領域,基於與既存國際秩序相悖主張,試圖以行動和實力為依託持續嘗試單方面改變現狀”,並將此作為東亞安全保障環境“急劇惡化”的主要因素。不僅如此,日本還不斷通過首腦外交等渠道,積極兜售其臆造的“中國威脅”。安倍晉三在卸任首相不久後接受採訪時就曾透露,在2016年11月訪問美國時,其曾藉助圖表等向當時尚未就任美國總統的特朗普陳述利害,使其認識到中國軍事崛起背景下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也正是他的勸説,使得特朗普在任期內採取了同中國進行對抗的對華策略。

  在大肆渲染“中國威脅”的同時,日本還努力結合不同情境將中日現實問題演繹為陸地國家與海洋國家間矛盾、“專制國家”與“民主國家”間衝突,以便聚攏反華勢力,構建遏華包圍圈。例如,共用“普遍價值”,是日本在各領域構建反華、遏華聯盟的意識形態基礎。在今年4月16日菅義偉訪美期間發佈的“日美首腦共同聲明”中,其被賦予“自由、民主主義、人權、法治、國際法、多邊主義、自由公正經濟秩序”的基本內涵;殊不知這一概念袛是1957年日本“外交三原則”中“與自由主義國家保持協調”的當代翻版。其目標是通過強調意識形態差異,製造將中國視為主要威脅、對手的反華國際輿論,從而以此掩蓋自身在政治、軍事等領域不斷增長的利益訴求與擴張圖謀。在“普遍價值”的“道義大旗”下,日本遏華動作頻頻:圍繞南海問題,其不僅以簽署雙邊“防衛裝備和技術轉移協議”、出售軍火等方式繼續挑唆印度尼西亞、越南、菲律賓等“主權聲索國”同中國對抗;還藉助“2+2”會談機制將英國、法國、德國等域外大國引入亞太地區謀求製造“均勢”局面。足見“普遍價值”大旗實則是日本爭奪地區主導權的“虎皮”;其“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袛能導致地區局勢走向霸權主宰與分裂。 

   (二)通過力推“四邊機制”等方式力挺美國遏華

  3月12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首次首腦會議通過線上方式舉行。這一源自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議,因澳大利亞政權更疊于次年分崩離析,重啟于2017年的非正式戰略論壇意在成為“印太”地區“新角色”。即使存在制度基礎孱弱、對華態度不一等問題,但其謀求構建“印太”版“小北約”以遏制中國的目的極為明確。其既可以自成體系,利用不斷擴大的安全概念實現全面遏華,又可與“印太戰略”相互配合,形成全領域對華遏制體系。換言之,“四邊機制”愈加具有成為“印太戰略”核心的潛質與趨勢。從日本2021年版《外交藍皮書》專門將“印太戰略”設置為單獨章節的舉動不難看出,以美日印澳四國為核心建立的各類組織及機制,仍將是未來相關國家拉幫結派、遏制中國的主要平臺。

  當然,美國的主導與參與是此類遏華聯盟能否得以組建的關鍵前提。換言之,至少在成功修憲之前,日本若想繼續推進“全面大國化”戰略,仍須在軍事、安全等領域站邊美國,以便“借船出航”。同時,為了達到成為美國“對等”盟友的階段性目標,日本不惜以對華政策為切入點,從單純“隨美遏華”轉變為“拉美遏華”。安全方面,日本反覆要求美國確認釣魚島適用於《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為其介入地區安全事務創造條件;經貿方面,日本在美國退出TPP後仍努力推動簽署CPTPP,始終為其重返協定“預留空間”;科技方面,為配合美國封殺中國5G等優勢技術,日本去年4月在國家安全保障局內新設經濟組,以維護經濟安全為藉口,從技術合作、産品準入等層面限制中日科技交流;環境方面,與美國打壓中國相呼應,菅義偉、小泉進次郎等近來多次表示要就氣候變化問題敦促中國負起責任。可以斷言,配合美國戰略並伺機實現自身利益,是菅義偉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義。

  (三)謀求主導“後疫情”時代國際秩序並實現制度性排華

  21世紀以來,“秩序”已成為日本各層級對外戰略、政策文件中的高頻詞彙。日本國會及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內部更于近年利用既有“官産學研”傳統框架,組建了諸如“規則形成戰略議員聯盟”、“新國際秩序創造戰略本部”等專門從事相關分析、研討的資政組織。根據其業已呈報的提案,在同中國展開地區領導權競爭、實現“全面大國化”戰略目標過程中,制定有利於自身發展的排他性規則,並妄圖藉此造成制度性排華的既成事實,從而形成迎合本國私利的地區與國際秩序,是日本未來對外工作的主要著力點之一。

  從菅義偉訪美期間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表的演講中不難發現,日本所要構建的秩序,是一種著眼後疫情時代,排除以中國為代表的“權威主義”國家,主要涵蓋政治、經濟、安全領域,由日本發揮領導作用的地區、國際秩序。這種為自己及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量身打造的秩序,具有極強的遏華排他性,充其量袛是強權國家對全球利益再分配的産物,袛能淪為極少數強國攫取地區與世界利益的工具。 

     (四)在不斷擴大對華包圍圈的同時豐富遏華手段

  與以往不同,“印太”新地緣戰略背景下的日本對華遏制,在領域維度呈現更為全面的態勢。即是説,至少在菅義偉政府看來,中日矛盾已從既有政治、安全領域陡然擴展到包括經濟、科技在內的眾多新領域。

  經濟及科技方面,以自民黨為代表的日本政治勢力主要圍繞“經濟安全保障”概念推進對華遏制運作。2020年4月,日本在國家安全保障局內新設經濟組,意在從防止可軍用尖端民用技術外流、限制出口等方面入手維護其經濟安全。但從該機構迄今為止制定的諸多具體政策看,大半都指向中國:如認為中國竊取其民用技術用於發展軍事(人工智慧、半導體等);中國通過5G、北斗、微信、TikTok等技術平臺、軟體竊取其機密情報;中國控制口罩等防疫用品出口威脅其供應鏈安全等。此外,在稀土、疫苗、海底光纜等更為廣泛的領域,日本也在謀求同美、澳等各國一道,組建對華包圍圈:為應對中國“疫苗外交”取得的成績,“四方安全對話”會議決定按照美國日本資助、印度生産、澳大利亞分發的合作模式,向東南亞國家提供10億劑強生公司研發的新冠疫苗;為降低對中國的依賴,美日印澳四國將聯手重組稀土供應鏈,提升稀土精煉技術,尤其要在資金上支援中國以外國家的稀土産業;日、印、澳三國也于2021年4月27日正式啟動“供應鏈彈性倡議”機制;此外,美日澳三國相關人員還曾於今年3月召開閉門會議,商討如何在海底光纜鋪設領域進行合作,以對抗華海通信近年來在該領域的快速發展。

  眾所週知,中日經貿合作始終在雙邊關係發展過程中扮演“壓艙石”角色;兩國在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也被視為是改善、發展雙邊關係的關鍵領域。在此次對華政策轉向遏制過程中觸及相關領域,日本所釋放的顯然是同中國“撕破臉”的全面對抗戰略信號。

  (五)利用國內事務阻遏中國現代化進程

  當前,中國國家分裂勢力可分為地區分裂勢力與民族分裂勢力兩類,前者主要包括台獨、港獨勢力,後者則以疆獨、藏獨、蒙獨勢力為代表。受侵華戰爭遺毒及冷戰思維影響,日本與上述主要分裂勢力的勾連幾乎從未斷絕。在“印太”新地緣戰略背景下,台獨、疆獨、港獨勢力又一次成為日本政治勢力主要教唆和利用的對象。

  台獨方面,在4月16日發表的日美聯合聲明中,菅義偉與拜登效倣1969年的尼克松與佐藤榮作,時隔52年再次染指台灣問題;次日,位於台北的“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旋即升起日本國旗,與之遙相呼應。不僅如此,繼菅義偉于6月9日將台灣“誤稱”為國家後,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防衛大臣岸信夫、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先後在台灣問題上大放厥詞。新近出版的《防衛白皮書》更首次將“台灣局勢對日本安全及國際穩定十分重要”等表述寫入其中。疆獨方面,2020年底就有消息顯示,日本為加入五眼聯盟,向美、英等國傳遞了有關新疆“人權問題”的大量偽造材料;在BCI發起的抵制新疆棉花事件中,優衣庫等日本服裝企業更予以積極響應;4月14日,日本主要番茄醬生産商可果美(Kagome)還以“人權問題”為由繼續發難,公然宣佈停止進口新疆番茄。此外,在2021年版《外交藍皮書》中,日本首次公然聲稱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人權狀況給予“嚴重關切”,並強調在日本看來,自由、尊重基本人權及法治等國際社會普遍價值能否在中國得到保證十分重要。至於香港問題,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頒布,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社會屢次對香港局勢表示“嚴重關切”等涉港言論亦首次出現在日本《外交藍皮書》中。 

    實際上早在2018年底,前述“五獨”分裂勢力就已在日本極右翼組織“黑龍會”的&&下于台北召開會議,密謀分裂活動。在國家主席習近平計劃訪問日本的2020年,“五獨”分子又在日本“各界代表”的配合下發起“反對習近平以國賓身份訪問日本百萬簽名活動”。可見,日本是繼美國之後中國分裂勢力的又一重要海外據點,且在地理位置上更為前沿;隨著遏華戰略傾向日漸清晰,其利用分裂勢力遏制中國未來發展的不軌舉動亦會日益猖獗。

  二、“印太”新地緣戰略下日本對華政策動因分析及趨勢研判

  基於以上日本在“印太”新地緣戰略背景下或主動、或被動的對華戰略調整,不難看出,雖然中日雙邊關係自2018年幾經波折、重新回到正常軌道才過去不到3年的時間;兩國即將迎來邦交正常化50週年重大紀念節點,且在舉辦奧運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經濟貿易等領域存在廣闊合作空間及巨大潛力,但隨著國際形勢變化,尤其是“唯一同盟國”美國因政權更疊引發其進行地區政策調整,日本毫不猶豫地選擇投身於“印太”新地緣戰略,同美國一道與中國進行全面對抗。中日關係再次急轉直下,甚至可能又一次陷入“冰封”,個中緣由及未來發展趨勢值得加以探討。

  (一)動因分析

  “印太”新地緣戰略背景下日本對華政策調整,同時受到必然歷史規律與或然現實因素的雙重影響:其既是自民黨政權在對華政策領域長期奉行現實主義理念,以“政冷經熱”“擦槍走火”為上下限左右搖擺的産物;又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同為世界主要大國的日本面對國際體系壓力與國內政治影響,在外交、安全等領域做出的應對。

  具體而言,其首先是個人政治素養使然。無黨內主要派系背景、更擅長處理國內事務、過渡首相是菅義偉上任伊始最為重要的政治標簽。隨著今年秋季眾議院大選臨近,菅政權已然來到“賽程過半”的分水嶺。在過去的半年多任期中,菅政權並未完成黨內各派系交與的控制疫情、提振經濟、成功舉辦奧運會三大重任,反而因干涉學術會議成員更替、長子違規招待等醜聞幾度陷入執政危機。在執政表現不佳、選情壓力陡增的情況下,懷有連任野心的菅義偉必然效倣前任安倍,選擇在能夠快速見效的外交、安保等領域撈取資本。加之一貫以殺伐決斷著稱的從政風格,菅義偉很可能會將某一政治外交戰略與政策傾向推向極致。 

     其次是國內政治環境使然。以長遠計,由經濟快速發展導致的國家凝聚力下降,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困擾日本統治階級的政治難題。再加上冷戰終結導致在野黨式微、經濟發展引發傳統國家主義抬頭等複雜因素的影響,日本政壇呈現出明顯的總體保守化傾向。從短期看,在疫情防控不力、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加的雙重影響下,以持續執政為第一要務的自民黨政客既需要通過臆造外部危機轉移民眾視線,也需要藉助操弄民族主義博得選民支援。故而與日本同時存在歷史矛盾與現實爭端的中國,自然以“關鍵問題”身份,被動地成為日本政壇選舉期間各派勢力政治做秀的首選工具。

  最後是外部國際形勢使然。受戰後被美軍實施單獨佔領、在安全領域長期依附美國等歷史、現實因素影響,自2018年中美關係受貿易爭端影響逐步走向惡化以來,日本在中美之間保持適當平衡的難度亦隨之增大。拜登入主白宮之後,美國對華政策在繼承特朗普時期強硬態度的同時,展現出更重視借用盟國和夥伴國家力量實現對華遏制的傾向。面對美國的戰略調整,無論是追求連任的菅義偉,還是在幕後出謀劃策的安倍晉三、麻生太郎等自民黨保守政客,最終都無法擺脫聯手美國,成為遏華急先鋒、馬前卒的宿命。

  (二)趨勢研判

  作為美國拜登政府新近實施的地區戰略,“印太”新地緣戰略短時間內不會出現根本變化。這就意味著,縱使出現G7領導人峰會結束後,菅義偉在對華態度上突然“變臉”,聲稱日本不會參與組建所謂對華包圍圈等現象,亦不能認為日本政府已然“迷途知返”,重拾對華友好。殊不知,得到自民黨內主要派系支援,以全面繼承安倍內外政策,尤其是外交、安保政策“繼承者”形象示人的菅義偉雖然在具體遏華程度上表現得更為露骨,但其在政策大方向上並未脫離統治階層進入21世紀以來形成的基本共識,即通過在中美間搖擺攫取國家利益、獲得戰略迴旋空間。換言之,論及一方面不斷聲稱要改善日中關係,一方面又不斷到處給中國找麻煩的“兩面人”做法,菅義偉政府與其前任安倍政府並無本質區別。更何況,大選將近、謀求連任的菅義偉無疑也希望獲得對華友好勢力的支援,其通過釋放對華積極信號應對選情、撈取政治資本的目的顯而易見。未來一段時間內,日本菅政府對華政策恐難出現根本變化,其仍將在以下領域保持對華強硬姿態。

  第一,安全領域。姑且不論菅義偉本人,菅內閣現任防相岸信夫係日本主要政治門閥安倍家族核心繼承人,素以右翼鷹派、親美友臺反華著稱。其上任以來不僅多次妄稱台灣問題為“本國問題”,還積極強化自衛隊在釣魚島方向的部署。在其帶領下,自衛隊持續擴充軍備自不待言,日本防衛政策勢必呈現更為明顯的緊跟美國、聯合遏華、插手台海趨勢。屆時,不僅針對中國的聯合軍演、抵近偵察將頻繁上演,所謂“日臺防務合作”亦將趨於強化。在包括軍事、情報在內的安全領域,來自日本方向的壓力將長期保持高位。 

    第二,外交領域。綜觀菅義偉涉華言行,其憑藉“重新定義”中日關係應對世情、選情;迎合輿情、民情的意圖明顯。即是説,在無力成功舉辦奧運、戰勝疫情、提振經濟的大前提下,炒作“中國問題”成為其為數不多的勝選籌碼。這就意味著至少在選舉結束之前,日本將保持甚至強化對華強硬、施壓態勢,通過搬弄是非、挑撥離間等手段破壞中國外部環境。這不僅會導致本就脆弱敏感的中日雙邊關係持續惡化,也會對地區局勢及區域合作造成惡劣影響。在外交領域,抵禦對衝、化解攻勢將成為未來對日外交工作的重點。

  第三,經貿、科技領域。以確保産業鏈穩定、防止可軍用民用技術外泄等“安全問題”為由,日本正積極配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構建對華技術、貿易包圍圈。姑且不論這種觸及中日關係“壓艙石”的舉動本身代表著日本對華政策已處於“撕破臉”狀態,未來中日經貿關係或走向以非高科技産品為主的“局部脫鉤”時代,難以維持既有“政冷經熱”前提下的雙向依賴局面。換言之,通過對華貿易,日本袛希望獲取經濟利益,而不願因此得罪美國,或使得中國進一步提升在科技等領域的水準及影響力。在經貿、科技領域,需警惕日本的牽制與掣肘。

  近年來,在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引領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不斷開創新局面、取得新成就,以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為代表的中國外交理念得到越來越多國家及其民眾的支援,成為中國同世界各國開展友好合作的思想基礎。毫無疑問,中國願意在一個中國原則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面對本就在結構性矛盾、歷史恩怨等複雜因素共同作用下敏感又脆弱、近來再度在“印太”新地緣戰略背景下出現反覆的中日關係,借用習近平主席2014年11月10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時所作的論斷,其中的是非曲直無疑是清楚的。對於“為滿足阻遏中國崛起復興的一己之私,甘願仰人鼻息,充當美國的戰略附庸,不惜背信棄義、破壞中日關係,不惜引狼入室、出賣本地區整體利益”的日本,在未來處理兩國關係的過程中,唯有聽其言、觀其行,才能行穩致遠。

文章來源: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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