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柳金財（台灣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日前身兼台灣民眾黨主席的台北市長柯文哲因拋出興建“廈金大橋”，引發台灣社會熱議。贊成者認為，建橋利於兩岸社經融合發展，搭起兩岸和平框架及建構“廈金生活共同圈”；反對者則把建橋看做猶如“現代吳三桂”的舉措，恐使台灣淪為“木馬屠城記”命運，抨擊此舉“無知、荒謬”，將危害台灣安全。尤其民進黨當局甚至重申，現今大陸對臺政策已迥異於推動“小三通”政策環境，不僅澄清興建“廈金大橋”並非兩岸“小三通”的延伸，也非“小三通”硬體的改善；更宣稱“廈金大橋會衍生出很巨大的安全問題”。
大陸自推出“31條惠台措施”，福建省細化實行《66條實施意見》，其中廈門、福州、泉州、漳州等地皆為兩岸交流與合作緊密區域。福建省擁有“先試先行”的特殊政策，具搭建閩台融合為兩岸融合的戰略前沿地位。“習五點”提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的“融合和統”目標。閩台基於地緣臨近性，血緣、語言、文化、宗教、風俗習慣出自同根同源，因而福建在兩岸交流合作及融合發展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從大陸倡議“京臺公路”、“海西特區”到“新四通”，顯見強化兩岸社會融合為大陸對臺政策的“重中之重”。早在2004年國務院通過《國家高速公路網規劃》，包括連接北京與台北的高速公路，2008年倡議福州至台灣的鐵路規劃。興建“廈金大橋”肇始於2009年福建省推動“海西計劃”，視廈金大橋為福建省高速公路網的一部分。2016年“十三五”規劃綱要中，納入京臺高速鐵路，其中連接閩台的平潭海峽公鐵兩用大橋平潭段，亦于2020年完成通車。
因此，興建“廈金大橋”已有數十年之議，並非“新生議題”；然卻引發島內政壇爭辯，顯見在當前兩岸關係陷入敵對僵持氛圍下，台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陷入不可治理困境，期許兩岸關係健康化、正常化、穩定化及安全化發展。從柯文哲呼籲興建“廈金大橋”，獲得金門地區民眾及泛藍政治精英支援，不僅為其取得兩岸論述話語權，也為其爭取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奠立勝利基礎，印證其具有解決兩岸問題及解開僵持局面之能力。柯文哲呼應倡議興建“廈金大橋”，所可能産生政治意涵及影響頗值得進一步探討。
首先，搶攻兩岸議題的話語權及路線主導權。凸顯台灣民眾黨的兩岸論述，比民進黨、國民黨更具開放性及可行性。既往國、民兩黨通常不會在地方選舉中，觸碰敏感兩岸議題，但自2018年台灣地方選舉後，時任高雄市長國民黨籍候選人南韓瑜標榜“貨出人進，高雄發大財”，及承認“九二共識”，已使地方選舉高度政治化，“兩岸因素”躍升為影響地方選舉的變數。柯文哲倡議興建“廈金大橋”的逆勢操作，不僅提高民眾黨聲量外；區隔出民眾黨與民進黨在兩岸議題及路線差異。
相對於民進黨當局，民眾黨更具有解決兩岸問題能力。同時，在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聲稱“九二共識”是“沒有共識的共識”，倡議“親美反陸”、“親美愛臺”戰略下，國民黨的兩岸路線被質疑過度保守性、“被綠化”，此時倡議興建“廈金大橋”，則有搶攻兩岸議題話語權之目的，攻佔公共論壇取得言論市場的主導權，以利2022年台灣地方選舉及2024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
其次，凸顯民眾黨兩岸路線更具戰略定力及膽識。儘管近來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訪美時發表；了一些言論；但民眾黨並無法完全取代國民黨的兩岸政策優勢。最近國民黨歷任黨主席包括連戰、吳伯雄、馬英九、洪秀柱、吳敦義皆表明支援“九二共識”；國民黨一再表明認同“九二共識”立場沒有改變。前主席江啟臣再提國民黨主張“親美友日和陸”，明顯不同於朱立倫所提“親美反陸”路線。換言之，朱立倫在“九二共識”主張上雖傾向“戰略模糊”，但歷任黨主席重申兩岸論述則又回歸至“戰略清晰”。
國民黨的兩岸政策優勢有其深厚基礎，一旦“戰略清晰”回歸“九二共識”，則民眾黨所採取“了解與尊重”大陸對“九二共識”的堅持，並無法符合大陸的政治標準。白色力量作為台灣第三大政治勢力，認同“兩岸一家親”或即可達標，但若作為台灣“執政黨”則有所不足，必須回歸“九二共識”立場。然柯文哲通過倡議興建“廈金大橋”，不畏懼被污名化及抹紅“親陸賣臺”；對比國民黨因其兩岸路線一再被抹紅，反而趨向轉變“被綠化”，凸顯民眾黨兩岸路線更具戰略定力及膽識，不再畏懼來自民進黨所為“賣臺”、“抹紅”指控。
再者，金門與台灣本島的關係可能産生“解離效應”。從地緣政治、地緣經濟檢視大陸與金馬關係，一旦從“通水”到“小四通”、甚至“大四通”，勢必産生“生活共同圈”的社會連帶感；而“兩制金馬方案”、“兩岸和平試驗區”政策訴求，其戰略構想皆以金馬為和平緩衝區，勢必産生更為密切依賴經濟社會關係，從而可能使金馬在政治上産生離心力。復因，傳統激進“獨派”曾提出讓金馬“獨立公投”訴求，例如成立“臺澎黨”即試圖分化“臺澎”與“金馬”政經密切關聯，甚至有些激進“獨派”提出讓金馬進行“自決公投”，決定與大陸或台灣在一起。
若大陸與金馬産生“共同生活圈”，這對台灣本島與金馬關係恐造成“解離效應”，疏離“金馬”與“臺澎”關係。儘管“台灣公投”在制度設計上與選舉已分開，但“公投”制度設計允許地方針對重大公共議題進行民意表達。一旦藍白政黨運用興建“廈金大橋”作為“公投”訴求議題，藉此政治動員刺激選民投票行為；若金門地方民眾提出針對“小四通”進行地方性“公投”獲得通過，這不僅將會造成“綠中央”與“藍白地方”兩岸政策衝突；也會翻轉兩岸關係加速融合進程。金馬若與大陸經社密切關係，可能助長金門對台灣本島之離心力，最終改變政治親台灣的取向。
最後，藍綠白政黨皆曾倡議或評估興建“廈金大橋”，但民進黨當局卻存在“雙重標準”問題。陳水扁時期，蔡英文擔任台灣陸委會主委規劃開放兩岸“小三通”；民進黨未上臺前，曾于1992年兩岸政策中主張“金馬撤軍論”、金馬劃設非軍事區。“廈金大橋”其實是民進黨2015年提名的金門縣民意代表候選人陳滄江競選時的政見，陳當時把此政見列為與蔡英文的共同政見。若是當時這些訴求皆不會危及台灣安全，何以今日倡議興建“廈金大橋”反會危及台灣安全呢？2016年時任民進黨籍台灣地區副領導人候選人陳建仁，曾跨海到金門替黨籍民代拉抬聲勢，面對在地宗親提出興建跨海大橋時，陳建仁回復“民進黨深知這座跨海大橋對金門的重要性”。
2008年擔任金門酒廠董事長的前民代雷倩表示，曾應新黨藉金門縣長李炷烽邀請，參與規劃“廈金大橋”。2012年11月11日時任台灣地區領導人的馬英九視察金門料羅港時，針對興建廈金大橋時也表示，考慮到兩岸關係和緩、兩岸人民往來日益增加的實際需要，有必要建造廈金大橋，除有交通、觀光效益外，也彰顯兩岸和平緩衝的意義。換言之，藍綠政黨基於爭取外島民意，曾在某種程度及意義上認可對於興建廈金大橋的必要性。然而，一旦上臺後往往又以台灣安全為由，“冷處理”此議題。
台灣社會對興建“廈金大橋”議題，已陷入一種意識型態爭論，當民進黨政治人物提出興建“廈金大橋”時，即是表達和平善意及交流合作意願，並不會受到質疑危及台灣安全；反而是泛藍或民眾黨提出時，即會受到攻擊“無知、荒謬”訴求，漠視台灣安全，被貼標簽與大陸“隔海唱和”。此不啻是一種“雙重標準”，陷入“今非昨是”政策困境，甚至落入“政治正確”無止盡紛爭。這種以公共政策選擇取向，作為劃分台灣社會“親中”或“反中”判定，或者利於安全維護或易受軍事威脅之區隔做法，反而是分化台灣社會凝聚認同、深化內部分裂，不利於社會共同體搭建。
針對金馬外島與大陸經濟社會融合，若干學者稱，此情況可能陷入“類克裏米亞化”困境，即克裏米亞先從烏克蘭脫離進行“獨立公投”，再向俄羅斯行使“統一公投”，最終成為俄羅斯一部分。長期而言，民進黨當局面對大陸對臺融合政策的戰略性手段，必然加以反制；然外島與大陸生活共同圈形成日益加深，則是無可否認事實。台灣兩岸政策已形成“藍白地方包圍綠中央”政治態勢，“藍白地方”挑戰“綠中央”領導權威。藍綠政黨在台灣認同與利益界定中不斷分歧化，恐將進一步穿透台灣從台當局到地方層級兩岸政策的一致性，成為政黨競爭中關鍵核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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