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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永紅:台灣經濟路在何方?

唐永紅

唐永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國台辦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商務部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理事、全國台灣研究會理事、國家發改委暨國台辦兩岸産業合作研究諮詢小組特約專家、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廈門片區管委會顧問、福建省平潭綜合實驗區兩岸共同家園研究院顧問、《台灣研究集刊》編委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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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唐永紅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眾所週知,從20世紀60年代到2000年,台灣在這近40年中曾經創造了亞洲經濟發展的奇跡,不僅以年均12.5%的速度高速成長,而且呈現錢淹腳目的均富社會,與新加坡、香港、南韓並稱亞洲“四小龍”。

  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經濟從亞洲“四小龍”之首逐漸沉淪,經濟成長不斷減速,以致停滯,呈現所謂的“悶經濟”狀態。統計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20年,台灣GDP的年均成長率僅約3%;而且,薪資水準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的狀態已持續10多年;與此同時,貧富分化以及財政入不敷出的缺口都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

  台灣經濟發展近60年來呈現前後兩重天的現象,引起島內外各界的廣泛關注。對這一現象的解釋,島內外專家眾説紛紜,莫衷一是。台灣歷屆當局也推出各种經濟振興方案,包括蔡英文當局的産業創新與“新南向”政策,但都無濟於事。問題到底何在?出路又在何方?

  實際上,台灣經濟體是一個有著較好的國際經濟區位、但資源要素與市場腹地相對十分有限的淺碟型的小型島嶼經濟體。因此,台灣經濟發展需要在投入端和産出端實施較之於大型經濟體更加自由化與便利化的經貿活動政策措施,以建構具有國際競爭力與吸引力的發展環境,包括投資環境與出口環境,從而可以整合利用島內外資源要素與市場需求以有效進行全球化運作,克服經濟發展面臨的島內資源要素與市場腹地的局限與約束。

  在投入端,台灣需要通過相較于大型經濟體更加自由化與便利化的開放政策措施,以優化投資環境,從而吸引國際直接投資(FDI)進入,進而可以整合利用島內外資源要素,克服島內資源要素有限的局限與約束。在産出端,台灣需要通過與其經貿夥伴簽訂可以減免關稅降低貿易壁壘的自由貿易協議,甚至經濟一體化協議,以優化出口環境,從而有助於島內生産的産品提升國際競爭力以銷往島外市場,克服島內市場需求狹小的局限與約束。

  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前期,美國、歐盟、日本等經濟體是當時世界經濟的主要中心,而中國大陸經濟體還處在世界經濟的邊緣地帶。因此,當時的兩岸關係以及中國大陸經濟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海峽兩岸之間只要沒有戰爭,台灣只要與美國、歐盟、日本等這些當時的世界經濟中心保持正常的交流合作關係,就可以善用世界資源與市場進行有效的國際化運作。台灣經濟體因此獲得了長達40年的高速發展的奇跡,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當時的台灣,土地價格與勞工成本也相對低廉,因此在國際專業化分工中成為重要的“世界工廠”。

  然而,近40年來,隨著中國大陸持續改革開放發展,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大陸經濟崛起,成為世界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一個主要中心,成為“世界工廠”與“世界市場”,成為顯著影響台灣經濟發展的一個巨大力量。而在這一過程中,由於海峽兩岸在政治關係方面存在結構性矛盾,兩岸政治互信因此脆弱甚至缺乏。在這種背景下,台灣歷屆當局都認為緊密的兩岸經濟交流與聯繫,雖然有助於台灣民生經濟發展,但可能將在兩岸政治關係方面造成台灣受制於人;甚至曾經還認為,將可能不利於台灣政治主體性的維持或“台獨”分裂目標的實現。因此,台灣歷屆當局都選擇“拼政治”為主,不願意大開大闔鬆綁其大陸政策,甚至阻礙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導致時至今日的兩岸經濟關係都尚未正常化,兩岸之間的經貿活動更未能實現自由化與便利化,兩岸經濟體也未能實現一體化發展。與此同時,在兩岸關係不好的背景下,特別是在台灣當局不認同兩岸同屬一個國家並大搞“台獨”分裂活動的情形下,台灣對外也簽訂不了自由貿易協議等經濟一體化協議。結果,台灣經濟體日漸邊緣化,包括貿易環境與投資環境的發展環境日漸惡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經濟體因此不能再像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前期那樣可以有效地國際化運作,不能善用世界資源要素與市場需求來發展自己。島內外投資人因此日益看淡台灣經濟的發展環境,包括投資環境與出口環境。加之島內成本優勢在先前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已逐漸弱化,而缺水、缺電、缺地、缺工、缺才等“五缺”問題又日漸嚴重,島內投資人特別是製造業主紛紛棄臺而去,島外投資人不願意入臺投資。面臨這種發展環境,在島外投資的台商即便面臨當地成本有所上升、出口環境有所變壞的境況,也不太會冒然把生産基地搬回台灣。結果,一方面造成儲蓄超過貸款的所謂“超額儲蓄”這一資源浪費現象,另一方面造成經濟發展所必須的産業資本持續凈流出,相關産業持續凈外移。最後導致島內經濟發展所仰賴的資源要素投入長期不足,進而造成把新技術轉變為新産業的産業創新長期不足,以致島內産業日漸空洞化與單一化,並形成經濟成長停滯、薪資水準凍脹、貧富分化加劇、財政入不敷出的“悶經濟”局面。

  綜上可見,台灣經濟發展減速形成“悶經濟”的表層原因在於投資意願進而投入不足,中層原因在於自由化不足與邊緣化加劇,深層原因在於兩岸關係制約全球化運作。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不斷深化發展的態勢下、在中國大陸持續發展並成為世界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一個主要中心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台灣經濟發展在根本上有賴於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特別是有賴於兩岸經貿活動自由化與經濟一體化發展,也有賴於台灣對外經貿活動自由化與經濟一體化發展。在這樣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沒有穩定和平發展的兩岸關係,就沒有兩岸經貿活動自由化與經濟一體化,台灣對外經貿活動自由化與經濟一體化也不太可能,台灣經濟體必將進一步邊緣化,資源要素與産業資本必將進一步凈流出,産業創新與結構轉型必將進一步放緩,島內産業必將進一步空洞化與單一化,台灣經濟必將進一步沉淪,貧富分化必將進一步擴大,階層矛盾必將進一步深化。屆時,台灣經濟將可能在“悶經濟”中窒息。

  簡而言之,在中國大陸經濟崛起,成為世界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一個主要中心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台灣經濟的出路在於兩岸經濟融合與一體化發展。兩岸關係不好,台灣經濟難好。台灣欲“拼經濟”,必須改善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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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黃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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