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國家文物局在北京舉行“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發佈四項“考古中國”重大項目，聚焦中國早期文明，介紹早期國家研究的最新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本次工作會的四個考古項目均是黃河中游早期城址發掘與研究的最新成果，時間均處於中華文明形成之後、早期發展階段。這些最新成果展現了中國史前文明化與早期國家形成發展的歷史進程，是五千年中華文明的重要實證。
中華文明與早期國家起源，特別是夏文化研究是中國考古學的重大命題。夏代史研究還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夠的文字記載，通過考古發現來證實為信史就顯得特別重要。2018年國家文物局印發《“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申報管理指南》，系統部署了11個文明化進程與早期國家研究相關的項目，集中支援主動性考古發掘項目200余個，取得重要成果。
後城咀遺址出土器物。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中新網）
考古成果：
後城咀石城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是內蒙古中南部地區迄今發現規模最大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石城遺址。2019年至2022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後城咀石城遺址持續進行主動性考古發掘。
後城咀石城遺址面積約138萬平方米，結構佈局保存較為完整，由內城、外城、甕城以及外甕城組成。2021年以來，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重點對甕城外側區域進行了考古發掘，發現了外環壕、外甕城等重要遺跡。此外，內城區域經考古勘探發現墓葬、房址、灰坑等大量遺跡，為了解內城結構佈局提供了線索。
後城咀石城遺址全景。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新華社）
重要意義：
考古發現，這座距今4000多年的龍山時期的城址，有著龍山時代最為複雜、完備的三重防禦系統：由外甕城城墻、馬面、臺基，以及外環壕溝構成的第一重防禦體系；由甕城城墻，甕城城墻上佈置的臺基、墩臺，以及以內環壕構成的第二重防禦體系；由主城墻、主城門，以及在主城門兩側設置的兩座馬面構成的第三重防禦體系。這是河套地區聚落形態的生動實物例證。
專家點評：
近十年考古學不斷推進精細化發掘、多學科合作。陜西神木石峁遺址、內蒙古後城咀石城遺址、山西興縣碧村遺址在面積上是三個等級，石峁面積最大、級別最高，碧村面積最小。而且三個遺址都是石、木結合的建築，在文化樣貌上也有相似性。因此，我認為山西、陜西、內蒙古應協同作戰，堅持問題導向，研究三個遺址的前後關係，明確三者之間是否有共時性。這些對研究北方大的區域形態必有推進作用。——宋建忠（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員）
碧村遺址地貌。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新華社）
考古成果：
碧村遺址位於山西省呂梁市興縣，地處蔚汾河和黃河交匯處，年代距今4000年至3700年，是山西境內黃河沿岸地區首個確認的龍山時代大型石城聚落，更是當時一座重要的關城。。2020年至2022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對碧村遺址持續進行主動性考古發掘。
碧村遺址面積約75萬平方米，歷年考古工作初步探明瞭遺址結構佈局，自西向東依次為小玉梁、石門墕、城墻圪垛三處遺址點。小玉梁地點為遺址核心建築區，邊緣砌築護坡，中心建造大型五連間排房建築，排房建築前面為中央廣場。石門墕地點初步發現大型墩臺與城墻圍合的城防設施遺跡，具體形制尚不清楚。城墻圪垛地點發現了遺址東城墻與城門，城門由東、南、北三個“品”字型佈局的大墩臺構成，東墩臺為半圓形直徑21.5米，南、北墩臺均為方形，邊長約25米，規模宏大。三座墩臺之間穿插一些夾墻、夾道、小型墩臺等附屬設施圍合而成，設置內外多重甕城結構，進出入口設于東墩台南北兩側，西向經過兩道甕城後方可進入城內。
碧村遺址內甕城墻角生活現場。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中新網）
重要意義：
碧村遺址是河套地區黃河支流河口處發現的最大規模的城址，是蔚汾河流域龍山時代晚期的中心聚落遺址。遺址的東城門為保存完整、結構嚴密、形制規整，顯示了河套地區石城遺址一類獨特的城門形制。
同時，碧村遺址控扼黃河兩岸的突出戰略位置，城址佈局呈現出處處設卡、重重把關的多重防禦體系，強烈指向其應是龍山時代黃河岸畔的一座關口城市，掌控著西部與中原之間的關鍵要道，是揭示晉陜高原龍山時代社會和政治關係的重要支點。
專家點評：
碧村遺址的城門結構，不光在佈局上具有實用性，其對稱結構也很嚴整，帶有禮儀性質。後城咀遺址和碧村遺址時代接近，都處在中華文明早期發展階段，可能有密切的關係。下一步應該在北方更大範圍內探討遺址間的關係，比如碧村遺址和石峁遺址之間是什麼關係？碧村遺址、石峁遺址二者又和夏王朝是什麼關係？碧村遺址出土的牛羊與歐亞草原有何關係？這些關係仍有待梳理。——韓建業（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二里頭遺址平面圖。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新華社）
考古成果：
二里頭遺址位於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地處洛陽盆地中部、古伊洛河北岸臺地上，遺址現存面積300萬平方米，絕對年代在西元前1750年至西元前1530年間，學術界普遍認為是夏代晚期的都城遺址。
最新的考古發掘逐步揭開了二里頭遺址的多網格式佈局。多處城市道路和道路兩側有夯土墻，在宮殿區、作坊區以外的多個區域外側也以圍墻間隔、防護，不同網格內有不同等級的建築和墓葬，每個網格可能居住著不同的人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趙海濤介紹，這些都表明二里頭都城極可能已出現了“分區而居、區外設墻、居葬合一”的佈局。
遺址北緣中部首次發現較為豐富的制陶遺存，出土陶窯、存泥坑、泥坯、燒土、爐渣、變形陶器、大量碎陶片以及陶墊、修整工具等，包含了制陶工藝的多個階段。宮城西南角發現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出土大量骨、角質遺物，其中部分存在砸擊、切割、磨制的痕跡，表現了骨角器加工的各個環節。制陶和骨角器加工遺址是二里頭遺址手工業考古的重要突破。祭祀區以西，發現有大型二里頭文化居址，居址院落內出土有銅、玉禮器的高規格墓葬。
二里頭遺址首次精細發掘出的制骨作坊。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中新網）
重要意義：
二里頭遺址考古新發現進一步揭示了多網格式的結構佈局，是探討早期國家都城制度、手工業與社會經濟、禮儀與喪葬制度等問題的重要線索。
專家點評：
二里頭遺址“九宮格”的發現是夏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裏坊制度曾是城市中的重要制度，但它出現得比較晚。二里頭的“九宮格”就是可以確認的“裏”。
過去的考古工作發現了綠松石作坊，現在發現製作骨角器、漆器的作坊，強化了二里頭作為都城的一些特點。從考古發現也可以看出，雖然年代、人群不盡相同，但天南地北的遺址中卻有相似的文化面貌。文化特徵的近似和連續，文化基因的相同和傳承，正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連續不斷的生動例證。——雷興山（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鄭州商都書院街商代墓地2號墓出土器物位置。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中新網）
考古成果：
鄭州商都書院街商代墓地位於鄭州商城遺址內城東南部，是一處商代中期白家莊期的高等級貴族墓地。2021年6月至2022年8月，經國家文物局批准，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當地城市建設工程進行了考古勘探、發掘。
鄭州商都書院街商代墓地殘存面積約1萬平方米，墓地南北兩側發現兩條壕溝，壕溝東西走向，間距約130米。墓葬主要分佈于兩條壕溝之間的區域，共發現25座，其中3座墓葬出土青銅器，6座疑似祭祀坑，其餘16座推測為陪葬墓，均無棺槨葬具和陪葬器物。
2號墓是目前發現的陪葬品數量最多、種類最豐富、等級最高的墓葬，墓葬中間發現疑似硃砂的紅褐色遺跡現象，墓內出土各類器物200余件，其中青銅禮器、兵器20件，玉器11件、金器5件，另有貝幣123枚、綠松石管珠、鑲嵌綠松石的牌飾等，充分彰顯了墓主人的高等級貴族身份。出土的含金量88%、重40克的金覆面，以及金泡、金箔等金飾，對於探討三星堆出現的黃金面具、中國西南地區黃金裝飾的文化風格等提供了新的參照材料。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黃富成介紹，2號墓墓底6處殉狗的現象在早、中商文化中非常罕見，為後來的安陽殷墟等高等級墓葬殉狗文化的來源提供了新的認識。
鄭州商都書院街商代墓地2號墓出土金覆面。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新華社）
重要意義：
鄭州商都書院街商代墓地進一步豐富了商代中期文化的內容，是鄭州商城遺址功能演變、歷史沿革的重要證據。高等級貴族墓葬出土多件黃金用品的現象較為罕見，反映了商時期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和密切聯繫。新發現將有力拓展商代考古研究的空間。
專家點評：
鄭州商都書院街商代墓地的年代處在早商和中商之間的關鍵時期，比殷墟要早一個時期，比鄭州二里崗下層文化要晚一個時期。過去，鄭州商文化的早期和中期偏早階段很少發現墓葬，尤其是高等級的大型墓葬，因此這處大型墓葬的發現意義重大。商代開始出現金器，但都是極少量的，像M2墓葬中出土的金覆面等如此大量的金飾，為我們研究金器的出現跟歐亞草原、西方的關係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陳星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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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五千年中華文明重要實證 國家文物局公佈4項“考古中國”進展成果
（資料綜合央視新聞客戶端、中新網、新華社、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