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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鍋”救不了“美國夢”

華夏經緯網 > 新聞 > 國際觀察      2022-01-17 14:46:54

  近年來,美國面臨越來越廣泛深刻的挑戰和危機。在一些美國政客口中,中國似乎是美國所有問題的“罪魁禍首”。實際上,美國所有的問題,根本上都源於其社會性質、制度設計和霸權體系的深層矛盾,怪不得別人。但是,美國政客為何如此習慣於“甩鍋”?其實這在美國的制度、政治文化和心理機制中有著深刻的淵源。

  一、有限責任之必然

  美國政治制度設計的基本精神,可以用“有限責任”來概括。美國建國前,英國在北美的13個殖民地在性質上可分為三類:封建領地性質的業主殖民地、殖民公司性質的公司殖民地、合股契約性質的自治殖民地,它們的共同特徵均為私權“法人”實體。因而,在制度精神上也類似于公司,即主要功能在於股東投資的增值回報。美國建立聯邦後,相當程度上繼承了這樣一種精神,其制度精神就是為了實現資本統治集團的利益,並且回避政治責任。在其制度設計和演進過程中,處處體現著有限權力和有限責任原則。

  首先,美國採取聯邦制,意味著中央權力是由州授予的,是被明確“列舉”出來的有限權力。雖然200多年來,聯邦政府致力於權力擴張,但是迄今中央權力依然有限。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初,美國總統聲稱要封州時,州長則聲稱這是在對州權“宣戰”。其次,立法、行政、司法形成的所謂“三權分立”將各級政府權力分成不同的分支,初衷是確保權力的有限,而立法權內部同樣還要再分為參眾兩院。三權之中,司法權突破美國憲法中的模糊地位,獲取了憲政審查的權威,對立法權和行政權形成不可忽視的制約。此外還有各種相互嵌套的“否決”機制,使得政府權力有限、行為低效、內部掣肘。正如立憲者之一、美國第四任總統麥迪遜所説,憲法就是要設計得無比複雜,讓後人難以改變,讓人民無法染指。

  除了憲法制度外,其他方面的制度發展也遵循同樣邏輯。首先,兩黨政治逐漸成形,相互掣肘,遂成今日黨爭之患。其次,行政官僚系統被限定在非政治性的“工具人”地位,無法染指核心政治權力。最後,私人銀行集團興起,壟斷了美國的貨幣權力,通過美聯儲來行使“金融資本限制國家權力”的功能。

  這些制度設計,使得政府處於一種有限責任狀態。聯邦制及其主權分層結構極大地免除了聯邦政府的治理責任。例如全美沒有統一的警察、消防和學區系統,因而在各種社會問題上,聯邦政府有合理的藉口不予行動。美國崇尚的法治原則,如法國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所説,讓一切政治問題轉化為法律問題,免除了政府本應承擔的政治責任,而且讓有錢雇傭律師的人佔據天然優勢。代議制就是財産權的代言人,讓經濟權力直接轉化為政治權力,對於沒有財産的人,政府自然不承擔責任。三權分立最大的效用也是讓責任無處可尋。英國哲學家密爾曾説,當任何人都不知道誰應負責的時候,就等於誰都不負責。

  美國不存在單一的政府,也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分支機構會積極承擔責任。美國前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就曾經嚴厲批評這種有限責任狀態,他認為憲法對政府的每一項功能都委以一小部分職責,使其容易推脫責任,“目前實行的權力分散且責任不清的做法,是(美國)聯邦制度的根本缺陷”。

  在這樣一套有限責任制度原則之下,美國政府顯然沒有解決國家發展和人民利益問題的真正動力,一切都是為了資本統治集團的利益。遇到問題,開啟“甩鍋”模式自然是政客們的第一選擇。

  二、選舉政治之怪圈

  美國的政治文化來源於歐洲小規模國家的傳統。英國學者芬納提出過一個“廣場型政治”的概念,在小規模國家中,往往會採取廣場議政的制度。但是廣場式政體在國家變大後就無法持續,因為國家規模的擴張必然帶來對某種代表制的要求。美國建國之際就遇到了這個問題,於是建立了現代代議制政體。代議制之下,産生了現代選舉政治這樣一種授權政治。

  在廣場型政治的傳統下,擅長“巧言令色”者才能獲得選票而上臺。當然僅靠“巧言令色”往往還不夠,還要輔之以對對手的攻擊。在美國政治詞彙中,專有“甩泥巴”一詞來形容此現象。勝利者一旦上臺即失去了所謂民主的約束,無能甚至瀆職的後果無非是下次敗選而已,但可能不久後隨著人們的記憶淡去還可再次上臺。即便是嚴重犯罪,也無非是遭到彈劾。早在19世紀初,托克維爾就注意到美國奇特的彈劾制度,其實就是有限責任制度之下,對民選官員責任的豁免。

  選舉這種形式也決定了政黨在其中爭論的不是是非優劣,而是輸贏。選舉中的失敗者為了打擊對手而無所不用其極,在立法和政策問題上黨派劃線、為反而反、大搞“否決政治”,全然不顧人民與社會之公益。選舉還會進一步加劇黨爭,兩黨候選人為迎合選票而隨意承諾、提出不負責任的極端政策倡議,會故意放大分裂性議題或者身份差別,等等。這不僅會激化社會中已經存在的矛盾,還會在原本沒有衝突的地方刻意製造衝突。

  選舉政治還引入了一個重要的政治變數——媒體。自20世紀60年代起,美國選舉越來越依賴大眾傳媒,使選舉活動更加類似于娛樂圈中的“選秀”,鼓勵政客發表極端言論、提出極端政策。隨著網路媒體和自媒體的興起,資訊的“繭房效應”更加突出,選民傾向於單一新聞來源,演算法又會基於大數據分析而定向分發同質資訊。這個過程會不斷加劇選民極化和政黨極化,使政客們熱衷逞口舌之利而不是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

  三、巨嬰文化之本能

  歷史地看,在美國崛起過程中,這個年輕的國家也曾經生機勃勃。為何變成今天這樣多疑、愛抱怨、愛“甩鍋”?這與美國文化的巨嬰化有關係。

  巨嬰文化有兩大來源。其一,缺乏歷史的錘鍊和積澱。一個民族必要經歷諸多挑戰和磨難才能積澱下成熟醇厚的精神。由於沒有經歷過真正嚴峻的考驗,美國的精神和文化長期停留于童年期。美國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安全的地緣條件,未曾經歷過生死存亡之苦。這樣一個國家一路“逆襲”,就像一個持有致命武器的“嬰兒”,具有破壞的力量卻缺乏自製的能力。從未接受過“挫折教育”的美國巨嬰,一旦遭遇霸權衰落的危機,便極易産生怨天尤人的“甩鍋”心理。

  其二,美國精神的分裂。二戰後,在美蘇冷戰和國內人民抗爭的壓力下,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進入了一個平等意識上升的進步時期,種族、性別和其他方面弱勢群體的權利有所提升。但是在統治階級的操控下,這場運動很快便不再關注真正的剝削壓迫,轉而將注意力集中于多元文化和身份政治,炒作種族、性別、環境、墮胎、性取向及各種少數群體權利來製造“政治正確”,引發社會分裂。這場運動引起了右翼保守派的反擊,他們祭起宗教保守主義、要求回歸白人價值,形成了一場從上世紀80年代延綿至今的“文化戰爭”。這場文化戰爭使美國進一步社會撕裂、文化解體和政治極化。左右兩派的精神都被狂熱教條所裹挾,不願意正視自身問題。此時,最簡單、最廉價的方法就是尋找外部敵人,“甩鍋”也就成了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方便法門。

  今天,美國的制度、政治文化和社會心理都是積弊已深,矛盾正在全面爆發,需要一場巨大的改革。對於美國是否有能力、有勇氣改弦更張,國際社會都抱著高度的疑慮。但我們還是要真誠地建議美國各界精英:今天美國人要做的是認清自身的問題根源,放棄霸權主義的春秋大夢,丟掉轉嫁矛盾的幻想,與世界和解,與中國合作,共同建設更美好的未來。

  (人民日報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  范勇鵬)



責任編輯:袁丹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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