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3月28日在北京揭曉，生動描繪了中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這十大考古新發現按時代早晚排序分別是：湖北十堰學堂梁子遺址、山東臨淄趙家徐姚遺址、山西興縣碧村遺址、河南偃師二里頭都邑多網格式佈局、河南安陽殷墟商王陵及周邊遺存、陜西旬邑西頭遺址、貴州貴安新區大松山墓群、吉林琿春古城村寺廟址、河南開封州橋及附近汴河遺址、浙江溫州朔門古港遺址。
湖北十堰學堂梁子遺址發現的“鄖縣人”號頭骨。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中新網）
學堂梁子遺址位於湖北省十堰市鄖陽區，因為曾發現兩具約100萬年前的直立人頭骨化石（俗稱“鄖縣人”）而聞名，是一處重要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2022年5月，在湖北十堰學堂梁子遺址新發現的“鄖縣人”3號頭骨保存完好，形態清晰，具有直立人的體質特徵，很大程度上彌補此前兩具頭骨變形的缺憾。
湖北十堰學堂梁子遺址T3齣土較晚階段石製品（E區）。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中新網）
“鄖縣人”3號頭骨是迄今歐亞內陸發現的同時代最為完好的古人類頭骨化石，保留該階段人類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學特徵；該化石處在古人類近200萬年演化歷程的中間和關鍵環節上，為探討東亞古人類演化模式、東亞直立人來源、東亞直立人與智人演化關係等重大課題提供了翔實而關鍵的化石及文化證據。
山東臨淄趙家徐姚遺址出土的陶器口沿（花邊、方唇、圓唇）。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中新網）
趙家徐姚遺址地處海岱腹地，位於山東臨淄東部，距今1.1至1.5萬年。
作為舊新石器過渡階段人類遺址的山東臨淄趙家徐姚遺址，考古人員在這裡發現了大面積、多頻次紅燒土堆積，體現出古人類對火的運用，由此殊為難得地揭露了一萬餘年前的一個臨時性活動營地。
山東臨淄趙家徐姚遺址出土穿孔陶片（資料照片）。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新華社）
遺址保存完整、遺物豐富、性質明確、年代關鍵，是華北地區乃至國內舊新石器過渡階段的重大考古發現，對於認識當時的社會組織形態和人類生業模式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山西興縣碧村遺址東門址。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中新網）
碧村遺址位於山西省呂梁市興縣碧村村北，是一座具有內外雙重城垣的石城聚落，城內殘存面積75萬平方米，主體年代相當於龍山時代晚期及二里頭時代早期。
作為與同期盛極一時的石峁古國遙相呼應的中型城址，其數次擴建，層層設卡、處處把關、謹慎佈防的結構彰顯了濃厚防禦色彩，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態，是對石卯文明的有利補充。
山西興縣碧村遺址東城門甕城內出土的陶器（資料照片）。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新華社）
碧村遺址是晉陜大峽谷東岸發現的規模最大的史前石城，佔據河套石城文化圈向中原過渡的前沿要地，是展現以中原為中心的中華多元一體文明形成軌跡重要窗口。
河南偃師二里頭都邑多網格式佈局中二里頭都邑8號基址、宮城西南與作坊區西北部。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中新網）
二里頭遺址位於河南洛陽盆地中東部，是中國青銅時代最早具有明確規劃的大型都城。
2019年以來，考古人員展開新一輪發掘，在中心區新發現的主幹道路及其兩側墻垣，揭示二里頭都城為多網格式佈局。
河南偃師二里頭都邑多網格式佈局中二里頭都邑西北部出土的帶漆陶片。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中新網）
二里頭都城嚴格方正的都城規劃制度、“居葬合一”的佈局結構，同宮城宮室制度、青銅禮樂制度等制度一起，為商周及後世文明奠定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礎，體現了二里頭文化、二里頭王國在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開創、引領作用。
鳥瞰河南安陽殷墟商王陵及周邊遺存考古挖掘。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中新網）
2021年8月至2022年11月，考古工作者對商王陵及周邊進行考古勘探，發現有圍溝、祭祀坑、墓葬、灰坑等。其中，兩個圍溝與商王陵園有明確關聯關係，屬於圍繞商王陵園的隍壕。
這些新發現改變了商王陵園的格局，以圍溝外邊界為基準，確定商王陵園的範圍東西560米，南北280米，規模從10萬平方米擴展到16萬平方米。將推動對商代陵墓制度乃至商文化、商史的研究，為殷墟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
河南安陽殷墟商王陵祭祀坑K23齣土的青銅器（拼版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同時，考古隊在商王陵區東部找到了南北向路溝及兩個路口。在商王陵區以西探出巨型沙坑，在侯家莊南地有寬達百米的沙土帶，初步判斷與洹河有關，改變了殷墟遺址的景觀。在商王陵區西部，發現超過4萬平方米的西周遺址，將推動周人滅商以及周王國國家治理方式的研究。
陜西旬邑西頭遺址。西北大學供圖（來源：中新網）
西頭遺址位於陜西省咸陽市旬邑縣張洪鎮原底社區西側約1千米西頭村，先後發現仰韶、龍山、先周、西周、漢唐等各時期遺存，出土陶器、銅器、骨器、石器千余件。
在考古發掘過程中，先後發掘南頭、魚嘴坡、尖子、上廟、斜圳5個地點。經拉網式區域性系統調查，確認西頭遺址商周時期遺存分佈面積約200萬平方米，是迄今為止涇河流域發現規模最大的商周時期聚落之一。
陜西旬邑西頭遺址出土遺物。西北大學供圖（來源：中新網）
西頭遺址的考古發現，對涇河流域聚落演進與商周社會變遷、周文明起源與發展模式、西周王朝的統治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學術意義，為尋找文獻所載“豳”（古地名）與“豳師”提供了一把關鍵鑰匙。
貴州貴安新區大松山墓群墳壩頂區域航拍。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新華社）
大松山墓群位於貴州省貴安新區馬場鎮，共清理墓葬2192座，出土各類文物4000余件（套）。
該墓群是貴州已發掘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一處墓地，首次建立起黔中地區兩晉至明代墓葬發展序列，為貴州歷史時期考古學研究樹立了年代尺規。
貴州貴安新區大松山墓群各時期墓葬形制(上)及出土的寶石玻璃製品(下) 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中新網）
作為一處全國罕見的大型地方民族公共墓地，貴州貴安新區大松山墓群反映了當時的生活、商貿、信仰、喪葬等情況，展現了西南邊疆古代少數民族的歷史畫卷。既體現出地域文化傳統的長久延續，同時見有中原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四川盆地、域外等文化因素，是中央政府在貴州實行“土流並治”，各地區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構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生動體現。
吉林琿春古城村1號寺廟址出土的佛像殘片（拼版圖）。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新華社）
吉林琿春古城村寺廟址位於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琿春市三家子滿族鄉古城村東側。古城村1號寺廟址是我國境內發現的第一處高句麗佛寺，也是我國東北地區已發現最早的佛寺遺址。
吉林琿春古城村寺廟址包括高句麗、渤海國兩個時期的遺存，遺存面貌清晰地反映出高句麗、渤海國佛教物質文化在中原地區影響之下傳入與發展的歷史事實，為厘清高句麗、渤海國佛教物質文化關係提供了重要依據，對實證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維護國家歷史安全與文化安全具有重要價值。
吉林琿春古城村寺廟址2號寺廟址正射影像。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中新網）
古城村2號寺廟址是首次全面揭露的渤海國高等級佛寺，為研究我國唐代高等級佛寺平面佈局等提供了重要材料。古城村寺廟址考古發掘對完善我國南北朝隋唐時期佛教物質文化全貌具有重要意義。
河南開封汴河遺址出土的明代晚期建築堆積。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新華社）
州橋位於今開封市中山路與自由路十字路口南約50米，是北宋東京城禦街與大運河（汴河段）交叉點上的標誌性建築。
河南開封州橋及附近汴河遺址的考古發掘，對於研究北宋東京城的城市佈局結構具有重大的意義。州橋是運河遺産中的典型代表，其考古發掘還原了大運河及東京城繁榮的宏大歷史場景，填補了中國大運河東京城段遺産的空白，也為我國古代橋梁建築技術等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
河南開封州橋及附近汴河遺址出土的明晚期景德鎮窯青花花卉紋罐。國家文物局供圖（來源：新華社）
州橋石壁是目前國內發現的北宋時期體量最大的石刻壁畫，從規模、題材、風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時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規格和雕刻技術的最高水準，填補了北宋藝術史的空白，見證了北宋時期國家文化藝術的發展高度。
溫州朔門古港遺址。溫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來源：中新網）
溫州朔門古港遺址位於溫州市鹿城區望江東路東段，溫州古城朔門外，各類遺存年代跨度從北宋延續至民國，尤以宋元為主。
朔門古港遺址是迄今國內外海上絲綢之路港口遺址最為重要的考古發現。系列遺跡重現了宋元溫州港的繁華景象，是我國城市考古、港口考古的重大收穫，為溫州坐實龍泉瓷外銷的起點港和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城市提供了關鍵物證。
溫州朔門古港遺址發掘出的龍泉窯瓷器（拼版）。新華社記者 翁忻旸 攝（來源：新華社）
城址1700年未變，凸顯了溫州古城港、城一體的規劃特色。朔門古港集齊各大要素，遺跡全、規模大、體系完整、內涵豐富，填補了海絲申遺體系港口類遺産的關鍵缺環。它為海上絲綢之路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港口遺址。
（資料綜合新華社、中新網）
相關連結：
實證千年商港 再現“海絲”繁華——浙江溫州朔門古港遺址保護髮掘紀事
編輯策劃：虞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