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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吉金--中韓日古代青銅器展"之中國古代青銅文化

“東方吉金——中韓日古代青銅器展”正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本次展覽展出了中韓日三國國家博物館珍藏的青銅器類精品文物約50件(組),充分呈現了三個國家各具特色的文化傳統與科技、藝術成就。本期策劃重點介紹展覽中的中國古代青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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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吉金——中韓日古代青銅器展”。(攝影:虞鷹)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創建110週年之際,由中國國家博物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聯合舉辦的“東方吉金——中韓日古代青銅器展”亮相國博。本次展覽分為“中國古代青銅文化”、“韓國古代青銅文化”、“日本古代青銅文化”三個單元,匯聚中韓日三國國家博物館珍藏的青銅器精品約50件(組),通過三個國家各具特色的古代青銅器,呈現三國的傳統文化、禮儀文明與科技、藝術成就,闡釋三國古代文化的悠久歷史與人文底蘊,以及三國之間廣泛密切的交流與互鑒。

  華夏經緯網文化頻道特此推出系列策劃,本期策劃將重點介紹展覽中的中國古代青銅文化。

青銅禮樂文明奠定早期中華文明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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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吉金——中韓日古代青銅器展”現場。(攝影:虞鷹)

  中國青銅禮樂文明奠定了早期中華文明的基礎,也對世界其他地區的青銅文化的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對世界古代文明的構建作出了卓越貢獻。安徽壽縣蔡侯墓是中國考古重大發現之一,作為春秋晚期非常重要的諸侯國君主墓葬,蔡昭侯墓中出土青銅器486件,器型豐富,品類繁多,其中不乏製作工藝精湛、藝術水準高超的美器,也有鑄刻長篇銘文、史料價值極高的重器。

  “中國古代青銅文化”單元重點展示了1955年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的幾組代表性青銅器,以此闡釋先秦時代禮樂文明的深厚內涵。重點展品包括蔡侯鼎、簋、尊、鑒、缶、方壺、編鐘等。

鼎簋組合與先秦禮樂文明

  鼎、簋是中國古代青銅禮器中最重要的食器組合,鼎用於烹煮食物、熱水或盛放肉食、調味品,簋則用於盛放煮熟的飯食。所謂“鐘鳴鼎食”,就是把鼎、鐘作為青銅禮樂器的典型代表,對中國青銅禮樂文明進行了高度概括。在商周時期,各級貴族會按照等級秩序製作不同規格、數量的青銅鼎、簋作為祭祀、禮儀用器。

  據文獻記載,周代天子使用九鼎八簋,諸侯、卿大夫等其他貴族各有等差。鼎、簋的價值和文化內涵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作為日常飲食器具的實用屬性,被寄寓鮮明的政治、等級、禮儀、信仰色彩,甚至成為王朝最高政治權利的符號和象徵。以鼎、簋組合為代表的青銅器用制度的形成、發展、演變,不斷映射著商周時代中國早期社會政治文化、禮儀制度、精神信仰、審美風尚、工藝技術等各個領域的創造與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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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侯青銅鼎。蔡昭侯時期(西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攝影:虞鷹)

  此次展出的蔡侯青銅鼎,是蔡昭侯墓出土銅鼎中體量最大的一件,且此種樣式的鼎在該墓中僅出土一件。學者們一般將這種形體碩大的鼎稱為鑊鼎,其功能是用來烹煮食物或犧牲。這件鼎的底部有明顯的煙熏痕跡,可見確曾用作烹煮器具。器蓋內鑄有銘文,表明這是蔡侯申的禮儀性食器。

楚係青銅器的代表作之一——升鼎

  據文獻記載,將煮熟的牲肉放置在專門的鼎內叫做“升”。這種侈口、束腰、平底的青銅鼎是春秋中晚期楚係青銅鼎的典型式樣之一,廣泛流行于長江流域,作為高級貴族使用的禮器。這種鼎應該就是專門盛放熟肉的升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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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侯青銅升鼎(兩件)。蔡昭侯時期(西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攝影:虞鷹)

  升鼎是春秋戰國時期南方楚係青銅器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只有國君級別的高級貴族才能使用。安徽壽縣蔡昭侯墓出土此形青銅鼎7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屬配套使用的一組列鼎,與蔡侯申的身份地位相匹配。出土時,每件鼎中均附有一件青銅匕,器腹內壁鑄有銘文。

青銅酒器與古代社會風尚

  在商代,酒器是最受重視的青銅禮器門類。在政治文化、社會風尚等多種因素的變革影響下,周代青銅酒器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是祭祀典禮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器類之一。春秋戰國時期,青銅酒器的種類十分多樣,壺的造型沿襲西周以來的風格,但裝飾更為繁複華麗,藝術價值頗高,尊缶則是南方地區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新型酒器。

  青銅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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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侯青銅方壺。蔡昭侯時期(西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攝影:虞鷹)

  這件造型精美的蔡侯青銅方壺,是蔡昭侯墓出土的2件方壺中的一件,蓋頂作鏤空蓮瓣形,頸部有蟠螭紋,兩耳為獸形,以四伏獸作足,姿態流暢生動。壺頸內側有銘文“蔡侯申之滆壺”。青銅壺是歷史上使用時間較長的酒器類型,從商代沿用至漢代甚至更晚。這件方壺體量較大,氣勢恢宏,充滿了濃郁的復古氣息,其腹部所飾田字格紋及頸部略呈梯形的連續紋帶,均是流行于西周晚期青銅壺上的裝飾元素。

  青銅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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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侯青銅尊。蔡昭侯時期(西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攝影:虞鷹)

  尊是一種體量較大的盛酒器,主要流行于商代中晚期至西周中期。春秋時期,僅在漢淮流域和江南地區還可以見到此類酒器,表現出明顯的復古傾向。這件尊器體似觚而較粗,下腹凸起,上飾饕餮紋。器內壁鑄銘文23行92字,記述了蔡昭侯為大孟姬作媵器之事。

  春秋戰國時期的冰箱——鑒、缶組合

  尊缶是一種盛酒器,在楚文化區域出土較多。青銅尊缶只出土于等級較高的貴族墓葬中,一般平民墓葬往往用倣銅的陶尊缶替代,而方尊缶又比圓尊缶更為珍稀。鑒與缶配合使用時,缶內盛酒,鑒則用以盛放冰塊,以作冰鎮之用。這種器物組合可以看作中國最早的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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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侯青銅方缶。蔡昭侯時期(西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攝影:虞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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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侯青銅方鑒。蔡昭侯時期(西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攝影:虞鷹)

  蔡昭侯墓共出土鑒、缶組合4套,有圓形和方形兩種式樣。方缶置於方鑒之中,圓缶置於圓鑒之中。此套方形鑒、缶器身均飾以紅銅鑲嵌的獸紋,這種風格的銅器多見於春秋晚期一些高級墓葬。方鑒的口沿部位有銘文“蔡侯申之尊匜”,尊缶的蓋、器口部位均有銘文“蔡侯申之尊缶”,表明這些都是蔡侯之器。

春秋戰國時期的器用制度與禮樂變革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朝走向衰微,諸侯群雄並起,以鼎、簋為代表的青銅器用制度不再被嚴格遵守,僭越現象頻繁出現。蔡昭侯墓中隨葬了3種式樣的鼎18件、簋8件,其中既可以看到中原地區王朝傳統的延續,也可以看到南方地區鮮明的楚文化地域風格。

  青銅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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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侯青銅簋。蔡昭侯時期(西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攝影:虞鷹)

  此類方座簋是楚文化區域春秋至戰國時期的流行式樣,方座的造型是沿用周文化類型的青銅器,可謂一種復古的樣式,但也體現了楚人的變革和創新,如蓮瓣形的捉手倣自春秋早中期以來中原一帶青銅壺蓋裝飾,蔡侯墓出土的方壺上也有此類裝飾。方座各邊中心有方形鏤孔,也有別於西周早期方座簋的風格。

  蔡侯墓出土相同形制的銅簋8件,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有4件,另外4件藏於安徽博物院。其造型為方座簋,器蓋有蓮瓣形捉手,獸形耳,器蓋、器身與方座均飾蟠螭紋。蓋內鑄銘文2行6字“蔡侯申之滆簋”。

  禮儀性盛食器——簠

  簠的功能與簋相近,是祭祀和宴饗時盛放飯食的器皿。《周禮.地官.舍人》記載:“凡祭祀,共簠簋。”簋一般為圓形,簠則皆為方形,簠的器與蓋形狀相同,上下對稱,合起來為一件整器,分開則可作為兩件器皿單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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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侯青銅簠。蔡昭侯時期(西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攝影:虞鷹)

  壽縣蔡侯墓出土青銅簠4件,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2件。器、蓋同形,蓋內及器底各有銘文2行6字:“蔡侯申之飤簠”。這種簠是春秋晚期流行的式樣,沿用至戰國早期,其器座有加寬加高的演變趨勢。

  青銅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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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侯青銅敦。蔡昭侯時期(西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攝影:虞鷹)

  蔡侯墓出土青銅敦兩件,此為較小的一件。蓋與腹同形,上有三個蹄形足和兩個環鈕。

  敦是盛放飯食的器皿,其形制特點是蓋與器相合呈球形或卵圓形。這種類型的敦是春秋晚期末段至戰國早期流行的式樣,細長而外撇的蹄形足明顯受到楚式鼎足影響。楚墓中的用敦現象在春秋晚期末段較普遍,所用數量以1至2件居多。

青銅兵器——青銅劍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間征戰頻繁,青銅兵器製造空前繁榮。各國都有嚴格的監造兵器的制度和相應職官。商周時期最常見的兵器有戈、矛、鉞、劍等。由於吳越地區的地勢不適合車戰,步兵較多,劍的使用量比較大,因此吳越地區相對更重視劍的鑄造和使用,其鑄劍水準高超,生産的兵器聞名天下,廣泛流行于各個諸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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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劍。蔡昭侯時期(西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攝影:虞鷹)

  此劍劍體較長,圓莖,上有兩周箍,圓首,孔中鑲嵌綠松石。壽縣蔡侯墓共發現4件青銅劍,1件殘斷,1件殘缺,另2件銹蝕嚴重,已殘碎不成形,其中一件發現時位於墓主人腰間,應該是蔡侯申生前佩帶之物。

  青銅劍在西周早期已經出現,春秋晚期至戰國最為盛行,其形制的變化特點是劍體逐漸加長。貴族隨身佩帶的劍除了自衛防身功能外,也成為一種身份等級的標誌。戰國時期,隨著鐵劍的流行,青銅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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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王光青銅劍。吳王光時期(西元前537年-前496年)1964年山西原平出土(攝影:虞鷹)

  此劍為吳王光自作用器。吳王光即吳王闔閭,西元前537-前496年在位。他任用楚國舊臣伍子胥和齊人孫武,強兵興國,曾攻克楚國都城郢,迫使楚昭王出逃。吳王光與蔡侯申曾長期同時在位,蔡侯墓出土有大量吳王光鑄造的青銅器,體現了蔡、吳兩國高級貴族之間以婚姻紐帶為基礎的密切交往。

青銅水器與沃盥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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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繪畫中的盤匜使用場景。(攝影:虞鷹)

  在商周時期的祭祀禮儀場合,青銅水器多用於盛水或奉行沃盥之禮。商周時期的貴族在參加祭祀、宴饗時,多要先行沃盥之禮,用匜或盉往手上澆水,用盤承接洗過手的廢水。西周中期以前多將盤和盉配套使用,西周晚期到春秋戰國時期則常將盤和匜搭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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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大司馬青銅匜。春秋晚期(約西元前570-前553年)傳世品(攝影:虞鷹)

  這件匜為蔡國大司馬燮為其庶長女孟姬陪嫁製作的媵器。其流蓋上有浮雕獸面,鋬為拱身卷龍形,內底鑄有銘文:“唯正月初吉丁亥,蔡大司馬燮作媵孟姬赤盥匜,其眉壽無期,子孫永保用之”。蔡大司馬燮是蔡莊侯的兒子,當時楚國強盛,蔡國不得不聽命于楚,燮欲聯晉抗楚,後失敗被殺,相關事跡在《左傳》等史籍中有記載。

  匜為水器,用以行沃盥之禮,常與盤配套使用。蔡大司馬盤銘文與此器基本相同,當屬同一組合。

青銅禮器與婚姻傳統

  青銅禮器中的媵器可以看作周代貴族為出嫁女性所作的嫁粧,是周代不同國族之間締結婚姻關係的重要物證。蔡侯申尊銘文中的“敬配吳王”,是蔡、吳兩國通婚的證明。“同姓不婚”是西周時期普遍奉行的婚姻法則。蔡、吳兩國同屬姬姓,本不能相互通婚。從蔡侯尊及其他器物銘文來看,在紛繁複雜的政治外交形勢下,同姓不婚的傳統在此時已被打破,同姓之間也存在締結婚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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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侯青銅盤。蔡昭侯時期(西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攝影:虞鷹)

  這件盤為圈足盤,腹壁設四個爬獸形耳,造型別致。器物內有銘文16行92字,內容與蔡尊銘文相同。這件盤也是蔡侯申為大孟姬出嫁吳國所作的陪嫁用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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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孟姬青銅盥缶。蔡昭侯時期(西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攝影:虞鷹)

  這件青銅缶口沿有銘文“蔡侯申作大孟姬媵盥缶”,是蔡侯申為大孟姬所作的媵器。盥缶又稱浴缶,是用於盥洗的水器,一般形體較大,有提鏈,可供兩人提攜。這件缶有獸首形耳,肩上有圓餅形裝飾,周身嵌銅花紋,是具有楚文化特徵的器物,中原地區較為少見。

青銅樂器與禮儀文化

  樂器是出現較早的一種青銅器類,早在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遺址中,就發現了青銅製作的樂器——鈴。在商周時期,樂器被賦予禮制色彩,成為中國古代禮樂文化的重要物質載體,在祭祀、宴饗等禮儀場合中使用,也成為等級和權利的象徵。青銅樂器在春秋時期取得顯著發展,不僅器類豐富,已具備宮、商、角、徵、羽五聲音階,還增加了很多半音音程,演奏功能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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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侯青銅編鐘。蔡昭侯時期(西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攝影:虞鷹)

  此組編鐘出土時共12件,這是經修復較為完整的9件,形制、紋飾相同,大小依次遞減,其中一件正背面有銘文,約14行,銹蝕嚴重,字數不詳。器腔體作合瓦狀,器身飾蟠螭紋,細密繁複,凹凸有致。春秋時期,編鐘的數目比西周時期有所增加,構成完整的宮、商、角、徵、羽五聲音階。懸挂鐘體的柄形物稱“甬”,使用時,有甬的甬鐘傾斜懸挂,無甬的鈕鐘則垂直懸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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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侯青銅鈕鐘。蔡昭侯時期(西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攝影:虞鷹)

  這是蔡侯墓出土9件鈕鐘中的一件,正背面共有銘文82字,自名“歌鐘”。蔡侯墓出土的9件鈕鐘中,5件自名“歌鐘”,4件自名“行鐘”。歷代傳世和近年出土的青銅鐘,自名“歌鐘”者非常少見。有學者認為,歌鐘為上層貴族日常宴享所用,行鐘為外出巡狩徵行時所用。此“歌鐘”銘文中“蔡侯”後一字被鏟去,原因不明。銘文還記載蔡侯輔佐楚王作出了貢獻,反映了當時蔡國作為楚國附庸的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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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吉金——中韓日古代青銅器展”現場。(攝影:虞鷹)

  中國古代青銅文化最早出現于新石器時代晚期。夏商周時代是中國青銅時代的主體時期,以鼎、簋、鬲、甗、觚、爵、斝、尊、鐃、鐘、鈴、鏡、戈、矛、劍、戟等為代表的飲食器、樂器、兵器、裝飾品、車馬器將中國古代器用制度與禮樂文明緊密結合在一起,孕育出博大精深且獨具特色的青銅禮樂文明。

編輯策劃:虞鷹   攝影:虞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