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碧村遺址看四千年前黃河岸邊的文明圖景

　　山西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重點關注區域。經汾水貫穿山西全境的“Y”字形文化傳播帶，在距今4000年前後，連接起了當時非常耀眼的兩大文明中心——石峁和陶寺。而山西興縣碧村遺址既是石峁文化圈的重要一員，又與陶寺並立於黃河東側，成為闡釋當時晉陜黃河兩岸文明形態、揭示黃土高原廣大範圍內文化及社會關係的重要窗口。

　　碧村遺址位於呂梁市興縣碧村村北，地處蔚汾河和黃河交匯處。遺址周邊環河鄰溝，西抵黃河，東部以一道橫亙南北的石墻為界，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山城，面積達75萬平方米，主體年代相當於龍山時代晚期，距今約4200年至3800年。

　　作為晉陜大峽谷東岸迄今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史前石城，碧村遺址擁有雙重城垣和嚴密的城防系統，彰顯了濃厚的防禦色彩，展現了特殊的屏障作用。依山傍水的環境，是早期人類定居的首選之地。先民們在碧村的活動區域，集中在黃河岸邊的河前坡地上，從山坡到山腰，最後圈住整座山體，龐大的城址就這樣建成了。生活在現代的我們都知道居住于山中有諸多不便，4000多年前的先民又是如何生活的呢?碧村遺址給了我們答案。

　　十年考古，在碧村遺址的寨梁、小玉梁、殿樂梁、城墻圪垛4個臺地中，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玉器以琮、環、璧、玦等為主，陶器有鬲(煮飯用的炊器)、斝(溫酒用的酒器)、蛋形甕、高領罐等，説明這裡的手工製造業發達，先民的生活用器十分考究。遺址區的黃土臺地是開展農業生産的最佳選擇，當時的人們以種植粟、黍為生。不難想像，他們在自己的城池中自給自足。

　　碧村城址與盛極一時的石峁古國相距僅50余公里，主體年代基本一致，形成了隔黃河呼應的格局。兩個遺址在建築傳統和聚落佈局上基本相同，均以石構為特色，構築了中心護坡臺地的高等級殿堂式院落、多重城垣防禦體系和反覆迂迴城門系統。碧村城址經歷了一個從黃河東岸逐步向東擴張、由小到大的發展過程，以核心區小玉梁建築佈局大調整及東城門的興廢為節點，可將其聚落髮展分為初興、鼎盛及衰落等階段。初興期為西元前2200—2100年，居住範圍東達小玉梁附近，修建一組南向建築;西元前2100年重建小玉梁，規劃一組西向建築，修建東城門，聚落達到鼎盛階段;西元前1900年左右，隨著東城門的功能喪失，聚落進入衰落期。這一歷史進程與石峁的發展步調基本一致，鼎盛階段都在距今4000年前後，顯示了兩者命運與共的關係。

　　在黃河兩岸的晉陜蒙地區，這類史前石城不止一座。考古明確了其空間分佈情況：北抵內蒙古大青山，南至山西呂梁石樓縣。雖然各石城年代稍有差別，但基本形成了一個圍繞黃河兩岸集中分佈的半月形石城文化圈，拉近了與晉南陶寺和遼西的距離，為探索河套和晉南、遼西等半月形石城地帶的文化交融，揭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早期發展軌跡打開了新窗口。

　　碧村城址所處的龍山文化晚期是“天下萬國”時代。據《左傳·哀公七年》記載：“禹會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在以中原為中心的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關鍵時期，于河套和晉南碰撞交融的關鍵通道上，碧村城址誕生了。這是一座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關鍵城址，是描繪距今4000年前後黃土高原文明圖景的重要因子。

　　4000多年前，碧村一帶的先民鎮守黃河，保一方安寧。到了近代，山西人“走西口”時，也會途經碧村過黃河，到達陜西神木石峁遺址所在地高家堡，再往西北進入內蒙古。這樣的行跡路線，跨越數千年時間重疊吻合，證明千百年來這裡都是南來北往的人們通過黃河的主要路線之一。

　　王曉毅 張光輝(作者單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來源：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