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觀潮】現在是時候規劃臺軍的未來了！

　　作者：譚傳毅 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研究員、法國博士

　　前言

　　《告台灣同胞書》是中央政府對台灣的政策文件，前後總共發表五次。第一次揭橥武力解放台灣的任務，第二次與第三次主張停止金門炮戰、兩岸回歸一個中國原則，第四次則未公開發佈。

　　其中以1979年1月1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的第五次文告最著名也最重要，這篇文告開啟了兩岸三通與擴大交流，肇始了和平統一的進程。此次文告被視為是中央對臺的最早政策轉變，我們可以把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當作兩岸和平統一的基本綱領。

　　2020年10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發《告台灣情治部門書：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文告，看似傳統的《告台灣同胞書》，但卻針對台灣情治單位。這是兩岸和平共處40年之後的文告，卻有相當的警告味道。

　　實踐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的障礙

　　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宣示了六個重點：一中原則與反對台獨、打破兩岸隔絕狀態擴大人民直接往來、實現三通深化經濟合作、弘揚中華文化增強精神紐帶、妥善處理台灣涉外事務、推動兩岸協商談判安排交往制度。

　　到今天，只有打破兩岸隔絕狀態擴大人民直接往來、實現三通深化經濟合作兩項原則得到實踐，其餘四項不但處於停滯狀態，反而還有退化的趨勢。

　　台灣近年來課程綱要調整的結果，不斷的切斷中國元素，等於從小教育年輕人遠離中華文化、斬斷傳統精神紐帶;連最基礎的服貿貨貿協議，也被“太陽花”醜化為黑箱作業的第三次國共合作。民進黨當局藉此反中仇中、並邁向“獨立建國”的方向前進，就算2024年國民黨重拾政權，平常連“九二共識”都不敢提的情形之下，遑論撥亂反正。

　　在這種情形之下，《告台灣同胞書》的推進遭遇不小的障礙，如果繼續如此，無異在拖時間。“台獨”以反中抗中的外衣不止在民間高漲，也逐漸的滲透到部隊裏面。

　　臺軍思想的質變

　　臺軍軍人思想已經産生質變，從“中”轉“臺”、由“統”而“獨”。轉變的過程不是劇烈突發，而是在軍隊特殊文化中，潛移默化向政治現實低頭。

　　嚴格講，馬英九時代開始放鬆軍隊紀律、訓練與思想教育，洪仲丘命案是個開端。民進黨和蔡英文借此撕開“國防布”，大量的口號和運動衝向部隊，例如改善軍中人權、暢通申訴管道等，慢慢的卸除了軍隊的思想武裝。

　　在另方面，一系列關於“領土主權”的政治訴求也涌入軍隊，例如“台獨黨綱”與“台灣前途決議文”等，靜靜的在軍隊中發酵。于北辰可説是代表性人物，他不斷透過媒體傳播“事實主權”言論，徒子徒孫只會多不會少。

　　可以這麼講，臺軍老一代軍人懷抱中國思想，與共産黨爭的是長治久安，圖的是中國的繁榮富強。而新一代軍人則認同“台獨黨綱”與“台灣前途決議文”的“事實主權”，想的是偏安自利。

　　部隊産生極大的變化，從國民黨的“國軍”變成民進黨的“黨軍”。蔡英文以“事實主權”名義反中抗中，偷偷把“違憲”概念植入部隊思想，嘴巴上不説“台獨”、實際上就是要部隊為“事實主權”而戰。例如2020年1月20日，蔡英文在接受BBC記者訪問時稱，“中華民國(台灣)”已經獨立，這已經是部隊普遍的想法。

　　從馬英九推動募兵制開始，部隊漸漸的就沒有深刻的思想與信仰。招募來的兵員進入部隊是為了工資、或暫時把失業問題向後展延，這種部隊的心靈空虛枯燥，是和平統一最大的障礙、是蔡英文藉以勾結美國的工具、也是“台獨”份子反中抗中的資本，必須匡正。

　　撥亂反正：“北平模式”的是與非

　　從地緣戰略角度來看，兵臨城下的“北平模式”並不適用台灣，因為北平和天津是連續性的地理環境，天津被拿下來後，北平剩下來就是戰與不戰的選擇。戰，則生靈涂炭國寶盡毀;不戰，還有退路。這是傅作義投降的理由。

　　若以“北平模式”處理台灣問題，我們以結果論來看，近年解放軍演習和繞臺不就已經兵臨城下?顯然島嶼作戰特性和大陸作戰完全不同，島嶼極易形成偏安僥倖的形勢，看看英國之於歐洲大陸、日本之於中國大陸就知道。島嶼的另一個特點是便於逃命，這也是偏安與僥倖的心理來源。

　　但從心理戰觀點來看，“北平模式”可以影響臺軍的心理認知、情感和意志，直接打擊臺軍心理，最終使其轉變態度，特別在“部隊死守”與“政客逃命”之間。既然軍演和繞臺已經形成了威懾的形勢，為何不以“北平模式”撬動軍事與政治的連結?

　　需要一份文告補充

　　我們回到《告台灣情治部門書》。這份文告延續自1979年的《告台灣同胞書》，雖然時間序超過了40年，仍應視為官方對臺的立場。

　　和平統一的基調沒有變，寄望台灣人民也沒有變，但不再寄望台灣當局了。《反分裂國家法》以及“台獨頑固份子清單”出臺目的，是要切割台灣當局和台灣人民;《告台灣情治部門書》不過是以情治部門為切入點，加深“寄望台灣人民”的殷切期盼，可見情治部門的特殊地位。

　　情治部門既然是和平統一的仲介因素，那它就具有過渡性質，既然是過渡性質，那就可以有好幾個仲介因素。事實上，充當“台獨”馬前卒、被“台獨”戰車綁架的，不只是情治部門，還有部隊。因此，發表一篇關於台灣部隊的文告是必須的。

　　小結

　　如果我們把1979年的《告台灣同胞書》視為兩岸和平統一的基本綱領，40年後，這份綱領還需要補充，使其與時俱進。

　　《告台灣情治部門書》是綱領的第一份補充文件，現在需要第二份針對部隊的文告，點出和平統一最大障礙、也是台獨賴以生存的軍隊，其在和平統一應有的態度和地位。

　　《告台灣同胞書》是主觀的願景，若要詳細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就需要實施細則才能夠具體化，現在是時候規劃臺軍的未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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