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驕傲｜跨越千年的歷史見證 “考古中國”又有新收穫

【導語】作為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續至今、從未中斷的文明，中華文明的長河跨越五千多年，留下的瑰寶、待解的課題數量龐大。認識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感知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離不開考古學。近年來，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關注中國境內人類起源、文明起源、中華文明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建立和發展、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等關鍵領域，不斷的考古新發現為實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提供了堅實的支撐。

“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

聚焦東周至隋唐時期的重要考古發現和最新科研成果，國家文物局12月21日召開第四季度例行新聞發佈會，通報了四項“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

這些考古發掘項目中，既有展現中國古代祭祀制度的祭祀遺址，也有迄今為止發現的十六國至隋唐時期規模最大的獨立墓園；在湖南郴州市發現的渡頭古城遺址是漢至六朝時期我國南嶺地區古代城市的重要代表，在湖北荊州市的秦家咀墓地則發現大量戰國楚簡和文字，是研究先秦時期的歷史、文化、思想的珍貴資料。

下站遺址出土的金質車馬器及飾件。（圖源：國家文物局）

陜西省寶雞市下站遺址：系統展現中國古代祭祀制度

下站遺址位於陜西省寶雞市陳倉區，是一處春秋至西漢晚期的祭祀遺址，總面積約23萬平方米，共發現祭祀遺跡1400余個。2020至2023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中國國家博物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單位聯合對下站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目前，考古發掘各類祭祀坑99座，祭祀坑之間存在複雜的疊壓打破關係。祭祀坑分為長條形、長方形、洞室三種形制。下站遺址為雍五畤之密畤，從西元前672年延續使用到西漢晚期。隨著秦王朝的建立，雍五畤由諸侯國祭祀場所轉變為大一統王朝國家的祭天祀典場所，系統展現中國古代祭祀制度和我國傳統禮制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

北城村墓地出土的陶俑。（圖源：國家文物局）

陜西省西鹹新區北城村墓地：十六國至隋唐時期規模最大的獨立墓園

北城村墓地位於陜西省西鹹新區，是十六國至隋唐時期的大型部族墓地，也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十六國至隋唐時期規模最大的獨立墓園。2021年至2023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對該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目前，已揭露出墓地圍溝1處，圍溝內墓葬285座。圍溝東西長約350米、南北寬約260米，圍溝內墓地面積8萬餘平方米。考古勘探發現十六國至隋唐時期墓葬301座，目前已發掘285座。墓葬規劃有序，排列整齊，墓道均為東向。北城村墓地生動再現了十六國至隋唐時期遷徙到關中地區的少數民族與漢文化逐漸融合的過程。

秦家咀墓地出土的楚簡。（圖源：國際文物局）

湖北省荊州市秦家咀墓地：目前出土戰國楚簡數量、文字最多的單座楚墓

秦家咀墓地位於湖北省荊州市紀南生態文化旅遊區，是一處東周時期墓地。經國家文物局批准，2023年荊州博物館對該墓地進行考古發掘，其中墓葬M1093中出土大量竹簡，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秦家咀M1093是目前出土戰國楚簡數量、文字最多的墓葬，出土3900余枚竹簡，總字數約30000字，內容涵蓋六藝、諸子、辭賦、術數、方技等諸多領域，是研究先秦時期歷史、文化、思想的珍貴資料。尤其是出土《尚書·呂刑》為校勘傳世文獻具有重要價值;《齊莊侯侵晉伐朝歌》《叔魚諫晉莊平公》豐富了歷史人物細節，為史學研究增添新的資料。

渡頭古城遺址出土的陶瓦。（圖源：國際文物局）

湖南省郴州市渡頭古城遺址：構建了南嶺地區漢至六朝時期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

渡頭古城遺址位於湖南省郴州市臨武縣，是漢代至六朝時期“臨武”縣的治所在地，也是漢至六朝時期我國南嶺地區古代城市的重要代表。近年來，國家文物局支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該遺址開展了系統的考古調查、發掘工作，取得重要收穫。考古發現古城址(衙署區)、居民生活區、手工業區和墓葬區，衙署區水井出土三國時期吳國簡牘等近1萬枚，包括木簡、木牘、簽牌、封檢、削衣等，內容涉及臨武縣行政區劃、賦稅、戶籍、屯田、礦冶等。考古發現構建了南嶺地區漢至六朝時期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為研究古代中央政權對南嶺地區的開發和有效治理提供重要資料。

據悉，國家文物局將在“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框架下，持續推進歷史各時期城市考古、建築考古、陵墓考古、手工業考古等專題性研究，推動加快成果轉化，協調加強歷史學、社會學、民族學等多學科合作，多維度、多層次研究闡釋考古遺存的價值內涵，發揮以史育人的作用。

科技助力考古不斷取得突破

7月26日在三星堆博物館新館拍攝的青銅大立人像。（圖源：新華社）

檢測一抹灰燼，3000年前的紡織工藝顯露真容；3D藏寶圖展開，沉睡在江底的文物被精準標注；AI技術拼對復原，分散在不同祭祀坑的青銅器復歸完整……近年來，多種學科知識、先進科技手段與考古研究實踐深度融合，為建設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2021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的重啟發掘，科技含量十足的“考古方艙”，穿著“防護服”的考古工作者，讓大眾新奇不已。密閉的考古發掘艙嚴格控制溫濕度，避免了外界塵土、細菌等污染因素的干擾，給予文物及時有效的現場保護。發掘艙旁還設有應急文物保護實驗室和臨時庫房，各种先進設備一應俱全。

文物提取也是技術活兒。考古隊員首先對文物密切接觸的土壤、粘連物進行取樣，檢測分析其酸鹼度、可溶鹽、含水率等指標，為文物提取和後續保存提供參考依據。為保證大型青銅器提取時不受損， 首次採用3D列印技術，列印出與器型完美貼合的硅膠保護套。

三星堆遺址發掘還採用了載波相位差分技術，實時記錄每件出土文物或土壤樣本所對應的經緯度，並生成一個二維碼，其中還有文物年代、材質等資訊，文物和樣本就有了獨一無二的“身份證”。在多學科、多機構的專業團隊支援下，三星堆遺址形成了傳統考古、實驗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護深度融合的工作新模式，成為我國考古發掘現場科學保護的一個範例。

這是7月17日在三星堆博物館新館拍攝的古蜀國原始環境的復原場景。（圖源：新華社）

過去，科技水準有限，曾導致不少文物的研究無法深入。上世紀80年代，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銅器、金器、玉石器等文物震驚世界。附著于青銅器上的“灰燼”看似不起眼，在當時也引起研究者注意。有人猜測這是絲綢的殘留物，但僅憑目測無法證實。

直至近年，這一謎題終於解開。中國絲綢博物館等單位研發出基於免疫學原理的蠶絲蛋白檢測技術，于2021年在三星堆遺址祭祀坑發掘中發現大量絲綢殘留物。利用超景深顯微鏡、顯微紅外光譜等先進分析技術，研究人員重新觀察檢測30多年前出土的部分青銅器，進一步確認了絲綢的存在。

　　“絲綢殘留物的發現證明，在三星堆文化時期古蜀先民已具備成熟的紡織工藝和技術水準，填補了古蜀時期蜀地紡織史研究的實物空白。”中國絲綢博物館研究員周旸説。科技手段就像可靠的“放大鏡”“顯微鏡”，使研究者能夠從同樣的文物上捕捉到更多痕跡，提取出以前難以獲得的海量資訊。憑藉這些資訊，考古研究得以不斷深入。

　　此外，與數字融合還能讓文物的存在突破時空限制。無論何種材質，文物老化都是不可逆的，利用數字手段將文物資訊完整記錄，便賦予了它們“新的生命”。借助數字化，全球的研究者和參觀者都可以隨時隨地獲取文物資訊，文物由物質資源轉向數字資源，正在為推動世界文明互鑒和社會科普教育散發更多光和熱。

考古發現揭示中華文明密碼

4月18日，觀眾在湖北省博物館展廳參觀。 當日，“惟見長江天際流——考古中國·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研究成果展”在湖北省博物館正式對觀眾開放。（圖源：新華社）

中華文明燦如星河，綿延閃耀。從“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取得重要成果到“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持續深入，從“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相關課題逐步實施到科技考古、水下考古高速發展，考古領域新舉措、新成就不斷深化人們對中華文明的認知。

重視禮樂、藏禮于器，是中華文化傳統。早在史前，先民們就創造出一套玉禮器系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國祥説，田野考古調查發現，分佈在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中隨葬玉器種類數量多寡、組合關係變化能夠反映墓葬等級，形成了一套制度。在安徽的淩家灘文化、浙江的良渚文化中也發現了相似的“玉禮制”。玉器見證了中華文明交融和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發展，展現中華文明的連續性。

陜西薄太后南陵的“草原風”金器、河北尚義四台遺址的“貝加爾紋飾”、新疆唐朝墩古城遺址的“羅馬式浴場”……近年來，中國考古新發現中的多元文化交融印記，揭開了東西方、跨地域文明交流的神秘面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龔國強表示，相容並蓄是中華文明特質。在唐長安城遺址中發現的珍貴遺物中，流寓人員墓誌、墓葬壁畫、三彩陶俑、金銀器件、玻璃器皿等實物資料，證實了唐長安城的宏大、繁榮和開放包容的氣度。

文化遺産不僅在陸地，還在廣袤海域。得益於科技創新、設備改良，中國水下考古邁入深海新階段。“我們將短基線定位系統應用於水下考古，可以確定潛水考古人員在水下的具體位置，並保持溝通，提高安全性和效率。”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經遠艦”水下調查項目副領隊馮雷説，中國在低能見度下水下考古發掘水準不斷提升，對於挖掘海洋文化遺産、闡釋中華文明有重要意義。

從1萬年前南稻北粟(黍)的農業起源，到定居生活普遍出現、區域文化特色凸顯，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歷經數千年發展。距今5000年左右至4300年之間，良渚呈現出向原始國家形態迅速發展的態勢，為實證中華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重要物證。距今3800年至3500年的二里頭時代，中原腹地的二里頭文化強勢崛起，成為中華文明形成發展的重要標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説：“我國考古發現的重大成就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資料來源：國家文物局、新華社、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