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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賡:志願軍司令部的“解圍將軍”

華夏經緯網 > 軍事 > 軍史鉤沉      2021-10-13 11: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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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賡1922年加入中國共産黨,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産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産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導人,是新中國國防科技和教育事業的奠基者之一。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曾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03—1961)

  陳賡,湖南湘鄉人,出生將門,其祖父為湘軍將領。他性格活潑好動,幽默風趣,一生經歷頗富傳奇色彩。他為黃埔一期生,在軍校名列“黃埔三傑”,因為曾在東征時期救蔣一命,而深得蔣介石器重,但陳賡因共産黨信仰而選擇與蔣決裂。他歷經北伐、南昌起義、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建國後又接連奔赴越南戰場、朝鮮戰場,為人民解放、國家安全、東北亞和平立下了汗馬功勞。

  出越入朝 六渡鴨綠江

  1950年越南反法戰爭的時候,越南 “越南共産黨”向中共求援,時任西南軍區副司令員、雲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雲南軍區司令員的陳賡,被委派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越南,于7月至10月,在越南協助制定並指揮邊界戰役,開通中越之間的交通線,為中國援越抗法打開一條通道。

  1950年11月1日,陳賡從越南啟程回國。回國途中夜不能寐,思考著朝鮮戰事,準備貢獻出自己的一切力量。儘管在越指揮作戰期間條件艱苦,過度勞累,身體傷病復發,但他回國後未獲休息即赴朝考察,後來,毛澤東和金日成談話時曾説道:“陳賡從越南回到北京,向我彙報援越抗法的事情,他提出要求,想去朝鮮。我説,你陳賡就是好戰,剛聽説跟美帝打,你就有了精神,病也好了一半。我説,那你要感謝杜魯門嘍!”

  陳賡心繫前線戰況,從1950年11月至1952年6月三次入朝,六渡鴨綠江,先後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三兵團(下轄第12、15、60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志願軍副司令員、代司令員等職。

  志願軍司令部的“解圍將軍”

  黨中央1951年3月正式任命陳賡為志願軍第三兵團司令員兼政委,不久,又任命他為志願軍副司令員兼三兵團司令員,率領十二、十五、六十軍三個軍待命出發,入朝參戰。然而就在即將離京赴朝的前兩天,他受過傷的左腿小腿躁關節創傷性關節炎嚴重發作,以致于完全無法行走,只好留北京治療,第三兵團主要由副司令王近山負責指揮。

  在此期間,第五次戰役由於180師在北撤時沒有組織好,部隊損失嚴重,一方面主要責任在於師領導指揮失誤;另一方面,三兵團和六十軍沒有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及時派得力部隊接應和尋找,也有責任。事後,彭德懷在志願軍司令部所在地空寺洞召開各兵團領導和各軍軍長、政委參加的會議,總結到第五次戰役的經驗教訓。這時的陳賡,腿部才剛剛消腫,但他迫切想了解戰場的形勢,從大連來趕到平壤一同參會。

  會議上,彭德懷當眾把六十軍軍長韋傑叫了起來,直接點名問責。韋傑怕火上澆油不願爭辯,彭德懷見韋傑不答話,反而越説越氣:“你這個韋傑,軍長怎麼當的!命令部隊撤退時,你們就是照轉電報,為什麼不安排好?”韋傑不敢答,別人不敢勸,會場上上鴉雀無聲。鄧華和洪學智想上去勸一下,但都怕反而會讓彭德懷更加火大。陳賡反應極快,站起來説:“老總,該吃飯了。” 彭德懷看了看表,停了一會兒説:“好,吃飯。”

  陳賡為人正直,但處事靈活,據説只有他敢跟彭德懷開玩笑。此情此景之下,也只有陳賡才敢這麼“解圍”。不僅一句“該吃飯了”四兩撥千斤,替大夥解了圍,陳賡還在之後上下溝通,疏通思想、總結經驗,為志願軍將領之間凝心聚力,增加了黏合劑。

  化解了彭德懷的雷霆之怒,陳賡又找到不願參會,正憋著一肚子悶氣寫檢討的王近山,綜合中央軍委領導和前線彭德懷的一些説法,開誠佈公地説:“我們都是吃‘劉鄧’飯的,近山啊,打定陶你是尖兵,千里躍進大別山,你是開路先鋒。這次朝鮮回撤失利,你不是右傾,主要是指揮不當。你太麻痹了,太輕敵了。彭老總已經替你承擔了責任,你要深刻地想一想。現在作戰的對象變了,光靠死打硬拼不行,要注意總結新經驗……”他知道這位被稱為“王瘋子”的常勝戰將,作為三兵團當時的主要負責人,遭遇如此敗績,內心必然非常痛苦,所以不願去見彭德懷,就建議王近山把檢討交給彭德懷後,直接返京向毛澤東請罪,最終王近山聽取了陳賡的意見。

  善講道理的老資格

  陳賡名氣大,資格老,卻沒有首長架子,平易近人,喜歡也善於與人溝通。在朝鮮,他遇到什麼人都愛聊一聊,東線的文藝演出隊要去上甘嶺慰問,經過志願軍司令部,陳賡拉著演員們一起坐下來聊天,還給大家削蘋果,邊削邊問:“是朝鮮的蘋果甜,還是祖國的蘋果甜?”演員們回答:“都甜。”

  陳賡笑著説:“我説朝鮮的蘋果更甜。你們不要笑,甜就是甜!是不是怕説不甜就不愛國啦?從政治上説,沒有朝鮮人民的支援,沒有人民軍的並肩作戰,要打敗美帝國主義侵略軍隊是不可能的,毛主席要求我們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根本道理就在這裡。”

  1951年下半年,朝鮮戰場的戰線穩定在“三八”線一帶,進入邊打邊談的相峙階段。彭德懷是“總指揮”,需要坐鎮志司,主持作戰,召集陳賡、鄧華、甘泗淇、杜平、解方等總部領導討論一下,看志願軍中由誰出任和談代表。

  彭德懷提議鄧華去,但鄧華自認沒有幹過外交,不願意去,推舉參加過停戰談判的陳賡。陳賡對鄧華説:“今非昔比,如今我這身體腦子都不如從前,拄著拐讓人家看笑話。外交雖非你所長,你是打仗的料,可我們都同意彭總的意見。你是咱志願軍第一副司令,一至五次戰役你通通參加了,對和談最有發言權。我那時在太原執行小組談得好,靠的就是情況熟。”鄧華思忖之下,終於決定了出任和談代表。

  親自督建 設立坑道工事標準

  抗美援朝戰爭第二階段戰線相對穩定,以陣地戰為主。陳賡早年在山西打閻錫山的時候,就總結出一套工兵作戰的經驗,並利用這個經驗在志願軍中推廣坑道工事,利用坑道進行防禦作戰。陳賡提出工事的保障要足夠堅固,能夠抵禦四英寸大炮轟擊,且必須設有偽裝工事,使校正偵察機不敢接近,強調工事管理和保養,要求隨時修補,能適合“防控、放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和防寒”。1952年志願軍第一線兵團及軍的參謀長會議上,陳賡説:“如果坑道戰不得法,則是墳墓。坑道工事不能遍地皆是,完全坑道不符合戰術要求。”他要求陣地構築必須符合戰術要求,不要為堅固而堅固,主要發揚火力,能夠實現火力交叉,互相支援,便利出擊,次要才是保存自己,作為屯兵掩蔽部。

  在陳賡的親自督促下,1951年秋季防禦作戰中開始出現的坑道工事雛形,經過各部隊改進發展,到了52年夏季,全線構成了以坑道為骨幹支撐的點式陣地防禦體系,坑道裏有吃喝拉撒、睡覺和傷員休養的地方,也有囤積彈藥糧食的地方。陳賡提出在戰略進攻的大兵團、攻堅戰新形勢下,仍然採用遊擊戰術是不行的,在開闊地作戰,必須挖交通壕接近敵人陣地,進攻出發地、衝鋒出發地和火力陣地都要盡可能接近前沿。朝鮮戰場上志願軍的坑道工事,有的只離敵軍幾十米,戰士們還可以偷偷把敵人佈置在前沿陣地上的鐵絲網和地雷移到自己陣地上來加強自己的防禦。

  正是這樣的坑道工事,才抵住了美軍的“金化攻勢”。敵人在上甘嶺戰役中,傾斜炮彈190多萬發,投擲炸彈5000多枚,山頭都被削平1~2米,但志願軍利用坑道戰,消耗敵人43天,最後只被美軍佔領了兩個班的前沿陣地。陳賡還特別算過一筆賬,他説,上甘嶺美軍的炮彈最多一天打了15萬發,價值300萬美金。美國士兵最怕死,經常用炮壯膽,胡放一氣,我們與他們不同,使用炮火都是集中打擊,從來不會吃虧。

  朝鮮歸國 建立“哈軍工”

  朝鮮戰爭,使毛澤東意識到,新中國急需加強國防現代化,急需有大批軍事技術幹部,任務十分緊迫。在此形勢下,黨中央、毛澤東決定即速組建軍事工程技術學院。1952年3月26日,毛澤東在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和副總參謀長粟裕向中央軍事委員會呈送的《關於成立軍事工程學院的報告》上批示:“同意。”然而,由誰來組建這個我國最高的軍事技術學府呢?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將許多人一一過濾之後,圈定了陳賡。

  1952年6月,正在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代司令員的陳賡,從朝鮮奉調回國。6月23日,他拄著拐杖,一瘸一拐地走進了中南海豐澤園。在這裡,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親切接見了他。毛澤東握著陳賡的手説:“我們‘最可愛的人’回來了,辛苦了!”他們在沙發上就座後,周恩來朝陳賡颺颺手説:“陳賡,你從前線回來,談談你的感受吧。”陳賡彙報了朝鮮的戰事之後,欠了欠身,又説:“我軍缺乏現代化裝備,部隊缺乏精通科技的人才,造成了朝鮮戰場的困境。只能靠坑道對付敵人的飛機大炮,有時炮上壞了個螺絲,在三個連隊找不到一個回修的。許多戰鬥由於裝備技術落後而不能取得勝利……一個國家科學技術落後了,在戰爭中就要挨打。最急需的,是要培養前方已有的部分現代化武器裝備的維護、使用方面的工程技術人員。”

  毛澤東説:“美帝國主義想要打敗我們絕不可能,我們一時要把美帝趕出朝鮮也不可能。我們的軍隊是一支政治素質最好的作戰勇敢的人民軍隊,只可惜技術裝備太差。我去蘇聯訪問,史達林曾向我建議,有必要組建一所高等軍事技術院校,我決定接受這一建議。軍事工程學院一定要辦,不能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他對陳賡説:“你來辦吧!這次調你陳賡回來,就是要你創建這所軍事工程技術學院。”

  陳賡從1952年開始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1953年4月25日學院基建在哈爾濱破土動工,9月1日舉行第一期開學典禮,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多軍種綜合性的軍事工程學院就此成立。錢學森教授後來讚嘆:“在我國現有條件下,這麼短的時間內辦起這樣一所完整的、綜合性的軍事技術學院,在世界上也是奇跡。”“哈軍工”從1953年開始,共辦學13年,培養優秀畢業生1萬餘名。

  陳賡生平

  1916年入湘軍當兵。因為不滿軍閥混戰,1921年脫離湘軍,在長沙半工半讀,參加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的愛國活動。

  1922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12月轉入中國共産黨。

  1924年5月考入黃埔軍校第1期,畢業後留校任連長、副隊長,參加了平定商團叛亂、楊(希閔)劉(震寰)叛亂和討伐軍閥陳炯明的兩次東征。是黃埔軍校青年軍人聯合會負責人之一。

  1926年秋前往蘇聯,在紅軍中學習保衛工作和爆破技術。1927年2月回國,被派往國民革命軍第8軍任特務營營長。4月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7月下旬隨周恩來赴江西,參加了南昌起義,在總指揮部擔任保衛工作。起義軍南下廣東途中,調第20軍任營長。在會昌戰鬥中負重傷,經香港轉到上海就醫。

  1928年起在周恩來領導下參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選派中共黨員潛入國民黨中央機要部門和警憲、特務機關,多次獲取重要情報,為中共中央及時研討對策、保衛中共組織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1年10月到鄂豫皖蘇區,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4軍12師師長,率部參加了黃安、商潢、潢光戰役以及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中的馮壽二、七里坪、扶山寨等戰鬥。1932年9月因負傷到上海就醫,曾秘密向魯迅介紹鄂豫皖紅軍鬥爭情況。1933年3月因叛徒出賣被捕,曾被押赴南昌見蔣介石,堅貞不屈,拒絕誘降。後經中共組織和宋慶齡等營救,于5月底脫險到中央蘇區,任彭(湃)楊(殷)步兵學校校長。

  1934年10月參加長征,任軍委幹部團團長,曾率幹部團一部搶佔皎平渡,保障紅一方面軍主力順利渡過金沙江。到達陜北後任紅1軍團第1師師長,參加了直羅鎮、東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戰役。1937年2月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兼任第1隊隊長。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第129師386旅旅長,率部挺進晉東南,指揮所部取得長生口、七亙村、廣陽等戰鬥的勝利。爾後南下邯(鄲)長(治)公路,取得神頭嶺、響堂鋪等戰鬥勝利。

  1938年4月,指揮長樂村戰鬥,殲滅日軍2200余人,對粉碎日軍"九路圍攻"起了決定作用。此後,率部轉戰冀南和魯西北地區,參與創建晉冀豫和冀南抗日根據地。1939年2月指揮所部在威縣香城固設伏誘敵,殲滅日軍第10師精銳一部。

  1940年任太岳軍區司令員。在百團大戰中率部參加正太鐵路破擊戰和榆遼戰役,攻克榆社縣城。1941年任太岳縱隊司令員,多次挫敗日偽軍"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進攻,鞏固了太岳抗日根據地。1942年10月他參與組織指揮對沁源日軍圍困戰,歷時2年5個月,累計殲日偽軍4000余人,被八路軍總部譽為群眾性遊擊戰爭的模範。

  1943年11月到延安,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5年6月被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率太岳縱隊(後改晉冀魯豫軍區第4縱隊)參加反擊國民黨軍進犯解放區的上黨戰役。

  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後,率第4縱隊和太岳軍區部隊轉戰晉南、晉西前線,先後指揮聞夏、同蒲、臨浮、呂梁、汾孝、晉南等戰役,殲敵5萬餘人,有力地配合了西北戰場的作戰。

  1947年8月,晉冀魯豫野戰軍第4、第9縱隊和西北民主聯軍第38軍組成陳(賡)謝(富治)集團,任中共前委書記,率部強渡黃河,轉入戰略進攻。繼進軍豫西,殲國民黨軍5萬餘人,開闢豫陜鄂解放區。後與劉(伯承)鄧(小平)和陳(毅)粟(裕)野戰軍,密切協同,經略中原。11月指揮伏牛山東麓戰役。12月參與指揮平漢路破擊戰。

  1948年3月起,率部協同華東野戰軍主力一部先後進行洛陽、宛西、宛東、鄭州等戰役。隨後所部編入中原野戰軍序列,仍任第4縱隊司令員。同年11月起率部參加淮海戰役,在徐州以南切斷津浦鐵路(天津-浦口),保障華東野戰軍圍殲黃百韜兵團的作戰;在南平集阻擊黃維兵團,使國民黨軍徐州集團陷於孤立,為戰役的發展造成了有利態勢;在圍殲黃維兵團的作戰中指揮東集團採取抵近進攻戰術,直搗雙堆集敵核心陣地,與友鄰部隊一道全殲該兵團。

  1949年2月,任第4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4月,指揮所部南渡長江,挺進浙贛線,解放南昌。10月,執行大迂迴、大包圍的作戰方針,與葉劍英指揮第4、第15兵團發起廣東戰役。廣州解放後,率所部窮追逃敵,全殲余漢謀部主力4萬餘人于陽春、陽江地區;爾後直插雷州半島,切斷白崇禧集團海上退路,在博白地區殲敵第3、第11兵團大部。繼又協同兄弟部隊進行粵桂邊戰役,將白崇禧部全殲于廣西境內。後長驅千里,西進雲南,指揮滇南戰役,殲滅企圖逃出國境的國民黨軍2.7萬餘人。1950年3月指揮主力一部進軍西康(今分屬四川、西藏),配合友鄰部隊殲滅胡宗南集團殘部,解放西昌。

  1950年2月任西南軍區副司令員。3月任雲南省人民政府主席。4月任雲南軍區司令員。7月,為支援越南人民進行抗法戰爭,作為中共中央代表,應邀赴越南,幫助確定邊界戰役指導方針,制定戰役作戰計劃。參與指揮邊界戰役,取得越南人民抗法戰爭的轉折性勝利。11月回國轉赴朝鮮前線考察抗美援朝戰爭。

  1951年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副司令員兼第3兵團司令員、政治委員,協助彭德懷司令員指揮作戰。參與制定構築坑道工事,加強海岸防禦與縱深防禦的計劃,對貫徹執行"持久作戰、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起了重要作用。

  1952年6月回國。7月籌建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任院長兼政治委員。

  1954年10月任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是第一、第二屆國防委員會委員。

  1958年9月任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

  1959年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國防部副部長。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

  1961年3月16日在上海病逝。

 

綜合整理自:新華社、人民網、環球網、中國網、中國共産黨新聞網、中共黨史網、深圳新聞網、新湖南網、抗美援朝紀念館官網、《人民政協報》、《黨史博覽》、《湖南日報》等媒體報道


作者:胡光曲

責任編輯:胡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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