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觀潮】2021兩岸關係回顧：中美博弈

作者 湯紹成 台灣政治大學兼任教授

中美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之間的關係，乃全球最複雜與牽涉最廣泛的一對雙邊關係，而台灣問題更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與最敏感的問題，三方的各種動向，都因大國博弈而與其他國際熱點問題相牽連，影響深遠。

而當前中美關係之所以惡化，乃起于2018年三月特朗普時期所掀起的對中貿易戰，之後拜登再於以接續至今。其中最深層的原因不外是意識形態的對立，以及一系列的兩國全面性競鬥，而台當局已全方位“倚美謀獨”，完全失去自主性，此乃可以安全困境、升高理論、互信機制與恐怖平衡等角度來切入觀察。

但若要回顧今年的中美及兩岸關係，特朗普任期最後20天的特定情況也必須包括在內，然後才是拜登時期的開始，而特朗普總統任內的所作所為，也正好是拜登總統的對照。

特朗普末期：知難而退

在今年一月初，拜登已勝選但尚未就任之際，當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聲明，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伕特（Kelly Craft）將於幾天后訪問台灣，並強調此乃根據美國的“一中政策”，強化對台灣國際空間的支援。這個立場好似與蓬佩奧日前“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的主張相去甚遠，可見美方的兩面手法。

由於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一職，在其外交體系中僅次於國務卿，也算是相當高階的外交官。但因當時特朗普只剩十多天就要下臺，這種支援台灣的動作極為詭異。後因大陸強烈抗議，克拉伕特的專機雖已起飛，但在空中盤旋了數小時後無功而返。

因為特朗普下臺在即，若克拉伕特與台灣達成跨越美國“一中政策”紅線的協議，比如提升臺美關係至相當層級等，必陷大陸于不義，因美方連打帶跑，事後中方面對拜登新人新政，確實難以反制，因此乃前朝政府所為。故可推論，中國大陸必向美方發出不惜衝突的嚴正警告，否則克拉伕特不會轉向回去，可見中方的影響力不容忽視。

拜登時期：和合挑戰

由於美國國會抗中的立場濃烈，以及前政府所設下的一些框限，拜登新政府自然必須有所依循，故在上任初期，就逐漸展開對中強硬的政策，尤其拉幫結派，以臺制中，更是其重要手段，這對台灣的安危更會産生相當的影響。

拜登曾表示，中國雖是美國最大的挑戰，但雙方之間仍有合作的部分，比如世界氣候大會以及伊朗核協議等，兩國是一種競合關係。相對的，特朗普時期則是對抗多於合作，但美方仍舊以頻打“台灣牌”來刺激北京，確實説一套做一套。再者，以拜登極為資深的政治經驗觀之，與特朗普有天壤之別，因而可知，拜登政府的作為將會比較可預測，降低突發爆走的可能性。

意識形態對立

中西方文明發展的道路不同，結果各異，天經地義。但至今歐美國家仍以其強勢國力來干涉他國內政，並以其價值觀強加於人，本來就極不民主，此乃殖民國家的特質，其心可誅。雖然西方文明也帶來不少的先進思想與成就，但仍使得每個被殖民國家的特色與自主性受到摧殘。

所謂的“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發源於西方，簡而言之，此乃一種基於基督宗教與工商業社會所發展出來的政治與道德的普遍主義。但對於非西方國家而言，確實形成一種由上而下的價值灌輸，他們不但沒有發達的工商業，更未參與其內容的制定，且都成為西方國家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但因有求於美歐而勉強接受。

況且，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不同，西方發達國家的數量只佔全球近200個國家的1/4左右，人口也只佔約12%左右，歐盟加美國也只有8億人，美國要以其一貫的方式&&而有所改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前最為諷刺的事例就是阿富汗，美軍在當地駐紮20年，最後落得鎩羽而逃，顯見西方價值的局限性與排他性。

相對的，當前中國的崛起，給西方國家前所未有的挑戰，雙方已形成拉鋸格局。最近的發展乃起于2009年的歐債危機，當時中國給與一些歐洲國家大額紓困，其國際威望盛極一時，令西方國家感到震驚，中國是社會主義又是開發中國家，為何如此多金？

因而中方就在2011年《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順勢提出要以“命運共同體”的新視角，尋求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新內涵，開始進一步在國際上展露頭角。隨後2012年中共18大報告中，再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樹立對內的價值標竿。再于2013年起，提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大國）國際關係”，以期穩定與美國的關係，也確實切中時序。

繼之，在2015年9月，習近平在聯合國成立70週年大會的講話中，以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為題，首次正式提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並強調此乃聯合國的崇高目標。2017年2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首次被寫入聯合國決議，隨後又陸續被寫入聯合國安理會、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通過的多份聯合國決議。接著，同年10月，中共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納入黨章，並於2018年寫入《憲法》，同時也被當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Davos Forum)年會採納，已不斷贏得世界的共鳴，而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內外價值體系。

後因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但大陸對於疫情的控制得宜，以及經濟成長傲視群倫，其制度的優越性導致後勢國力看漲，更加深了西方國家的憂懼。但在2020年9月通過的《紀念聯合國成立75週年宣言》中，“人類命運共同體”一詞遭到西方國家反對。該語詞最初出現在決議草案中，但在最後的版本被替換為“今世和後代的共同未來”，乃顯示西方對中國的無由抵制，及其為反對而反對的荒謬態度。

繼2021年共産黨百年黨慶的演講，以及四月與七月在與德法兩國領導人的視頻會議，再加上與全球百餘政黨的領導人線上峰會中，習近平多次提及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全人類共同價值”，讓一些西方國家感到，這與所謂的“普世價值”相抗衡的態勢日益劇烈。

習近平倡導的共同價值，是主張全人類共商共建，乃一種開放包容且由下而上的價值焠煉，是一種道德相對主義。尤其，以和平與發展置頂，此乃後進國家所強烈企求的生存根基。更重要的是，上述這六項價值觀都沒有一定的模式，各國可各依其國情來制定，既合情又合理。

綜合觀之，“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提出，確實四平八穩，無懈可擊，並獲得廣泛非西方國家的共鳴，因而讓一些先進國家感到這將撼動西方的普世價值體系，可見中西雙方的博弈將會更加熾烈，因而以新疆等問題來説事。

而新疆問題乃牽涉基督徒與穆斯林所種下的恐怖主義敗因，而911事件就是最新的展現。之後由美國所策劃的“阿拉伯之春”更是火上加油，如今蔓延到新疆的穆斯林，還要中國人來承擔爆恐的惡果，本來就極不公平。況且北京的處置全屬防恐與自保行為來化解暴力，利己利他，西方霸道批鬥的行徑企圖以此攪亂中國治理，其心可議。

基於歷史的原因，中華文明曾備受西方震撼而徹底改革，以至於形成當前在大陸極為特殊的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混合體制，以及其相對應的價值體系，這也與上述大多數非西方國家相類似。進而，此理念被一些西方人士視為具備取代《世界人權宣言》與相關人權規範的作用，同時更可以架空外國對中國的人權批評，再加上“一帶一路”這種實現新秩序的重要工具，並將取代美國的霸權，可見中西方之間的巨大差異與尖銳對立。

其實，在當前全球化的進程中，國家之間依存的程度必然日益增加，人類命運確實休戚與共，且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實質內涵，確實優於以美國為主的“霸權穩定論”。但因此理念是中國所提出，導致一些西方國家擔憂現存的國際體系被破壞而加以抵制，乃形成中西雙方價值觀博弈的重要場域。

12月初，拜登總統舉辦所謂“民主峰會”，因其主題是防範威權主義、打擊貪腐與促進人權，此乃進一步結盟制中的行徑。其實，美國的民主也一直被人詬病，國內黑白糾葛不斷，槍枝氾濫成災，對外征戰濫殺，今年1月六日暴民衝進國會山莊，甚至威脅到國會議員的人身安全，其暴力情景還歷歷在目，美國“民主典範”的旗幟已經掉漆，確實讓人詫異。

此次“民主峰會”並沒有發表聯合聲明，但美方提出《民主復興總統倡議》，預計以4.24億美元來支援媒體自由，打擊國際腐敗與支援民主改革人士。另外還提出《出口控制與人權倡議》，以針對侵犯人權的國家實行限制出口。

相對的，在此次峰會召開之前，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約2.4萬字的《中國的民主》白皮書，具體介紹中國的民主發展，其內容包括：中共領導人民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和成果民主等，是全方位與最有效的社會主義民主。並稱“中國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當家作主是中國民主的本質和核心”，強調一個國家的民主應該由該國人民來決定，而不應該由外人來評判，良有以也。

白皮書提到民主的判準，乃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國家事務，人民群眾能否暢通表達利益要求等等。況且，“民主是各國人民的權利，而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單一的尺規衡量世界豐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單調的眼光審視人類五彩繽紛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這必對於非西方國家有相當的吸引力。

同時北京也舉辦“2021南南人權論壇”，主題為“人民至上與全球人權治理”，並提出《關於自主探索民主道路、攜手推動共同發展的聯合聲明》，也有140個國家簽署，顯示有更多的國家並不一定接受西方的民主模式，由此可見中方在制度自信與道路自信方面確實信心滿滿。其實，“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乃實際可以檢驗民主的良方。別的不談，若將當前大陸的整體發展與其過往的情況相較，比如1949年中國人平均壽命只有40歲，但如今已達79歲等等，鐵證如山，著實令人驚艷。

區域安全博弈

除了上述中西意識形態的博弈之外，中國在製造業方面也顯現了相當的優勢，以至於中國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甚至在科技與軍事方面還彎道超車，單點突破，再加上“一帶一路”倡議，也促進了不少國家的基建與發展，使得美國為確保全球影響力的優勢而積極抗中，此乃起于特朗普2018年所展開的對中貿易戰。

北京曾多次闡明，美國應嚴格遵守一個中國原則，並停止介入香港、西藏、新疆等關乎中國的核心利益的問題，此乃中方一貫的立場，當前大陸解放軍仍未放鬆對台灣的軍事威懾，這主要就是因為中美之間的互信基礎已被破壞殆盡，一旦中美關係局部改善，自然也會對於兩岸關係有所影響。

且美方也多次重申，拜登政府不會改變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承諾。而美方不斷提及兩岸的對話更是重要，當中美之間有意改善關係，再比較兩岸各自對於美國的價值與利益，這對台灣的壓力就會明顯增加。

另一方面，中國所領導的RCEP將於2022年1月1日生效，因而美國要在東亞建立防中聯盟並不容易，就算建成，大陸單點與各個突破的機會也不小。但拜登不太可能減少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並表示將會與中國激烈競爭。

此外，拜登團隊正在審查特朗普政府採取的行動，包括對超過3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根據特朗普政府的“第一階段”協議，中方未能實現其2020年的貿易目標，僅購買了其表示將購買的價值1720億美元的商品中的近60％。儘管審查仍在繼續，但現有關稅將一直存在，直到決定做出調整為止。

在技術爭端方面，美國試圖遏制中國技術擁護者的增長，並特規拜隨。特朗普政府利用出口管制、實體列表和行政命令，阻止了包括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晶片製造商半導體製造國際公司，字節跳動有限公司和騰訊控股有限公司等，從美國商品和消費者手中收購。以上都是特朗普政府所遺留的資産，拜登正加以儘量運用。

況且，華爾街和矽谷擁有強大的企業利益，其中許多與民主黨有密切聯繫，他們則希望與中國恢復正常關係。相對的，美國工人及其擁護者，則不願見以新經濟全球化為名，將更多的製造業工作轉移給中國。尤其，許多民主黨人士將氣候變遷視為當前人類的最大挑戰，因而認為美國必須與中國合作面對。

至今為止，拜登不斷表達與歐亞國家結成價值聯盟來抗中的意圖，美國與一些域外盟國也紛紛派艦來到南海，確實挑釁意味十足，當前“新八國聯軍”儼然形成。但因這些國家對於大陸市場的高度依賴性，況且其整體經濟情勢因新冠疫情而陷入低迷，且中國的經濟快速復蘇，這對於這些國家而言正如大旱之望雲霓，自然有意繼續與大陸維持友好關係。因而可知，若美方不能將共同價值觀與共同的商業利益聯繫起來，那將是徒勞的。

因此，在此美國內部多重矛盾利益的糾葛之下，拜登認為中國不是威脅而是競爭者，而美國可以贏得這場競爭。面對美國當前的亂象，比如高通膨與高國債，拜登要先安內再攘外，同時還要集結美國的盟友，以建立一個更有效的聯盟來對付中國，是必花下高額成本。

“四方安全對話”(Quad)

在2018年新德里的Raisina對話中，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和印度的海軍首領聚集在一起，這就是Quad結構的恢復。表面上，美國“印太戰略”的願景是希望建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但實際上，則是試圖維護亞洲的民主秩序，並由奧巴馬政府所稱的“亞太地區”轉變為“印太地區”，將印度的地位提升至如日本和以色列的夥伴關係。

2019年11月初，美方還發表《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促進共同願景》戰略報告，旨在加強夥伴關係，美國首次在印太戰略中提到將與台灣的“新南向政策”緊密合作，以及日本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概念”、印度的“東進政策”、澳洲的“印太地區概念”和南韓的“新南方政策”。

在2021年1月下旬成立拜登政府時，美國國安顧問坎貝爾（Kurt Campbell）也曾表示，贊同將G7擴大到民主國家集團D10，也就是增加了澳大利亞、印度和南韓，而Quad就是這一構想的主要部分。但近日日本新政府上臺，中日關係並非沒有緩和的可能，而中印關係雖然對峙僵持，但雙方都無意升高衝突，因而Quad要發揮多少作用，確實還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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