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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李雪健:生活就是一個大課堂

華夏經緯網 > 文化 > 文化人物      2024-01-09 10:28:16

年輕的朋友來問:你如何成了演員李雪健?

我走的路不平坦,有過不少坎坷。當過工人,當過兵,當過好幾年業餘演員,專業演員是從匪兵甲、乙演起。這二十年,又得了兩場大病,去鬼門關走了兩遭。看到觀眾喜歡我的作品,比我還高興的是我的醫生們,我也是他們的作品。

我又是一個幸運兒,我的今天來之不易。我對“演員”這個名號很珍惜,用角色跟觀眾交朋友,這輩子沒有白活。既然活下來了,就要活得更有意思,接著演,把精氣神都在角色上抖落。

一個人的成長,總離不開時代,和他所經歷的生活。我生於上世紀50年代,童年在山東菏澤巨野縣田莊公社度過。在農村,我接觸到的都是普普通通的百姓。有一些人,我始終忘不了。

那是打麥時節,我揮著鞭子,跟著羊倌學放羊。忽然,烏雲翻滾,緊接著就是大雨滂沱。哪一條是回家的路?我和羊倌有了分歧。我走上另外一條路,天越來越黑,怎麼也找不到家。我迷路了,在一棵大樹下躲雨。

忽然,一雙大手把我從樹底下拉了出來,是一位慈祥的老大爺。他把我帶到打麥場的家,讓我進屋避雨、晾衣服。那一夜,我高燒不退,老大爺一夜沒睡,照看這個不知從哪來的迷路的孩子。

天亮了,耳邊響起一陣熟悉的自行車鈴聲。我爹挨家挨戶找來了。我爹對老大爺千恩萬謝,我心裏奇怪:他壓根不認識我,為啥對我這麼好?

我爹説:人要行善。成年後,我有了最喜歡的四字格言:好有好報。

十一歲那年,我爹接到調令。我們舉家南下,橫穿大半個中國,到了貴州凱里。因為會山東柳琴戲、山東快板、山東快書,我進了學校宣傳隊。在凱里鄉下的“三月三”,我學會了唱山歌。

走上社會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凱里的國營210廠當車工,也在工廠宣傳隊唱歌、跳群舞、唱京劇。那時候,我的偶像是北影廠的安震江,不是陳強。因為安震江演的都是小反派,我知道自己的條件夠不著大反派。

1973年入伍,我到了雲南山溝裏二炮的一個基地。半年是工程兵,跟大夥兒一起打山洞、挖坑道;半年在業餘宣傳隊,給大夥兒演部隊的生活。

一次,昆明軍區雜技隊到我們那裏演出。連隊沒有舞臺,大夥兒用石頭、木頭架起了野臺子,我們業餘宣傳隊就在一邊幫忙搬東西、做服務。一位老大姐演《高臺定車》。突然來了一陣山風,啪,老大姐連人帶車掉下來了。我們趕緊把她扶到側臺,她連著吐了兩口血,又上臺了。

演完了,好幾百人目送她走到車上,鴉雀無聲。車子開動,戰士們掌聲雷動,一直到車子開遠,再也看不見。

説她是老大姐,也不過二十五六歲。那次之後,只要有機會路過昆明,我都要到雜技隊的大門口去看一看。明知道見不著,但不去,心裏就過不去。在門口轉一轉,也是一種寄託。我成了她的粉絲。

什麼是藝術?人們需要什麼樣的藝術?藝術與人生有什麼關係?我在懵懵懂懂中開始思考。

因為敬仰,我演了趙樹理。趙樹理與別的作家不同,他是文人,又是一個地道的農民;他不是下鄉體驗生活,而是長年住在鄉下;他不是為了尋找題材而去到生活裏,而是從日常生活中提出問題。他曾經為了提高老鄉們的文化水準,鼓舞他們參加革命,念作家的文章給老鄉們聽。沒多久,老鄉們都跑了。為啥?聽不懂。之後,他長期在鄉下,去了解百姓們想什麼、需要什麼。這才有了《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

藝術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對職業演員來説,生活就是一個大課堂。生活幾乎不可能是一條筆直大道,貧瘠也是財富,坑坑洼洼、曲折崎嶇也是命運的贈予。哪怕是苦澀味的贈予,也能釀造甜蜜豐碩的藝術果實。

做什麼樣的演員,演什麼樣的戲,前輩們給我很多影響。李大釗、宋大成、焦裕祿、楊善洲、甘祖昌……我跟作品裏的每一個人物交過心,他們也給我帶來心靈的洗滌。

電影《焦裕祿》引起轟動,我始料未及。拍《焦裕祿》時,改革開放十年了,國民經濟發展很快,各種思潮衝擊我們的傳統價值觀念。揣著各個年代關於焦裕祿的書,我登上了南去的列車,我想知道,焦裕祿只在蘭考待了一年多,老百姓為啥對他唸唸不忘?

有天晚上,在蘭考拍焦裕祿帶領縣委一班人察看逃荒災民的一場戲。我走進人群,一位大娘突然大喊:“焦書記來啦!”抽泣聲、嗚咽聲響了起來。一位老大爺拉著我的手,説:“老焦啊,如今俺們不愁吃、不愁穿,你,有錢花嗎?”

我和導演再也忍不住了,拍攝也不得不暫停。

焦裕祿病重,在大家的一再催促下,決定去住院,他要和三十六萬蘭考人民告別了。拍這場戲時,導演喊了一聲:“焦書記要走了,大家送送他。”鄉親們就涌上來了。雞蛋、紅棗、乾糧,大家把自家的籃子裝得滿滿。這場戲拍完,劇組要付給一位大娘酬金。大娘拒絕了,轉身離去時,説了一句:“為焦書記做點事,還要錢,那成什麼啦!”

老百姓為啥對焦裕祿唸唸不忘?大家為啥喜歡《焦裕祿》這部電影?因為焦書記留下的是精神。

魯迅先生説:“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我希望,塑造出一個個有民族魂的人物。

在電影《橫空出世》裏,我演馮石將軍。那年是新中國成立五十週年,我們想為祖國母親的生日獻點什麼。四十多攝氏度的高溫,大夥兒穿著棉襖,不用化粧嘴唇就是裂的,抓起一把把沙子往臉上揚……我們不覺得苦,心裏沸騰著。“橫空出世”一聲震天怒吼,中國人的腰桿子更直了。如果説,馮石將軍他們的付出是一百,他們得到的回報只是一,太不成比例。他們的身上,有堅硬的民族精神。

我在《流浪地球2》裏演了外交人員周喆直。郭帆導演找到我,給我看了劇本,還給了我兩大摞資料,裏面寫了三十年後關於科技的各種可能。郭帆導演説,這個人是三十年後,中國在世界上的一個代言人。

電影裏,為了解決月球危機,給後續流浪地球計劃提供足夠助力,需要將地球上的全部核武器運到月球引爆。面對絕望和放棄,周喆直髮出“點火”的命令。“危難當前,唯有責任”,這是中國人的擔當。

《封神榜》的故事,我在童年就聽過。小時候,在路邊小書攤,一分錢看兩本連環畫,我最喜歡的是《岳飛傳》《楊家將》《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和《封神榜》。在《封神第一部:朝歌風雲》裏,我演了西伯侯姬昌。這個人物身上體現了一個“忍”字。他的國家很小,人口也不多,他想改變窮人的生活,讓自己的國家變得越來越強大。為了和平、團結,他選擇了忍,忍常人難以忍受之忍,是為大勇。這也是我們民族性格裏的一種。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作家用文字,音樂家用音符,歌唱家用聲樂,我們演員用的是表演。我們從事的不是一般職業,表現好了是藝術家,再表現好了是心靈工程師。對演員這個職業,光熱愛還不夠,要敬重。角色面前,不應該計較個人得失,不論主角還是龍套,刻畫人物都不能滿足於“像”,要追求“是”。把自己融化在人物裏,是我的追求,我的職責。

演員跟著角色沾光,觀眾往往把對角色的感情寄託在演員身上。演《渴望》《焦裕祿》那一年,我突然“火”了。很多熟悉的、陌生的觀眾給我寫信,一撥撥記者到我家裏。我上火,急到牙疼,到北京朝陽醫院、燈市口醫院拔掉了三顆牙。

一個角色的成功不是某個人決定的,它是集體的創作,也有觀眾的捧場。我的作品有許多不足的地方,但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和觀眾的感情産生了共鳴,這些不足,觀眾就原諒了,光念了演員的好。觀眾給予的太多了,我告訴自己要清醒。

因為姬昌這個角色,2023年的“金雞獎”授予我“最佳男配角”。距離上一次拿到“金雞”,隔了三十多年。後臺採訪時,記者問我的心情。我脫口而出:“我願意為電影‘玩命’。”藝術是演員職業的命根子,這個榮譽,是評價我還是一個能為人民服務的老演員。我快樂,感覺前景無限。

我喜歡一句話:“日日是好日。”意思是,不管人生遭遇如何,都把每一天當作好日子來過。養病期間,我有了寫字畫畫的愛好,起了“逞能李”這個筆名。在表演這件事情上,我願意“逞能”,不“玩命”感覺對不起觀眾,對不起大家的期待。

參加完“金雞獎”,我悄悄去了趟福建東山縣,那裏是谷文昌工作過的地方。我想看看,為什麼當地老百姓逢年過節是“先祭谷公,再拜祖宗”,我還想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不追求轟轟烈烈的“顯跡”,而是默默無聞奉獻的人。演了焦裕祿、楊善洲,我還想演谷文昌,完成我的“縣委書記三部曲”。可惜,年紀大了,演不了了,只能“夢中圓夢”。

到了我這個歲數,常常想的是:人,來到這個世界是偶然的,離開是必然的。從不懂事到懂事,到有職業去做事,你留下些什麼,你要帶走什麼?

我想,留下一個好名聲。好名聲,是一輩子的表現。我想,把人生的遺憾帶走。

認認真真演戲,清清白白做人。

(任姍姍採訪整理)

來源:人民日報


  責任編輯:王江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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