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共生——故宮·國博藏文物聯展”日前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本次展覽是故宮博物院與中國國家博物館兩大文博機構首度聯袂推出的重磅特展，從故宮和國博的豐厚館藏中精選400余件文物精品進行展示，闡述中華文明的“和”文化、“合”理。展覽分為“天地同和”“萬邦協和”“宜民安和”“樂在人和”四個單元，以“和”統領，從宇宙、天下、社會、道德4個層面，闡述中國“和合”文化的歷史淵源和豐富內涵。
（攝影：虞鷹）
本期策劃聚焦“萬邦協和”單元。協和萬邦的天下觀，體現出中華民族在處理國際關係時，崇尚“和為貴”、致力“親仁善鄰”、“禮尚往來”的和平理念，也體現為應對挑戰、抵禦風險、克服阻力、解決矛盾的勇氣和信念。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即以寬廣的胸懷同域外民族展開經濟文化交流，譜寫了萬里絲路的悠揚長歌，創造了萬方輻輳、衣冠會聚的美好盛景。我們將永遠朝著博大包容、融合開放、和平合作的方向前進。
在5000多年發展史上，中華文明與外部文明的交流融合不曾間斷，尤其“絲綢之路”與其他貿易線路的開闢和建設，是中華民族為世界文明交流互鑒作出的巨大貢獻。
《武周載初元年三月廿四日衛士按馱負練抄》（唐代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攝影：虞鷹）
“練”即為白絹。絹與馬的貿易是絲路貿易的大宗項目，武周時期的馬價大體為十匹練買一匹馬。以“練”為錢，説明練布等絲綢製品在西州當地的經濟生活中發揮過重要作用，也證明西州是唐代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節點。
印花絹殘片（唐代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攝影：虞鷹）
現存唐代織物中，常見印花織物。唐代印染工藝包括絞纈、蠟纈和夾纈等，此絹使用了夾纈工藝。
拼圖。（攝影、製圖：虞鷹）
駱駝是陸上絲綢之路的主要交通工具，具有“沙漠之舟”的美稱，也因此成為絲綢之路的象徵符號之一。唐代墓葬出土的駱駝陶俑，不僅再現了唐代絲綢之路的盛況，也反映了中國人對這種異域家畜從陌生到熟悉的認識過程。展覽中就展出了幾件彩繪駱駝。
牽馬或牽駝俑是唐代陶俑中表現絲路行旅的常見形式。唐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牽馬、牽駝俑，説明飼養馱馬是當時西域民族重要的職業之一。
圖左為長沙窯青釉彩繪植物花卉紋執壺（唐代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圖右為長沙窯青釉褐綠彩花草紋碗（唐代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攝影：虞鷹）
唐代長沙窯是開創我國歷史上大批量燒造釉下彩繪瓷的著名瓷窯，所産瓷器裝飾技法多樣，有塑貼、模印、彩繪、點彩、書寫文字等，其中以釉下彩繪技法最著名。唐代長沙窯釉下彩繪瓷曾大量遠銷海外。隋唐時期，隨著東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西域風格的花草紋傳入我國，被用於瓷器裝飾。
龍泉窯青釉刻劃纏枝牡丹紋鳳尾尊（元代 故宮博物院藏）。（攝影：虞鷹）
造型雅致、紋飾精美的龍泉窯青釉鳳尾尊十分吸睛。此尊撇口，長頸，豐肩，腹部以下漸收斂，近足處微撇，圈足。瓷器內外均施有肥厚的青釉，釉面開片。頸部刻劃密集的弦紋，上腹部刻劃纏枝牡丹紋，下腹部刻菊瓣紋。
據介紹，1975年，在韓國新安海域一艘滿載陶瓷器的元代沉船中，發現了與此器造型、紋飾相似的龍泉窯青釉纏枝牡丹紋鳳尾尊，由此證實龍泉窯青瓷在元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中扮演過重要角色。
部分瓷器拼圖。（攝影、製圖：虞鷹）
中華文明在與其他國家、地區、民族的交往中，持續、多方面地對外輸出並産生影響，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與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與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開拓出一條通向世界經濟、文化的共同進步之路。
拼圖。（攝影、製圖：虞鷹）
故宮博物院藏的明代漳州窯五彩阿拉伯文盤，內底開光中以礬紅彩書寫阿拉伯文，內容為伊斯蘭教徒的禱文和《古蘭經》語句。這是專為伊斯蘭教徒製作的外銷瓷，用於傳統節日中盛放食物。
19世紀日本白釉刻花盤，刻劃技法嫺熟，圖案清晰，花紋層次分明，具有德化白瓷素潔典雅的特點，是日本倣德化窯瓷器中的精品，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唐代白釉模印騎射圖鳳首壺，此類鳳首壺的器型源自西方，故又被稱為“胡瓶”。
北朝的青釉塑貼飛天團龍紋仰覆蓮花尊，造型獨特。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後，在南北朝時期廣為盛行，北朝大量開鑿石窟、興建寺院，佛教藝術深入各個領域，蓮瓣紋因而成為當時瓷器裝飾的主要紋飾之一。
清康熙德化窯瓷器為中國外銷瓷器的代表品種之一，主要出口歐洲地區，被稱為“中國白”。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在與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各種以物産、藝術、文字、科技、宗教等為載體的外來文化，被廣泛吸納到中華文明之中，兩者相互啟發，彼此融合，共同發展。秉持開放包容的胸襟，中華文明的內涵與外延持續豐富，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書寫社會進步的新篇章。
動物咬鬥紋金牌飾（戰國 故宮博物院藏）。（攝影：虞鷹）
金牌飾為北方草原遊牧民族固定腰帶、束係衣服的用品，體現了中國北方草原地區遊牧民族與中西亞及亞歐大陸北方遊牧民族之間密切的文化交流，是中華民族對草原絲綢之路沿線異域文明吸收、借鑒的實物證據之一。
玻璃畫拼圖（攝影、製圖：虞鷹）
圓口方腹的玻璃瓶造型源自古羅馬時代，早期産品口唇較為厚重；後廣泛流行于九至十世紀前後的土耳其南部、敘利亞、伊拉克尼姆魯德和胡澤斯坦省、埃及法尤姆等地中海沿岸地區，採用模具吹制法製作，口沿、底部切割整齊，通體研磨精細，主要用於盛放香油或化粧品。玻璃瓶主要用於盛裝氣味芳香的液體或膏脂。中世紀時期，地中海沿岸和君士坦丁堡周圍的許多國家、地區盛産同類器物，並通過陸路或海路銷往世界各地，是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物證。
玻璃畫是一種起源於西方的工藝品類，清代中期開始在宮廷中流行，畫面內容多為歷史典故、風景、花鳥、風俗、人物等。所用玻璃為進口鉛玻璃。畫中硃砂、雌黃、赭石、石青、石綠是中國傳統繪畫顏料，普魯士藍則是進口顏料。
纏絲玻璃工藝源於西方，做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將雙色或多色玻璃燒熔後二次吹制，內外呈現不規則紋理；另一种先用一色玻璃吹製成型，再用彩色玻璃棒溶于旋轉的胎體表面，形成美妙的螺旋紋。此瓶工藝即屬後者，是清代工匠在西方工匠指導下製作的産品，表現出濃郁的異域風格。
掐絲琺瑯與畫琺瑯工藝拼圖。（攝影、製圖：虞鷹）
掐絲琺瑯、畫琺瑯工藝與産品均是從西方引進的工藝。掐絲琺瑯工藝約在元代入華；畫琺瑯工藝則于清代康熙、雍正時期由歐洲引進，至乾隆時期發展至鼎盛。
琺瑯彩是康熙朝晚期受歐洲進口的銅胎畫琺瑯影響而創燒的一種釉上彩瓷器裝飾工藝，早期琺瑯料需從歐洲進口。自雍正六年（1728年）開始，內務府照辦處已能自行煉製琺瑯料，反映了中國制瓷工匠對外來繪畫技藝、原料的借鑒和發展。
銅胎畫琺瑯起源於歐洲，清代康熙年間傳入我國，並迅速發展成為清代最具宮廷特色的工藝品種之一。為仿製這一外來品種，康熙皇帝在宮中專門設立琺瑯作坊，至遲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已試燒成功。
精美擺件與寶石首飾拼圖。（攝影、製圖：虞鷹）
科學儀器與計算工具拼圖。（攝影、製圖：虞鷹）
故宮博物院藏的18世紀銅鎏金鉅度全圓儀，是用於測定方位角度和距離的儀器，是18世紀由歐洲製作後傳入清代宮廷的。
此對銅鎏金仙鶴馱亭式錶是18世紀倫敦著名鐘錶匠詹姆斯·考克斯專為中國市場製作，造型裝飾運用仙鶴、樓閣、靈芝、壽桃等中國元素。
18-19世紀的銅鎏金指南針，表盤刻有西洋十字花紋，及英文款識“GADAMS”“LONDON”，應為英國製造。
18世紀的銅鎏金渾天合七政儀，是用於演示太陽系中金、木、水、火、土、地球、太陽七星（即“七政”）運轉的儀器。18世紀初，英國製作出太陽系儀，用以演示行星、地球及月亮等繞日運作的情景。這件太陽系儀于乾隆時期傳入宮廷，其外部圈環結構與中國古代的渾天儀極為相似，可視為渾天儀和太陽系儀合一的作品。清代宮廷將其定名為“渾天合七政儀”，也表明當時的中國人對這件儀器的基本認識。
清代《幾何原本》是中國最早的漢譯西方數學專著之一。古希臘歐幾得撰寫，義大利人利瑪竇口述，明代徐光啟筆譯。該譯本文字通俗，譯名恰當，許多數學專用名詞術語的譯名沿用至今，並傳播到東北亞地區，極大地推動了中國乃至亞洲科技的發展。
故宮博物院藏的清代銅鎏金盤式手搖計算器尤為吸睛。法國科學家巴斯加於1642年製造了第一台手搖電腦，後由傳教士帶入中國，深得康熙皇帝的喜愛。18世紀前後，清代宮廷開始製造手搖計算器，有盤式和籌式兩種。這種盤式手搖計算器利用齒輪裝置，可進行加減乘除運算。計算器表面有十個圓盤，表示十位數。每個圓盤分為上盤和下盤，上盤中央刻有數位名稱，分別用漢字“拾萬”“萬”“仟”“百”“十”“兩”“錢”“分”“厘”“毫”標明，周圍按逆時針方向刻漢字“一”至“九”，字間有空格，空格中安裝可上下移動的銅檔片。移動檔片既看到下盤數位。
編輯策劃：虞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