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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漢文帝霸陵的歷史價值和意義

華夏經緯網 > 文化 > 考古發現      2021-12-20 09:55:07

  確認漢文帝霸陵的歷史價值和意義

  【特別關注】

  近日,在國家文物局指導下,陜西省文物局和西安市文物局召開專家論證會,確認了西安市灞橋區白鹿原的江村大墓及其陵園就是漢文帝霸陵。同時,也糾正了以往把白鹿原鳳凰嘴一帶當成霸陵所在地的“傳統”説法。12月14日,國家文物局在京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通報了陜西江村大墓重要考古成果。本文根據前人研究和最近十幾年的考古鑽探發掘材料,扼要説明確認漢文帝霸陵的歷史價值和學術意義。

  不起封土:吻合了《史記》《漢書》的記載

  考古資料表明,江村大墓沒有封土,只是用河卵石鋪設出墓葬的圍界。這一點與《史記·孝文本紀》所載相符,文帝“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同樣,文帝遺詔中還有“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的表述。不起封土成為漢世和後世效倣的楷模並加以褒揚。如劉向規勸西漢成帝勿大起山陵,靡費天下。魏文帝作《終制》:“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江村大墓不起封土的實際意義主要有三,一是文帝節約薄葬,二是維護霸陵所在山川地貌不發生改變,隱喻與自然一體,三是不給當時就風靡的盜墓活動留下標識。現在看來,不起封土是證明江村大墓為霸陵的第一舉證,霸陵也是秦漢以降第一個不築山陵的皇帝陵墓,司馬遷《史記》的相關記述不是妄語。

  漢文帝不起山墳、不起山陵已成事實。《漢書》中所載“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臧郭穿復土屬將軍武”的“復土”又如何理解?一般認為“復土”包含封土在內的回填工程。所以,江村大墓的“復土”,除了墓室內的回填至平,保證沒有積水的存在,也有“山川因其故”的地形復原,這也是漢代前後遵循“高敞”之地埋葬的通則。

  墓葬形制:凸顯了西漢帝陵標準化模式

  系列考古研究結論證明,西漢帝陵都採取了帝、後陵墓共用一座大陵園的建制,霸陵也不例外。竇皇后的陵冢位於江村大墓的東部偏北,並擁有自己的內陵園和外藏槨系統,開啟了西漢時期“同塋不同(內)陵”的標準化模式。焦南峰先生列舉了西漢帝陵的構成要素有陵園、封土(方上)、墓穴(方中)、門闕、寢園、陵廟、外藏坑、道路、陪葬墓、祔葬墓、陵邑、刑徒墓地及園省、園寺吏舍、“夫人”居址、修陵人居址等十余個組成部分(《西漢帝陵形制要素的分析與推定》,《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5期)。對照江村大墓的考古發現以及文獻記載,除了沒有封土和內陵園墻垣之外,其他的要素基本齊備,因此,文帝的霸陵與景帝的陽陵極為相似,反映了西漢帝陵標準化模式的形成。

  當然,標準化除了帝陵構成要素的系統化,也在具象數據和內涵上有所表現。如四條坡形墓道,以東墓道為長;墓室大小的面積達5000平方米(不計墓道),深30多米;墓室周邊的近百個外藏槨坑排列整齊,反映出中央官署的功能,如北側發掘的坑出土有“倉”“廄”的印章,西側的坑出土有“司空”的印章,明確了“事死如事生”的外藏功能模式,或可理解為中央集權的象徵,這些趨於標準化的內涵設計一直影響到西漢晚期。

  陵園構建:究明瞭“二元”規劃的指向

  已經明確的十座西漢帝陵陵園形制,漢高祖長陵陵園東西810米、南北960米,平面呈南北向的縱長方形。漢惠帝安陵東西967米、南北840米。漢景帝陽陵東西2300米、南北1900米。之後的幾座陵都呈東西向的橫長方形,最後一個漢平帝康陵實現了外陵園由橫長方形到縱長方形的轉變,完成了一個南北—東西—南北的輪迴。

  其中,霸陵陵園東西1200米,南北860米,屬於東西向。劉慶柱、李毓芳先生認為“西漢帝陵以東司馬門為正門且其前有司馬道,陪葬墓均位於司馬道旁側,因而西漢帝陵是東向”(《西漢諸陵調查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2年)。也有學者指出,陵墓的總體規劃是以漢長安城為中心作對稱佈局,面向都城,屬於南北向。江村大墓的確認再一次證明了陰間的帝陵比同塋的後陵更靠近陽間都城一步的規劃理念,即南北向的規劃意識也一直存續于陵園格局當中。這一點,正是“陵墓若都邑”的真實寫照。

  薄葬特徵:反映出減禮不減制的思想

  文獻記載,文帝曾下詔,“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無發民哭臨宮殿中”。由此可見,短喪減禮的喪制一定實行過。“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的記載,與考古發現可以相互印證。在石圍界範圍內發掘的一號和二號地點的幾個外藏坑,應是江村大墓獨有的配置,出土了主要是專為隨葬而作的明器系列,有大量的陶俑和小件的金屬製品。這一點與稍晚埋葬的薄太后南陵外葬坑出土不少精美的金銀器以及實用性的鐵器相比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深刻反映出漢文帝的薄葬思想。

  但是,減禮不減制(等級)也體現得十分明顯,無論是陵園制度和墓葬規格都離不開“帝陵”這一中心主題,尤其是外藏坑中發現了帶鉗釱刑徒的人俑,這種刻意的模仿製作,足見皇權等級思想的根深蒂固。《晉書·索綝傳》載:西晉末年,長安以尹桓、解武為首的饑民“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的記述,不能甄別所獲珍寶來自江村大墓。若辨析之,珍寶或來自杜陵,或來自漢武帝時期合葬于霸陵、竇皇后時期的隨葬品。

  陵域內外:折射出漢文帝個性化色彩

  如眾所知,漢文帝劉恒以代王身份入局,作為漢惠帝的同輩,沒有入葬渭河北岸的咸陽原上陪塋高祖長陵,而是覓得都城長安東南霸陵原作為葬地,選址本身已經開創了個性化先例。《史記·張釋之傳》載:文帝帶慎夫人以及中郎將張釋之去霸陵視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淒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纻絮斮陳,蕠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根據江村大墓早年被盜的資訊,“以北山石為槨”未能得證,實行“黃腸題湊”的葬制應在情理之中。倒是張釋之薄葬的建議被漢文帝採納,並衍生為“防盜不封”的事實成為一樁公案,被歷史記錄下來,變成漢文帝的創舉。《後漢書·光武帝紀》:“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東漢首帝劉秀初作壽陵,決意模倣文帝,雖未能施行,也反證出霸陵獨具魅力的歷史價值。

  另外,《漢書·文帝紀》:“(四年)作顧成廟。”東漢服虔注:“廟在長安城南。”漢文帝生前很早就給自己修了顧成廟,霸陵和顧成廟對應選址一定休戚相關。有學者考證文獻記載的顧成廟、萩竹籍田、長門園(宮)都應位於長門一帶,而長門則是位處長安城東南的一個亭。《漢書·郊祀志上》記載:“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因此,霸陵、陵廟、五帝祭祀結合在一起,成為霸陵的又一個鮮明特徵,並影響到以後的陵廟關係。

  還有,考古成果表明,在江村大墓和竇皇后陵穴之間有一座東西向的亞字形大墓,之後西漢帝陵類似這樣的埋葬佈局絕無僅有,顯示出其墓主身份不會很低。據《漢舊儀》載: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已營陵,餘地為西園後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婕妤是宮中嬪妃的等級稱號,是漢武帝才開始設立的后妃等級。所以,墓主不是次於皇后的婕妤。至於是不是文帝親幸的慎夫人,文獻中沒有記載,倒是漢文帝和竇皇后的嫡女館陶公主陪葬于霸陵。兩者能否吻合,目前也不能斷定。

  鳳凰嘴下:作為歷史遺産“紀念封”的意義

  長期以來,史學界、考古學界都把位於西安市灞橋區席王街道毛窯院村南白鹿原畔的“鳳凰嘴”誤認為是漢文帝的霸陵,原因就是對文獻中“依山為陵”的曲解。元朝學者駱天驤撰《類編長安志》中記載:霸陵“在京兆通化門東四十里白鹿原北鳳凰嘴下”。明代何仲默《雍大紀》中又説,金朝“至元辛卯秋,灞水衝開霸陵外羨門,衝出石板五百餘片”。於是人們都堅信霸陵就在鳳凰嘴,考古學界一直到本世紀初(江村大墓被盜之前)也這樣認為。

  現在的鳳凰嘴還留存有10余通石碑,這些石碑多為明清時期的祭祀碑。今天,科學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徹底改寫了元代以後的記述,糾正了學術界的錯誤判斷,由此也説明霸陵的確認歷史意義重大。但是,鳳凰嘴下元代以後的祭祀遺跡和遺物,也已進入霸陵相關的遺産保護體系,我們可以將其看作霸陵文化遺産的“紀念封”,開展研究,使其存續下去。

  (作者:南韓河,係鄭州大學歷史文化遺産保護研究中心教授)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
  責任編輯:張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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