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文人和官方對關公“忠義、仁勇、誠信”的闡揚

　　隋唐之際，關公雖未引起廣泛的關注，但關公的精神品質已為文人們所看重。唐代名臣虞世南評價關公雲：“利不動，爵不縶，威不屈，害不折，心耿耿，義烈烈，偉丈夫，真豪傑，綱常備，古今絕。”在唐代文人心目中，關公具備了不為爵祿所動，不為威武所屈，忠心耿耿，義節昭烈等傳統綱常倫理所提倡的高尚精神。唐董促《貞元重建廟記》雲：“惟將軍當三國之時，負萬人之敵。孟德且避其銳，孔明謂之絕倫。其于徇義感恩，死生一致。斬良擒禁，此其效也。嗚呼!生為英賢，沒為神明。精靈所托，此山之下。邦之興廢，歲之豐荒，於是乎係。”董誕認為，正因為關公生為勇敵萬人、忠義絕倫的英賢，歿後才能被尊奉為係“邦之興廢、歲之豐荒”的神明。

　　宋元之時，崇關之風漸起，人們對關公精神的評價和頌揚更加全面。宋鄭成《元祐重修廟記》載：“侯之名聞于天下……為萬人敵耳：此不足以知侯也。曹孟德以姦雄之資，挾天子以令中原，虎視鄰國，謂本初猶不足數，而況其下哉?獨先主區區欲較其力，而與之抗，然……茍不明于忠義大節，孰肯抗強助弱，去安而即危者?夫爵祿富貴，人之所甚欲也。視萬鐘猶一芥之輕，……侯以為曹公名為漢臣，實漢仇也。而先主固劉氏之宗種，侯嘗受漢爵號矣。茍為擇其所事，則當與曹乎?當與劉乎?曹劉之不敵，雖愚者知之。巴蜀數郡，以當天下之半，其成功不可待也，而侯豈以此少動其心哉?秋霜之嚴，見睍則消;南金之堅，遇剛則折。而侯之忠義凜然，雖富貴在前，死亡居後，不可奪也。”

　　金吏部員外郎田德秀《嘉泰重修廟記》雲：“忠而遠識，勇而篤義，事明君，抗大節，收俊功，蜚英名，磊磊落落，挺然獨立千古者，惟公之偉歟。”元胡琦《新編實錄序》稱：“嘗。謂漢自中平已後，天下大亂，曹操遷天子于許都，孫權擅土地于江表，二人用心可知矣。是時，群材並出，從而附之者，莫非漢臣，漢危不扶，而佐魏、吳傾覆之人，述其所為，遺臭天下後世。孰若雲長大勇憤發，心不忘義，事漢昭烈，誓同生死，守荊州九年，賊畏之如虎，討樊之舉，鼓忠義之氣，破姦雄之膽，可不謂壯哉!”“抗強助弱、去安即危’’;“富貴在前，死亡居後，不奪也”;“勇而篤義，事明君，抗大節，收俊功”、“磊磊落落”等，都是對關公忠義仁勇誠信品質的進一步闡揚。

　　明代對關公的精神品質稱頌進一步升級。如明李永常《洪熙修廟記》所言：“夫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當漢末搶攘之日，人心搖兀之秋，有能竭忠義，抗大節，審順逆，明去就，撥漢水于灰冷，輔正主于孤弱，挺然特立於千百載之上者，其惟公之偉歟!”他説：“為曹操所執，禮遇甚厚，未嘗有忘漢之心焉。勝於白馬，已刺顏良，辭歸先主，曹操熟視不敢追焉。是何也?不過忠盡而義勝耳。”又説：“逮夫督守荊州，行師樊襄，鳴鼓則曹仁喪膽，揚旗則呂常束手，遂降于禁，斬龐德，胡修、傅方之徒，聞風而受降。於是威震華夏，莫不響應。雖曹操之姦雄，議徙許都以避其鋒;孫權之謀術，尚求婚以結其好。茲非勇冠三軍，為萬人敵，忠義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者乎!"關公成為千百年來最偉大的道德楷模和倫理規範。明焦竑在《正陽門廟碑銘》中寫道：“侯方崎嶇草澤中，以一旅之微，卒能佐漢，扶將傾之鼎，摧強破敵，威震天下，可不謂雄哉?及艱危之際，矢死不回，以畢其所志。此其人與孔子所稱殺身成仁者，豈有異也。古忠臣烈士，欲有立而中廢者，其未竟之志，鬱于生前，未嘗不赫赫于後世。矧侯之節，皎然與日月爭光者哉?”關公品質被抬升到了與日月同輝的高度。

　　清代的文人和士大夫階層對關公精神品德的頌揚闡釋仍然沿著明代的方向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最高統治者將關公精神品質冠以神聖化的光環，並極具功利性。如雍正帝禦制的《關帝廟後殿崇祀三代碑文》提出：“蓋孔子以聖，關帝以神。神之陟降上下，顯赫鑒觀，以驚動覺悟，保祐扶持，與斯人呼吸相應者，感而通，微而著，洋洋乎忠義正直之氣，充塞于宇宙之間，與日月星辰同其明，江河山嶽同其體，風霆雨露同其功用。宜其英靈之振古常新，而為歷代賢豪所莫能並也。”關公已躍然成為既具忠義正直之氣，又能夠“保祐扶持”朝廷的“神”。又如乾隆帝弘歷禦制《京城地安門外關帝廟重修碑記》所説：“蓋聖而神之，所以著聖道之精;神而聖之，所以明神道之正。若是者，嘗求諸先聖先師而外，厥惟關聖大帝克以當之。考神生值炎漢之季，炳大節，鋤姦回，本末俱載志傳。要之，超倫軼群，其志在《春秋》，其氣浩然常塞乎天地，以致前代屢致褒崇，至我朝而愈顯。且神績不可殫記，而于行師命討為益彰。”清朝之所以“褒崇愈顯”，還在於“我國家久仰靈威”，屢蒙佑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