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自民黨和公明黨達成的共識，日本與英國、義大利正在聯合研發的下一代戰鬥機未來可直接出口至其他國家，但有一些附加條件，如僅限于下一代戰鬥機本身，出口對象國必須與日本簽訂《防衛裝備品和技術轉移協定》、不得處於戰爭狀態，以及出口個案需經內閣會議審議等。目前，包括英國和義大利在內，美國、德國、印度、菲律賓、越南等15個國家與日本簽訂了有關防衛裝備出口的協議。
這是自2014年日本擬定《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以來的第四次修訂，上一次即2023年12月的修訂中，已經允許日本將其生産並組裝的成品武器出口至給予日本“生産許可”的授權國，以及將戰鬥機的發動機或機翼等重要零部件出口至與日本有安保合作關係的國家。
日本關於武器出口的原則，一直處於不斷修訂的過程中。此前，日本政府放寬了對具有殺傷力的成品武器彈藥出口限制後，日本政府便將日本生産的“愛國者”導彈返銷至“生産授權國”美國，美國再將這些導彈出口至其他國家，這一過程實質上構成了“曲線出口”。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修訂雖然對直接向其他國家出口殺傷性武器設定了一些限制，但實際約束力有限。當前，實現常態武器出口和技術轉讓、反哺和激活國內軍工産業，已經上升為日本的國家戰略，日本後續可能尋找更多藉口，圍繞這些限制條件做文章，以尋求完全解除武器出口限制。正如日本國內輿論所擔心的那樣，此例一開，日本武器出口原則的限製作用將大打折扣。當前，該原則如同一件四處漏風的袍子，已經不能遮掩日本發展軍力、擴充軍備的野心。
美國政府官員日前透露，美國正在與英國和澳大利亞磋商，尋求邀請日本在“奧庫斯”框架下開展安全技術合作。此前，澳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馬爾斯便表示，期待日本在該框架下參與人工智慧、高超音速等技術的開發，並共同探索將其應用於軍事領域。
“奧庫斯”謀求擴員的真實目的，是妄圖打造覆蓋印度洋及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安全集團。實際上，早在該框架建立之初，美英澳便曾分別在非公開場合詢問日本是否有意參與。而日本對於“奧庫斯”表現出“欲迎還拒”態度頗值得玩味。
一方面，日本政府表態稱從未收到“奧庫斯”的正式邀請，強調日本堅持“非核國家”立場，與“奧庫斯”的核潛艇計劃保持距離;另一方面，以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為代表的右翼人士卻反覆要求“‘奧庫斯’擴員吸納日本”，以“共同遏制中國”。
去年，日本政府正式批准同英、澳分別締結的《互惠準入協定》，已同兩國搭建起僅次於美日同盟的“準同盟”關係。日官員亦表示，一旦未來澳核潛艇需停靠日本，將參照美國先例為之提供後勤支援。可以説，日本是否加入“奧庫斯”只是一個名義問題。
“奧庫斯”與日本漸行漸近，是新形勢下二者戰略上相互需要的結果。這一動向帶有強烈的“新冷戰”色彩，將給亞太地區帶來更大的動蕩分裂風險，應當引起國際社會的警惕與防範。日本靠攏“奧庫斯”，服務於其國家安全戰略與防務政策的根本性調整，意圖借此突破和平憲法與“專守防衛”原則，成為“能攻能守”的真正軍事大國，這將給地區安全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
2022年12月，日本政府通過修訂的“安保三文件”，提出“從根本上強化防衛能力”，既要構建能夠“先發制人”的進攻性軍事能力，也要在鞏固美日同盟的同時，強化與美國盟友間的橫向聯繫，借此提升自身影響力。同時，參與“奧庫斯”，亦表明日本科技的先進性與美國的“核心盟友”身份得到認可，有利於日本擺脫“戰敗國”帽子，實現“走出戰後”。
“奧庫斯”與日本相互接近，也有分攤研發成本、更加高效地將關鍵技術轉化為軍事能力的考慮。軍事科技創新成本高、週期長、風險大，且單一國家的軍備市場往往較為有限，難以形成“利潤積累—研發創新”的正迴圈。
近年來，日本防務開支連續大幅增長，大力實施“軍費倍增計劃”，擴員對“奧庫斯”的潛在好處顯而易見，日方亦可從合作中取得收益。例如，當前日美正圍繞高超音速導彈等領域展開聯合研發，日提出在澳實施本土不便進行的遠端導彈試驗，澳方已表示同意。此類合作延續了美西方以“小院高墻”維繫自身技術優勢的做法，很有可能加劇科技研發領域的“泛安全化”，對更大範圍內的國際創新合作造成衝擊。
“奧庫斯”尋求擴員的舉動，暴露出美國借助盟友“小圈子”推動印太戰略、維繫自身霸權的一貫伎倆。近年來，美國在印太地區倚靠“奧庫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五眼聯盟”等“小多邊”機制，將盟友夥伴作為“力量倍增器”，通過在不同領域“靈活合作”實現“整隊拉齊”，從而彌補自身實力相對衰落帶來的不足。
“奧庫斯”發軔于澳大利亞的核潛艇採購項目，但近期該項目因澳自身國防資金不足及國內反對意見而遇阻，美英澳三國因而尋求向外突破，期望借機將日本、韓國、紐西蘭乃至加拿大、印度拉入“朋友圈”，以壯“聲勢”。這種明顯帶有陣營化傾向與零和博弈思維的做法，將會進一步加劇地緣政治對抗，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來源：中國軍網、解放軍報、中國國防報等綜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