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國家文物局在北京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通報了河北尚義四台遺址、雲南晉寧古城村遺址、甘肅禮縣四角坪遺址、寧夏賀蘭蘇峪口瓷窯遺址、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遺址等5項重要考古成果。考古再次讓人們看到了自古以來中華大地各區域文化的交流與互動，也再次證明了中華文明兼收並蓄、綿延不斷、多元一體的特質。
石核。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來源：中新網）
四台遺址位於河北省張家口市尚義縣，面積約15萬平方米，距今10400年至6400年左右，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址。經國家文物局批准，2020至2022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對四台遺址進行了系統的考古調查、發掘。
考古成果
四台遺址考古發現房址40余座，出土了陶、石、骨、貝類遺物800余件，可以區分為年代不同的五組文化遺存，其中第一、二組遺存處於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第一組文化遺存年代距今10400至10000年，發現6座近方形半地穴房址，出土打制石器、細石器、磨制石器、骨角器以及動物骨骼等，陶器有筒形罐、板狀器等，器表戳印圓圈紋或壓印折線紋、網格紋。第二組文化遺存年代距今9200至9000年，發現4座近方形半地穴房址，出土陶板狀器、石研磨器以及較多骨針、骨錐等，呈現出與第一組連續發展的特徵。
陶片及筒形罐口腹部殘片。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來源：中新網）
重要意義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趙戰護指出，以壓印紋筒形陶罐、陶板狀器、細石葉石器、研磨器等典型器物為代表的第一、二組遺存，文化特徵鮮明，初步判斷為一支新的考古學文化。考古發現壓印紋陶器、細石器、半地穴房址等特徵鮮明，考古所見成組房址，實證了北方地區早期定居村落的出現，展現出人類生存方式從舊石器時代的流動性棲居到新石器時代早期逐漸定居的發展轉變。其中，粟、黍的發現，為探索我國北方旱作農業起源、發展軌跡提供了重要基礎資料。而細石器工業繼承自泥河灣盆地一萬餘年的楔形細石核技術傳統，表現出文化與人群的連續性，為中國北方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研究提供了典型和直接的證據，也是北方地區新石器早中期社會發展進程重要環節。
雲南晉寧古城村遺址出土的西周時期半地穴式房址。新華社發(國家文物局供圖)
古城村遺址位於雲南省昆明市晉寧區晉城鎮北約5公里的古城村，地處滇中滇池盆地東南部沖積平原北端，西南距著名的石寨山古墓群直線距離僅8公里，是雲南目前已知保存最完整的先滇時期環形貝丘遺址。該遺址面積92800平方米，核心區面積42000平方米，現存文化層堆積厚約6.5米。
考古成果
2020年10月至2022年12月，經國家文物局批准，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晉寧區文物管理所、晉寧區博物館等單位對遺址進行了兩次考古發掘，共計發現壕溝、護坡、土坑墓、甕棺葬、棧橋、房址、灰坑、螺殼坑、灰燼、燒土面、路、溝、石頭堆、粘土堆、螺殼堆、水井、石墻基等商周至明清時期的各類遺跡1000多處，出土青銅器、陶器、玉器、石器、骨器、木器等各類遺物4000余件。同時通過浮選和濕篩採集到大量碳化植物種子、果核、魚骨、銅渣等。根據出土遺物特徵，遺址的文化堆積由早至晚可分為商代、兩周、明清三個階段。
其中，商代遺存包括完整的環壕聚落核心區、土坑墓、甕棺葬和棧橋。兩周時期遺存分為西周、春秋兩個階段。西周時期，聚落南部的商代壕溝廢棄，護坡被加寬加高繼續使用。在台地中部發現一批房址及螺殼堆、灰燼等關聯遺跡。春秋時期聚落東部繼續使用護坡，臺地中心仍然是人類活動的主要場所，發現大量活動面、灰坑、螺殼坑、用火遺跡等，居住形式趨於簡化。明清時期則發現水井、石墻基、護坡、壕溝等遺跡，出土遺物有青花瓷碗、盤、碟、灰陶罐、銅錢、銀錠等。
雲南晉寧古城村遺址出土的商代甕棺葬具。新華社發(國家文物局供圖)
重要意義
專家認為，雲南晉寧古城村遺址是首次在滇文化核心區內發現的一處完整的商周時期環壕聚落，文化特徵鮮明，代表了一個早于滇文化的考古學文化，是探索滇文化來源的重要線索，為構建雲南地區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體系，研究滇文化出現之前滇池地區的聚落形態、生業模式、族群構成、古滇池環境變遷等重要問題提供了關鍵性證據。
甘肅禮縣四角坪遺址環境。新華社發(國家文物局供圖)
四角坪遺址位於甘肅省隴南市禮縣，是一處秦代大型建築遺址。四角坪遺址坐落于縣城東北四格子山頂部，海拔1867米，原有山頂被削平，形成面積約2.8萬平方米的山頂平臺，勘探發現平臺週邊有夯土墻環繞，內有大量夯土建築基址。
考古成果
已發掘部分主要由中部方形夯土臺基、土臺四邊正對的四組附屬建築以及四角曲尺形附屬建築組成，各方向對應位置的建築，平面及柱網佈局一致。中部夯土臺基邊長約為27.8米，土台中心有一邊長為6.5米的方形半地穴空間，土臺四邊各連接兩處踏道，有柱洞緊靠臺緣，四週環繞散水。中心夯土臺四面中部分別對應四組附屬建築，現存相對的兩個近方形夯土臺，土臺邊緣環繞柱洞和柱礎石，二者共同被一圈散水包圍。中心夯土臺四角分佈曲尺形夯土臺基，同樣由散水包圍，臺基邊緣環繞柱洞及柱礎石，臺基上散佈零星的柱礎石。附屬建築以夯土墻相連，並分隔出多個院落將中心土臺圍合。出土遺物主要以建築用材為主，包括雲紋瓦當、繩紋瓦件、回紋地磚、空心磚、陶水管等。
甘肅禮縣四角坪遺址出土遺物。新華社發(國家文物局供圖)
重要意義
根據出土建築材質和製作工藝推斷，四角坪遺址應為秦統一後的遺存，該建築群層級分明、秩序井然，以大型夯土臺為核心、整體呈明顯的中心對稱格局，有別於日常生活的建築空間，體現出較強的禮儀性，可能為一組與祭祀相關的禮制性建築，對於研究秦代政治、禮儀制度以及建築歷史等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寧夏賀蘭蘇峪口瓷窯遺址出土的瓜棱罐與匣缽。新華社發(國家文物局供圖)
蘇峪口瓷窯遺址位於寧夏賀蘭山蘇峪口內，面積約4萬平方米，為一處西夏時期精細白瓷手工業生産遺址。2021年至2022年10月，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寧夏考古研究所聯合復旦大學進行了考古發掘。
考古成果
考古發現窯爐13處，週邊的山坡上還發現了開採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與燃料的礦坑。此次考古工作發掘了一、二號(Y1、Y2)兩座窯爐。Y1與Y2為馬蹄形半倒焰饅頭窯，用條石壘砌，由火膛、窯室、煙囪和兩側擋墻等組成。作坊遺跡兩窯爐共用，以煤為燃料，有儲泥池、轆轤坑、釉料缸、存貯間等。窯具以直筒型瓷質匣缽為主。燒制時均用匣缽正燒，匣缽之間用釉封口。瓷器産品主要為精細白瓷，以碗、盤、盞、碟等日用器為主，另有花口瓶、執壺等大型器物及建築材料等。胎白細膩，釉色溫潤、白中微泛青，玻璃質感和透光性強。
根據出土器物判斷，Y1與Y2為西夏時期，始燒于西夏早期偏晚。遺址內發現了多件“官”字款匣缽，可推斷為西夏宮廷用瓷的燒造地，具有西夏“官窯”的性質。
寧夏賀蘭蘇峪口瓷窯遺址出土的透光白瓷。新華社發(國家文物局供圖)
重要意義
蘇峪口瓷窯遺址是目前發現最早的西夏瓷窯址，揭示了一個全新的窯業類型，首次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區發現大規模用釉封匣缽口的裝燒技術，首次在西北地區發現在瓷胎、瓷釉和匣缽中大量使用石英的制瓷技術，填補了西北地區精細白瓷燒造的空白，複雜的窯業面貌也反映了兩宋與西夏經濟、文化交往交流的歷史。
遼上京皇城遺址南部一號建築基址發掘後全景。新華社發(國家文物局供圖)
遼上京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林東鎮。2022年6月至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組成遼上京考古隊，對遼上京皇城西南部一號大型建築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
考古成果
遼上京皇城西南部一號建築基址位於皇城的一處院落中，坐北朝南，是遼上京皇城南部區域內規模最大、地表保存最高的建築基址，也是該院落中央的主殿。考古發掘證實該建築在遼金兩代經歷過三次大規模營建，三次營建過程中建築的軸線位置、朝向和院落規模均沿用未變。出土遺物主要包括建築構件、陶瓷器、泥塑和銅錢等。
遼上京皇城遺址南部一號建築基址出土的瓦當。新華社發(國家文物局供圖)
重要意義
巴林左旗遼上京遺址發現的一號建築基址，是遼上京皇城南部區域內規模最大的建築基址，該建築在遼金兩代經歷過三次大規模營建，建築軸線、朝向沿用未變，建築規模超過了目前發掘所見的遼代宮城內宮殿建築。根據《遼史》記載，遼上京皇城西南分佈孔廟、國子監、寺院和道觀等重要遼代早期建築，為確認一號建築基址的性質提供了線索。這座建築從遼代始建開始，應該就是都城內地位顯赫的皇家建築，也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歷史進程的生動體現。
河北尚義四台遺址出土的石葉。新華社發(國家文物局供圖)
無論是北方新型史前文化的發現，還是邊疆地區祭祀制度、手工業技術發展，抑或少數民族政權的都城建築營造，考古再次讓人們看到了自古以來中華大地各區域文化的交流與互動，也再次證明了中華文明兼收並蓄、綿延不斷、多元一體的特質。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表示，此次通報的5項重要成果，是中國史前文化與社會發展、國家禮儀與祭祀制度、手工業技術、都城建築營造的生動體現，展現了中華文明輝煌燦爛的歷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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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綜合新華社、中新網、光明日報）
編輯策劃：虞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