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橫先生的《台灣通史》之史德

     作者 潘朝陽

　　乙未(1895)日倭割臺，其時，連橫(雅堂，1878-1936)十八歲，避寇而赴大陸，1897年奉祖母之命返台。1908年從台南移居台中，入“台灣新聞社？漢文部”，始撰《台灣通史》，1918年完稿，1921年《台灣通史》出版問世。

　　《台灣通史》是台灣從古至今唯一依據傳統中國史籍體例而撰述的台灣史書。在此書之前，從明鄭到乙未年的兩百幾十年，只有方志，另外則是遊臺仕儒對台灣的風土掌故的記述。唯有連橫先生《台灣通史》才是首部“正史型台灣史”。

　　《台灣通史》起自隋代，中經明鄭，再到清朝統治，長達千年的史敘，故是通史而非斷代史;它傚法《史記》，有《紀》、《志》、《列傳》，且視必要和性質而置《表》入于《紀》、《志》或《列傳》之內;因台灣史甚短，且屬中國一個邊陲島疆，既無諸侯世冑，而無可採錄可予記述彰著，故缺《世家》。

　　然而，《台灣通史》卻有中國史家修撰史籍之傳統，就是孔子《春秋》和史公《史記》之精神。孔子著《春秋》，其主旨在以史事為例來“正君臣之義”、“辨君子小人之別”以及“嚴華夏夷狄之分”，而孟子特別提到周室衰微，故《詩》亡，孔子乃著《春秋》，而“使亂臣賊子懼”。司馬遷也説孔子之《春秋》，是為了“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其主旨在於撥亂反正，欲恢復王政而拒斥昏亂污濁的昏君暴臣，主張聖賢君子之政治，以仁政為功夫，且以“公天下”為目的，天下先歸於“昇平”，最終極而實現“太平”。太史公以學乎孔子仁道為志而修《史記》，《史記》之纂著，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含容華夏之天地宇宙，是中國人的時空中的人文道德之記錄、敘述以及詮釋和判準。基於孔孟和太史公的春秋史觀，《台灣通史》，正是台灣的《春秋》和《史記》。連橫先生修撰《台灣通史》，不是“史料學派”的無史觀、無史德之史籍，而是身處亡于日寇的台灣，心痛台灣人淪為亡國奴，因而發憤以十年光陰，究盡一生心血而創著的一部“即史即經、即經即史”的《台灣春秋？史記》。在連橫先生的史德，《台灣通史》是為了“嚴判台灣的華夷”、“區分台灣的殖民與被殖民者”，也“表彰台灣的君子且義斥台灣的小人”，所以《台灣通史》亦有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和實踐。

　　《台灣通史》深富民族主義，張溥泉先生為其寫的〈序〉有説：“史家台灣連雅堂先生以子長、孟堅之識，為船山、亭林之文，敘述自隋代以至甲午千餘年間之事，綱舉目張，巨細靡遺，著作抱失地之痛，抒故國之思，激發正氣，非斯人不能作也。”此正是連橫先生的崇高史德和史觀之陳明，也道出了《台灣通史》的主旨是彰著台灣的中華民族主義和愛國精神。

　　相對照于連橫先生的高潔志節，台獨份子“撰述”的“台獨史”，三十年來正荼毒摧殘台灣學子，這些所謂“史學者”，皆是穢賤之姦佞，其等卑污齷齪筆下的媚日去中的“台獨史”，是穢臭不堪之亂史。吾人必須擊浩然大鼓以攻之、揮魯陽巨戈而誅之。(作者為台灣師大東亞學系兼任教授、中華奉元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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