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金財(資料圖)
作者 柳金財(台灣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8月10日兩岸關公文化交流活動,在江蘇省徐州市邳州土山關帝廟舉行。本次活動係由邳州土山關帝廟、台灣中華文化暨旅遊協會中華微視共同主辦。這印證兩岸民間社會力旺盛及宗教交流需求,須立基於兩岸社會本位、由下而上引導方式,共同研討關公文化信仰在現代社會及中華文化圈所體現時代意涵,及其在全球化時代下文化傳遞之意義及精神。
此次研習活動引來兩岸近百名專家學者和信眾齊聚一堂,探討關公文化、精神及信仰,共抒民族情懷及共同歷史文化資産。徐州市邳州土山是關公忠義精神的起源地之一,關公秉性“誠信忠義”精神的“土山三約”和“夜讀春秋”典故,皆發生在土山。從中華民族的文明發展史來看,傳統忠義精神與愛國情懷能持續一脈相承、薪火相傳,顯示中華文明歷久彌新,“家國一體”、“家國同心”成為中華文化與民族共同體之共識和優良傳統。
首先,關公文化信仰顯示兩岸具有同根、同種、同源的歷史文化淵源,成為一種無形且具優勢的“社會資本”及“文化資本”。兩岸民眾本具有親緣、血緣、神緣共融,其中關公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的信仰,兩岸關公文化交流增強兩岸民眾共同的文化認同、民族認同、根脈認同,具有促進兩岸民眾“心靈契合”、“兩岸一家親”作用及意義。尤其關公的忠義仁勇等人格特質,展現出中華民族文化核心價值和傳統美德,這對現代社會的政治和社會運作,發揮著至深且巨影響。
其次,關公精神成為個人立身處世準則及典範學習榜樣。兩岸民眾皆能從關公文化及信仰,汲取其精神激勵力量及作為人處世奉行準則。關聖帝君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甚華人地區代表正義的化身,其個人捨身取義行跡膾炙人口。關公文化成為各地共同文化資産,例如其出生地位於山西運城,捨身後其頭部與身體分別安葬在河南洛陽和湖北當陽,此不應是各地方為爭取正統地位、或文化宗教旅遊而相互攻伐,反應形成合作協力關係,共同弘揚關帝聖君精神。
各種階層或族群民眾也能從關公精神找到信仰依據,作為個人立身處世準繩。例如許多企業家標榜信仰關公為人重承諾及忠誠精神,但也有民眾供奉關聖帝君希望其正氣凜然能驅除邪魔妖孽,尤其關公被奉為“武財神”掌管天上財富,在台灣社會特別受到警察、軍人及商人的供奉,“關公爺”名字儼然成為兩岸社會及華人世界“正義”與“忠義”的化身。
復次,兩岸關公文化交流,也因兩岸之間制度環境差異,産生不同宗教文化和實踐方式的異同。台灣多數人口信仰道教或民間宗教,大陸長期推動兩岸宗教交流,包含舉辦兩岸宗教慶典、祭祀大典、神像遶境等,強調兩岸具有共同的宗教文化、大陸為台灣神明的故鄉及源頭,並鼓勵分靈與追本溯源的宗教活動,此可彰顯台灣宗教係出中國本源。
台灣社會關公廟宇常常組團參與春秋二祭、生日慶典,在較大型的宗教交流活動往往接待對象以社會組織“弘道協會”成員為主,一般廟宇較難以個別身份前往大陸。幾乎是完全以“貴賓”身份進行招待,給與台灣信眾“非常、非常禮遇”,助力於推動兩岸文化同源、宗教同宗,建立兩岸中華文化共同體,凝聚兩岸命運共體意識。
再者,兩岸宗教信仰應學習其精神文明,而非掉入“迷信”神跡的宗教空想。大陸社會信仰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社會主義文明價值,在意識形態為“無神論”,對宗教立場一向採取規範態度,強調物質文化為核心的思想;因而,傳統道教信仰神祇,也漸從民眾的現代生活視野中消失。
而台灣社會傳統道教“降駕”方式,固然成為道教神明與民眾接觸和溝通的方式,然“降駕”、“起乩”在一般台灣民眾心中仍視為一種“迷信”,與現代理性化社會價值、思維框架似有悖離。換言之,若干宗教儀式即使在台灣社會,也會被視為迷信宗教行為,而非正信。大陸則從文化角度看此宗教現象,許多宗教儀式活動,需要政府許可後始能進行,避免民眾受到盲目宗教信仰而失去理性思考。
最後,不應將兩岸宗教交流視為所謂“宗教統戰”,而是文化交流相融孕育文化共同體契機。2023年8月新北龍安聖殿關聖帝君在各界護送下,回到土山關帝廟;台中聖壽宮關聖帝君琉璃聖像,亦在該宮廟信眾的簇擁下贈給土山關帝廟;土山關帝廟則將兩尊關聖帝君玉雕神尊聖像,分別回贈龍安聖殿和聖壽宮,護請回臺。兩岸民眾進行宗教信仰交流及共同祭拜神祇,頗有“禱祝華夏吉祥,祈佑兩岸隆康,共襄中華復興”之摯盼。此具有兩岸和平、國泰民安及民族復興之願景。
同時,大陸許多關帝聖君文化及儀式活動,皆曾跨海來台展現。兩岸關聖帝君交流活動絡繹不絕,2012年10月25日,高雄市新聞記者公會及中華道教關聖帝君弘道協會曾受邀山西參訪,台灣民眾具釋、道、儒多元信仰,景仰崇拜關公所具“仁義禮智信”精神,故前往山西運城的“解州關帝廟”參拜,迎奉至台灣繞境福佑。
另外,河南洛陽關林的關聖帝君神尊曾抵臺遶境、供奉,各地信徒隆重迎駕。從2015年10月8日開始,為期75 天,12月21日圓滿結束,以“忠義精神聚兩岸,河洛文化耀中華”為主題的洛陽關林關公聖像赴臺巡遊交流活動。這象徵著台灣民眾對神明信仰之虔誠,及對關公精神之景仰,通過兩岸關公文化及其信仰體系交流,搭起兩岸文化交流的橋梁,發揮兩岸宗教同根同源屬性,共同創造累積兩岸“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最終成為維持兩岸關係穩定之“和平資本”。
可以説,關公的忠義仁勇等人格魅力,不僅體現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與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同時,也可以作為現代人安身立命、設身處世之準則。忠誠正義精神既有其時代性,也有其現代性,應與時俱進成為現代公民素養內涵及生涯職涯發展所應奉行準則,“關公精神”已成為兩岸民眾共同話語及信仰模板。
進一步言之,“關公精神”的文化信仰資産,已從歷史性、地域性的文化資源,轉換成具現代性、民族性、普適性的文化資本符號,從“特殊性”轉換成“共通性”。“關公精神”不僅僅只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産及社會景仰對象而已,在全球化時代來臨之際産生“共時性效果”及“示範性效應”,成為兩岸文化及“文化全球化”共用的資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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