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容並蓄：冶金技術與中華文明

演講人：陳建立 演講地點：北大學堂線上講座 演講時間：2024年1月

城市、金屬、文字一般被視為文明的要素。但正如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所指出的：“中國文明的形成有哪些要素？是否都要具備？是否還有中國特有的要素？我們的討論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要分清文明要素的起源和文明社會的産生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單個要素如文字、城市、青銅器的起源是一回事，諸要素同時存在而形成了文明社會又是一回事，兩者決不能混淆。”因此，金屬或冶金技術在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理論問題，本次講座我們嘗試從冶金技術起源、發展和金屬資源管理的角度出發，對該問題進行簡要討論。

2月26日，參觀者在河南安陽殷墟博物館新館內觀看“亞長”銅方尊。新華社發

中國冶金技術的起源與創新

冶金技術起源的時間、地點和機制問題，長期以來眾説紛紜，一直是冶金考古的研究重點。從考古發現來看，在歐亞舊大陸和美洲新大陸，古代冶金技術分別有獨立的起源和發展過程，説明在不同地區冶金技術具有獨立起源和發展的可能性。西亞地區早在距今10000年左右就使用自然銅製作小件銅器，在東南歐地區發現了距今7000多年、世界最早的青銅冶鑄遺存。關於冶金技術的具體起源，有學者認為源自陶器燒造技術，另有學者認為源自自然銅的退火、熔煉技術。戈登·柴爾德（Gordon Childe）提出冶金技術在西亞被發明後，其技術向周邊地區傳播；沃泰姆（Theodore A. Wertime）持類似觀點，並指出冶金技術非常複雜，在不同地區不可能再次産生，這是單一起源論。倫福儒（Colin Renfrew）則認為土耳其、巴爾幹半島和伊比利亞半島等地區是幾個冶金技術獨立起源的區域，這是多地起源論。為調和這兩種理論，克雷杜克（Pull Craddock）提出第三種模式，即起源地的金屬産品擴散或傳播到新的地區之後，刺激了傳入地冶金技術的發明與發展。截至目前，國際學界關於這一問題仍有較大爭議。就中國而言，越來越多的考古證據表明，中西之間的冶金技術存在密切聯繫，中國先秦兩漢時期冶金技術是在自身文化和技術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吸收外來技術，從而形成了創新性強、地域特色鮮明的技術體系。

二里頭遺址出土銅爵 圖片來源：《中國青銅器全集》

中國最早的青銅冶鑄遺存發現在距今4000年或更早的新疆和甘肅等西北地區，與中亞地區關係密切；當青銅冶鑄技術自西北地區傳播到中原地區之後，在二里頭文化晚期即結合本地已有的找礦、高溫控制和制模翻范技術，被迅速地吸收、消化並改進，創造了組合陶範鑄造（即塊范法鑄造）青銅器的技術。隨著塊范法鑄造技術逐漸成熟，青銅冶鑄規模持續擴大，形成了獨特的青銅器的裝飾、製造技術和使用組合，青銅器成為夏商週三代文明禮儀制度的物質載體，而青銅鼎始終是這一制度的核心，這是區別於世界其他青銅文明的重要特徵。塊范法鑄造技術和以青銅器為核心的禮儀制度，是中原地區冶金技術和文化發展的必然選擇，周邊地區接受這種模式並逐漸完成華夏化過程，共同造就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這一發展過程，體現出中原地區優秀的傳承和創新能力，充分詮釋了中華文明相容並蓄、博採眾長的優點。

研究發現，新疆早在距今5000年左右就利用了隕鐵；目前中國最早的人工冶鐵（塊煉鐵）製品，是出土于甘肅陳旗磨溝距今3300年左右寺洼文化墓地的小鐵條，但遲到西元前十世紀，塊煉鐵製品才開始在中國得到較為廣泛的使用。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在豫陜晉交界地帶、中原核心地區的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陜西韓城梁帶村墓地和山西曲沃天馬曲村遺址，集中出土了一批兩周之際的隕鐵、塊煉鐵和生鐵製品，其中生鐵是迄今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為克服生鐵碳高性脆的缺點，中原地區還發明瞭世界上最早的鑄鐵退火和炒鋼等技術，最終在秦漢時期形成一套較為完整的生鐵冶煉和利用生鋼制鋼技術體系，完成了世界冶金史上從塊煉鐵到生鐵的又一個重大轉折。從隕鐵、塊煉鐵到生鐵冶煉這一技術演變軌跡，準確展示了冶鐵技術從西北到中原地區不斷進步的發展歷程，進一步説明瞭中原地區的創造力，即中原地區一方面接受了隕鐵製作和相對原始的塊煉鐵冶煉技術，另一方面則在青銅冶鑄技術的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瞭以生鐵為基礎的鋼鐵技術體系，並向周邊地區傳播，對秦漢王朝的建立和東亞地區的文明進程産生了重要影響，再次體現了中華文明包容性和創新性的特點。

冶金技術發展與文明化進程

從青銅冶鑄技術來看，二里頭文化青銅冶鑄的核心技術在龍山文化時期已有相當程度的本土基礎，那麼青銅冶鑄技術在傳入之初就迅速完成本土化不足為奇，重要的是這種本土化推進了中華文明的早期發展。隨著史前農業經濟的發展，中原社會與其他地區一樣從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走向複雜化。從社會發展角度分析，當時由於缺乏高端的奢侈品，中原貴族階層的成長始終受到局限，他們的身份和地位主要是通過管理社會公共事務而獲得，因此中原貴族基層亟須尋找高價值的奢侈品來提升和彰顯自身的社會地位，當青銅冶鑄技術通過區域交流傳播至中原地區時，即被迅速接受並被貴族所控制。

二里頭遺址出土鑄銅陶范。圖片來源：《考古學報》2011年第4期

青銅冶鑄技術的傳入對中原社會的文明化進程起到關鍵性推動作用。中原貴族一方面憑藉對這種技術的壟斷獲取自身的顯赫地位，通過青銅資源的貢賦、賞賜等手段形成等級關係，強化統治秩序，並與祭祀活動緊密聯繫在一起，將其神聖化，進而形成青銅禮制，從而使早期國家的統治階層得以真正地搭建起來。另一方面，中原貴族為了實現對銅、錫和鉛礦等戰略資源的遠距離控制，積極擴展新的統治方式，甚至不惜發動戰爭，並引入更快速、便捷的交通方式。這使得貴族的統治權力得到了極大的延伸，形成了遠非酋邦社會所能比擬的早期國家的疆域。從這個角度來説，學者劉莉和陳星燦認為青銅冶煉技術對中原早期國家的形成起到了“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關鍵性作用，是中原社會真正進入早期國家文明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

中國早期鐵器的使用可能與外來因素有一定關係，但塊煉鐵技術在中原地區發展成生鐵冶煉技術體系，為秦漢王朝的形成提供了物質條件，深刻影響了中華文明的發展。春秋晚期和戰國早期開始出現鐵農具，戰國中晚期以後，冶鐵煉鋼技術提高，鐵農具開始大量使用，促進了農業發展。故《鹽鐵論》説：“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功多，農夫樂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谷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高品質鐵農具推廣應用的結果是，農耕面積擴大、農業産量提高、人口數量增長和大城市數量的增多，為商業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科技進步提供了條件，也為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的變革提供了物質基礎。《戰國策·齊策》描述的齊國都城臨淄之所以有七萬戶人家，呈現車水馬龍的繁榮景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當地冶金業的發達，臨淄城內考古調查發現的十幾處青銅冶鑄和生鐵冶煉作坊即是明證。秦滅六國之後，遷邯鄲、臨淄、南陽等地冶鐵大戶到四川等地，對西南地區的鐵器化進程和社會發展起到巨大促進作用。中國古代青銅兵器自商代中期開始出現，經歷了從適應車戰為主發展為騎兵和格鬥為主的變革過程，而鋼鐵技術的進步，使得優質鐵質兵器逐漸取代銅兵器，極大地提高了軍隊作戰能力，成為戰場上的國之利器，引起戰爭規模的擴大和戰爭形式的變化，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産生了直接的影響。《漢書》載“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根本原因是當時漢人鋼鐵兵器品質遠超匈奴人兵器，以世界歷史角度觀之，漢匈之間的征戰也深刻影響了歐亞大陸的歷史進程。總之，鋼鐵技術的提高以及鐵器的普及使用，提高了糧食産量、人口數量，促進了文化發展，奠定了中國自戰國到漢代文明的物質基礎以及整個古代社會的發展方向。

金屬資源流通與國家治理

在夏商週三代，銅、錫、鉛等金屬資源始終都是非常貴重、也是最為重要的國家資源。哈佛大學教授張光直先生認為，青銅器在三代政治鬥爭中佔有中心地位。對三代王室而言，青銅器不僅僅是宮廷的奢侈品、點綴品，還是政治權力鬥爭的必要手段。沒有青銅器，三代的朝廷就打不下天下；沒有銅錫礦，三代的朝廷就沒有青銅器。三代王都的遷徙都是圍繞銅錫礦産地移動的，目的是不斷靠近礦源、方便採礦，追求作為政治資本的銅錫金屬。因此，金屬資源的獲取技術、流通方式以及與之相關的管理制度，與文明發展具有密切的聯繫，我們以金屬資源為例進行討論。

二里頭遺址出土銅鼎 圖片來源：《中國青銅器全集》

二里頭遺址青銅冶鑄遺存真實反映了金屬資源及冶金活動的管理模式。在二里頭遺址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宮城、城市幹道網、宮殿建築群、青銅禮器群，以及官營作坊區等，可被視作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二里頭遺址的宮城內有一個很小規模的鑄銅遺存，可能與宮城內日用銅器的修補有關；在宮城南邊不遠處，另置一專門區域從事綠松石加工和青銅器鑄造生産，並設圍墻保護。故從空間佈局看，鑄銅作坊位於整個城市最關鍵的王城管理區塊之中，説明其生産活動受到王室直接控制。因為二里頭文化開創了中國使用塊范法鑄造青銅器的傳統，而這種傳統、整個鑄造工序又是在王權控制下完成的，因此，二里頭文化青銅冶鑄工業産業結構、鑄造技術、産品器類三個方面都為後期的成就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李延祥教授指出，遼西、河西走廊、中原和長江中下游等四個地區分別形成了不同的青銅産業格局，但唯獨以二里頭為中心的中原地區青銅産業最具標準化，最先産生了銅錫二元物料分離、冶煉與鑄造分離、以塊范法鑄造為主的青銅産業格局，形成了管理嚴格、等級分明的青銅産業網路，實現了青銅産業與禮制的完美結合。新興的青銅産業促進了地區之間的交流，導致跨地域、跨文化的管理組織機構出現並強化，進而導致國家、政府機構的産生，高度藝術化、禮制化的中原青銅器作為中華文明的載體，對周邊地區産生了強大吸引力，助力中原地區成為東亞穩固的文明中心，形成了以中原為中心的廣域性王朝文明——中華文明。

生産青銅的金屬資源來自何處、流向何方、如何管理等問題，是從金屬資源角度研究古代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之一。不同的礦山具有能夠反映本礦山産地特點的指紋元素和同位素比值特徵，據此可對冶鑄遺物和青銅器進行産地研究。例如，三星堆遺址出土青銅器的鉛同位素數據非常集中，並與中原和長江中下游地區青銅器發現的一種高放射成因鉛數據相同，結合青銅器的鑄造工藝和裝飾技法研究成果，可以推測這些本地風格的三星堆青銅器是由嫺熟掌握中原地區鑄銅技藝的鑄銅工匠根據本土需要在當地製作的，金屬原料則來自中原或長江中游地區。這一生産過程可視作當時遠距離有效管理金屬資源的例證。

曾國是西周早期周王為經營南土所設封國，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出土青銅器數量眾多，為研究金屬資源與國家管理問題提供了優秀素材。研究表明，以葉家山為代表的西周早期不同遺址或墓地的青銅器，在組合、紋飾和風格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性，鑄銅原料的利用主體同樣高度一致，這是周王室對青銅器生産進行集中管控與配置的科學證據，因此，在周王室統籌下開展青銅冶鑄生産並分配給各諸侯國，可能是這一時期青銅工業生産體系的主要形式。如葉家山墓地中兩座規模最大、隨葬品最豐富的侯級墓葬M28和M111，分別隨葬與銅禮容器共置一處的兩塊銅錠，但同墓地小型墓葬沒有陪葬銅錠，充分説明銅錠和銅禮器價值相同，均代表曾侯對銅資源的控制、佔有和使用，應該是有組織的國家行為。分析結果説明四件銅錠雖然産地各異，但如果將銅錠理解為周王室授予的珍貴物料，與禮器、車馬器共同視作來自周初的分器，作為彰顯曾侯在周代南土政治地位的標識物，則不失為一種合理的解釋。

為研究東周時期金屬原料的來源問題，我們將冶鑄遺物和青銅器的鉛同位素比值數據分成A、B、C三類，可以發現，春秋早期青銅器的鉛同位素比值高度集中，各地均使用A類礦料；春秋中期存在漢淮地區B類礦料與中原地區A類礦料的對立；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中原及周邊地區主要使用C類礦料；戰國中晚期鉛同位素比值趨於分散。東周時期各諸侯國之間的礦料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同步發生轉變，成為必然規律，這充分説明，金屬資源在政治上較為分裂的列國之間互通的背後，有一種力量在控制著冶金業，這只能是一個國家型的組織行為。這種涉及國之大事的金屬資源管理與流通的高度統一性，是王室高度控制冶金業生産方式的真實反映。

金屬資源流通網路興衰是國家治理能力的反映。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春秋時期青銅器曾伯桼簠，其上鑄有“克狄淮夷，抑燮繁陽，金道錫行”銘文；湖北隨州曾公求鐘銘文追述西周初年周王命南公“涉徵淮夷，至於繁陽”；春秋早期的晉姜鼎、戎生鐘等青銅器鑄有中原諸侯徵繁陽、取吉金的銘文。由此可見，在銅錫金屬資源南北流通線中，繁陽是重要節點。繁陽之地望，位於河南省新蔡縣東北，汝水以北。通過繁陽這一樞紐，向南可通過桐柏—大別山諸隘口，借助灄水、澴水等水道進入長江，聯繫鄂東金屬礦區；向東南則通過淮河、淝水及巢湖—裕溪河水道輻射皖江地區的金屬礦區；向北則是廣袤的中原大地、金屬資源使用的中心。當然，除繁陽之外，應有其他金屬資源流通的節點，共同構成聯繫中原與邊疆重要金屬礦區的流通網路——“金道錫行”。兩周之際，隨著楚的興起，長江中游的金屬資源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得到更大幅度整合，江漢平原西部成為長江中游金屬流通的新樞紐。在春秋諸侯國爭霸背景下，長江流域的楚與吳先後興起並與晉爭霸，其政治影響力與資源優勢互為表裏，這也導致靠西的漢水—夏路及靠東的邗溝—泗水通道成為金屬資源北上的重要路徑。故而春秋中期以降，金屬流通兼有南方大國轉輸、分配及中原索取、貿易的不同模式。再如湖北大冶銅綠山是先秦時期最重要的銅生産基地之一，在遺址內發掘了100多座東周時期礦工和管理者墓葬。我們發現，儘管銅綠山存在大規模開採銅礦、煉銅的活動，但墓主人所隨葬青銅器並非本地生産。所以，我們在研究金屬資源的控制、流通時，還需要了解不同政治勢力之間關係，青銅産業的區域特徵、技術差別，以及對重要資源的佔有和利用方式等問題。

以上的研究工作對復原先秦時期中原與長江流域之間的“金道錫行”以及區域間的金屬資源流通來説，仍然遠遠不夠。我們在討論“金道”時，應當完善起點、路徑、節點及終端等各個環節的認識，嘗試探討中原王權對“金道”的規劃佈局及南方地區的實際操作應對。討論“錫行”的難度更大，遼西地區以及湖南或江西等地有望找到早期錫礦的採冶遺址；此外可對出土的錫、鉛器實物進行更多分析，同時兼顧高溫鈣釉及硬陶器、硃砂、生漆、海貝等其他珍貴物料的流通路徑研究。討論“金道錫行”時，也需留意長江中游與長江下游不同礦冶地帶的興衰更替，從中原及南方不同的視角進行更為細緻全面的比較研究。討論中原與北方、西北及西南地區金屬資源流通時也應如此。

考古學家夏鼐先生講到，“青銅冶鑄需要有一批掌握冶金技術的熟練工匠、一定的貿易活動和保證交通路線的暢通，才能解決原料和産品的運輸問題。這需要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上具備一定的改革，以適應新的經濟情況，包括生産力的發展。”通過中國青銅冶鑄技術的起源、青銅器鑄造技術的本土化過程以及青銅器禮樂文明的形成過程研究，可以認為，中原地區選擇銅器作為文明物化標誌是歷史必然，金屬資源管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夏商週三代大規模青銅生産從金屬資源開採到産品製作，需要高度社會化組織和管理；其銅業産能與王朝國力直接關聯。中原地區是青銅業生産中心，也是當時青銅金屬資源與産品流通網路的核心。金屬資源供應充足與否，是商周王朝國力國勢盛衰變化的指標。夏商週三代的中原地區具有一個長期穩定的金屬資源流通網路，與周邊地區保持密切的互動，並且具有超越時代與政治勢力範圍的穩定性，其背後的控制力，實質上就是國家治理的力量。

後母戊鼎 圖片來源：《中國青銅器全集》

總體而言，通過青銅器生産所涉及的金屬資源獲取、流通和使用，在一個較大的範圍內建立起從中央到地方、從集中到分散的一整套對生産禮容器嚴格控制的管理制度，在某種程度上豐富了國家的管理經驗，催生了中國文明的起源與早期發展。

結語

金屬資源的開發是促進文明産生、早期發展和王朝形成與壯大的重要因素，冶金技術的起源、發展與傳播，以及冶金手工業的區域特徵、區域間的相互關係及對文明的影響，是中華文明進程研究的重要內容。

中國古代冶金技術在起源和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吸收、消化各種外來技術，逐漸形成特色鮮明的冶鑄技術體系，並可以明顯地將發展歷程分為兩個階段，即以青銅冶鑄技術為代表的第一階段和以生鐵冶煉技術為代表的第二階段。兩個階段的特點均有“引進—吸收—再創造—反饋”的規律，從而形成中國冶金技術起源與發展的兩個浪潮，體現了相容並蓄、海納百川的中華文明特質。而先秦兩漢時期社會的每次重大變革，均與冶金技術的本土創造有密切關係。

陳建立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黨委書記，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和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首席專家，國際冶金史大會執委會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理事、中國錢幣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亞洲鑄造史學會中國分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