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母虐童致死 為何“強化社會安全網”頻頻破洞

作者 羅鼎鈞 台灣青年

近期以來，台灣社會發生了一件令人輿論撻伐的事件，那就是年僅一歲的幼童“凱凱”遭到劉姓保母和其胞妹虐待致死的案件，而這件事情不是單純保母虐童致死案件，而是牽扯出民進黨當局構建的“強化社會安全網”又再次破個大洞。

為了讓讀者了解就該案情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在此先做個簡單的概述，年僅一歲的幼童“凱凱”出生自一個“失親家庭”，自出生後父親離家出走音訊全無，母親因犯案進監服刑，外婆還得獨力扶養“凱凱”的姊姊，原本“凱凱”是透過私人保母撫養，由於“凱凱”親屬無力再支付保母錢，所以拋棄撫養權，私人保母本想收養“凱凱”後因資格不符，被新北市社會局拒絕。後來經由新北市社會局轉介至台北市社會局，為其尋找合適的人收養，在台北市社會局在尋找到合適的收養者之前，透過“兒童福利聯盟”申請保母暫時養育“凱凱”，“兒童福利聯盟”最後於2023年9月找到劉姓保母養育，同時于2023年9月至12月間的前三個月，“兒童福利聯盟”的陳姓社工都有定期探視“凱凱”，但對於“凱凱”身上的牙齒斷裂、精神萎靡和瘀傷等均採信劉姓保母的説詞，回報無異常。直到2023年12月14日，劉姓保母因“凱凱”呼吸困難急救送醫，最後搶救仍宣告不治，但在醫生診治發現後，“凱凱”的頭骨凹陷、屁股變形和牙齒斷裂，懷疑兒虐，通報家暴事件，這件事情才就此爆發出來，檢警經過調查應由劉姓保母家的外傭證詞，確定“凱凱”是被虐待致死的。

而這起保母虐童致死事件，不僅引發全臺輿論譁然，因為這牽扯到非常多台灣當局、台北市和新北市等社會福利部門。其實從去年底新北初中生校園割喉命案到這次保母虐童致死事件，為何民進黨當局引以為傲的“強化社會安全網”頻頻破洞呢？從該案也再次折射出台灣當前兩個必須正視的問題，在此一一進行分析探討。

首先，第一個問題，民進黨當局的“強化社會安全網”計劃(以下簡稱“計劃”)政策2018年出臺至今，從1.0版到2.0版，5年花費新台幣407億元，花大錢效果低卻頻頻出包，“強化社會安全網”一點都不安全。根據該“計劃”的定義，“是要結合台灣當局各部門有關單位力量，建構一張綿密的安全防護網，扶持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在生活或所處環境出現危機時，仍能保有生存所需的基本能力，進而抵抗並面對各種問題。”而其中2018年起1.0版第一期的“計劃”強調各部門間的“整合”，希望結合台灣當局各單位的力量，擴大“網路”所涵蓋服務的對象；藉由網路聯結機制的強化，縮小網與網之間的漏洞，以承載社會大眾對於“安全”生活的期盼。

2021年2.0版第二期的“計劃”，是以第一期的執行成果為基礎，進一步提出“擴增家庭服務資源，提供可近性服務”、“優化保護服務輸送，提升風險控管”、“強化精神疾病及自殺防治服務，精進前端預防及危機處理機制”及“強化部門單位間網路資源布建，拓展公私協力服務”等四項策略。由此可見，“整合”仍是“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的關鍵字。然而，從此次保母虐童致死事件歸根結柢的原因，是因為部門之間“整合”出現問題，同時在“公私協力服務”方面出現重大瑕疵，才會導致該事件不幸的憾事發生。簡言之，“強化社會安全網”不僅無法承載社會大眾對於“安全”生活的期盼，反而是這個“強化社會安全網”頻頻破洞一點都不安全。

其次，第二個問題，從此次虐童致死事件，再次折射出台灣社工長期面臨“低薪高壓多責任做功德”的職場困境，台灣當局和社會各界都應該重新正視台灣社工的聲音。依照台灣有關法律對社工，又稱之為“社會工作師”的定義，“指依社會工作專業知識與技術，協助個人、家庭、團體、社區，促進、發展或恢復其社會功能，謀求其福利的專業工作者。社會工作師以促進人民及社會福祉，協助人民滿足其基本人性需求，關注弱勢族群，實踐社會正義為使命。”

台灣社工同樣也必須經由考試取得執業資格，而社工服務的對象依照領域劃分，包含“醫務領域；心理衛生領域；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領域；老人領域和身心障礙領域”五大領域。在執行業務上的工作內容又可以劃分為“行為、社會關係、婚姻、社會適應等問題的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各社會福利法規所規定的保護性服務；提供個人、家庭、團體、社區之預防性及支援性服務；社會福利服務資源的整合運用等等”，由此可知，台灣社工師要會的技能和工作業務可謂是包山包海什麼都要會。

但如此辛苦的工作，卻是一個高風險的職業，因為社工服務的對象常常面臨的是社會弱勢群體，往往還要面對社會案件各種受害人和加害人等，若是案例性格不好具有暴力傾向，社工往往都要承受莫名的心理壓力和人生威脅。而如此辛苦的職業，卻是往往是“低薪高壓做功德”，為何這麼説呢？

由於台灣各地社工長期面臨人力不足，比如台灣各地公部門所需求的社工僅達50%員額，同時隨著社會福利民營化後，許多社工是各地公部門向社福機構所進行的購買服務，這也使得許多社工薪資待遇不高，既沒有加班費，每年都需要重新簽訂勞務合同年資沒有保障，這也使得社工離職率非常高，因此工作負擔也節節高升，形成惡性迴圈。

因此在台灣，社工的職場環境，是一個在高壓環境且帶有負面情緒的工作量和工作內容下在進行，同時搭配一個月平均月薪僅約新台幣4萬元的薪水，若是在民間機構的社工，卻因為“公部門和民間社福機構”雙僱主的特殊性質，還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要求“回捐薪資”，換句話説就是要以各種名目將薪資用款項回捐給機構。而佔據全臺社工人員主力的民間社福機構社工們，難道他們會做得開心嗎？除非是對於社工工作具有極強熱情和使命感，不然在台灣擔任社工師，真的就是一件“做功德”的工作。

總之，由此次保母虐童致死事件，又再次折射出台灣當前必須正視的問題現象，但是事到如今只見台灣社會輿論撻伐外，卻仍不建民進黨當局和有關部門正視檢討提出解決方案，特別是民進黨當局引以為傲的“強化社會安全網”的一二再再而三的頻頻破洞，同時説好的台灣社工福利待遇問題也遲遲無解，在如此惡性迴圈下來，台灣還會是個安全的社會嗎？最終還得由台灣老百姓和基層社工人員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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