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的風 終於吹到了蔡先生
——蔡元培的救國·強國·報國之教育“三段論”
蔡元培題字
1920年3月14日,胡適與蔡元培、蔣夢麟(左一)、李大釗(右一)合影于北京西山
蔡元培題詩
日前,一名考生因與北京大學老校長、中國近現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先生同名同姓,又以考研第一的成績被該校錄取引發網友關注與熱議。“嫡校長”“重生之我在北大當校長”,類似這樣的話題,一度衝上熱搜。這一機緣巧合的事件,也引發了人們對那位治校期間大力倡舉“相容並包”精神,全力支援“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的北大老校長的緬懷與追念。
眾口齊讚蔡先生
蔡元培在少年時期,已名動朝野,可謂“後生先覺”,曾被前清翰林、兩朝帝師翁同龢讚為:“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才也。”一代狂士辜鴻銘也曾這樣評價:“現在中國僅有的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現在還革命。”
辛亥革命後,中國結束帝制時代,迎來民主革命時代。此時,蔡元培投身教育事業,傾力實現教育救國、振興中華的宏願。他曾任教育部長並執掌北大,文教界內外對其教育理念及為每人平均極表欽佩。著名學者、執教清華的馮友蘭曾讚曰:“蔡元培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標準的一個人。”他為之解釋説:“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這樣的人,才是君子”“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現”。
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杜威也曾這樣評價蔡元培:“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康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在其逝世之後,1943年3月5日,《新華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懷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論,明確指出:“北大是中國革命運動史上、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無法抹去的一個名詞。然而,北大之使人懷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懷念分不開的。蔡先生的主辦北大,其作風,其成就,確是叫人不容易忘懷的,確是對於中國的革命事業有很大的貢獻的。”
蔡元培究竟何德何能,能當得起這麼多古今中外名流的一致讚佩,乃至社會各界的由衷讚譽呢?或者説,他的教育理念究竟有著怎樣的魅力與能量,始終能夠在一撥又一撥的革命者與執政者、教育者與受教育者、領導者與追隨者的各類社會群體之中獲得一致認同和肯定?答案當然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但總而言之,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及其踐行原則的核心,乃是“國家主義”。
什麼是國家主義?國家主義(Statism/Nationalism)是近代興起的關於國家主權、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問題的一種政治學説。在本質上,國家主義就是一種研究治國之道和治國之術的政治哲學學説,其價值的歸依是國家,倡導所有國民在國家至上的信念導引下,抑制和放棄私我,共同為國家的獨立、主權、繁榮和強盛而努力。
縱觀蔡元培的一生,他的政治理念及其踐行,並非從一開始就完全符合這樣的純學術定義——在救國與革命,在愛國與教育之間,他為民族利益與國家命運來回奔走,以實際行動體證著國家主義的精神。在此,不妨以“三段論”的方式,截取其生涯片斷,窺探其理念變遷。
初舉教育為救國
首先,蔡元培最初投身教育是為了革命。作為前清翰林,他曾親歷戊戌變法的興起與失敗。對康有為、梁啟超被清廷通緝,蔡元培“甚為憤懣”“遂于九月間攜眷回紹興”“雖有人説我是康黨,我也不與辯”;他“雖表同情”“然生性不喜趕熱鬧,未嘗一訪康氏”。對於變法維新之所以失敗,他頗有感悟,曾有感而發稱:
孑民是時持論,謂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此後北京政府,無可希望。故拋棄京職,而願委身於教育雲。
這一思想立場,與當時的嚴復、張元濟、張伯苓等人比較接近。這些憶述,均出自其1936年寫成的《自寫年譜》中,雖是晚年憶述,仍可感受其當年的激進訴求與迫切心情。
在蔡元培看來,救國的當務之急,不是搞政治,而是辦教育。而這一觀念的形成,正起始於戊戌變法時期。他原本支援康有為的變革理念,但不參加其組織的政治活動。因為,他不相信這樣完全沒有根基、單靠皇帝發詔書、自上而下推行的變革,能獲得成功。中國這麼大,積弊這麼深,要想發展,必須在根本上從培養人才著手。
與此同時,清廷的腐敗與帝制的腐朽,也讓蔡元培將投身教育的目標,直接指向培養革命人才。他在上海辦愛國女學、愛國學社等,這些教育機構實際上都成為革命據點。革命人士到上海,借學校為招待與接洽機關;高級課程裏闡示革命意義;理化實驗裏專攻炸彈製造;高級生裏更有秘密加入同盟會者等等,這些教育手段與訴求,最終都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礎。
應當説,此時的蔡元培並沒有什麼為大清帝國茍延殘喘去愚忠苦撐的“國家主義”,這一切所體現的,乃是為革命理想中的推翻帝制、實現民主的共和國而艱苦奮鬥的“國家主義”。
再舉教育為強國
待到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建立之後,腐朽無能的清王朝雖然被徹底推翻,可外有帝國主義列強覬覦侵略,內有各路軍閥爭權奪利,在這種情勢之下,孫中山先生提出的“強國強種”主張以及“三民主義”思想,被蔡元培納入其教育理念之中;他強調“抱定宗旨”與“相容並包”的大學教育基本原則,正基於此。所謂“抱定宗旨”,即以“強國強種”為根本目的,最終要通過教育實現民族自強、國家振興之目的;所謂“相容並包”,即古今中外、東洋西洋,但凡能夠對所抱定之宗旨有所助益的優秀思想、文化、學術等等,都應以包容吸納之心待之。
毋庸置疑,蔡元培對於現代中國的主要貢獻,集中體現在大學教育體制的創立與培育之上。説到“大學觀”,不能不提到他的名言:
愛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愛國。
這裡的“讀書”,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閱讀書籍之義,而是指學習知識與鑽研學問。這句話,可以説是道出了蔡氏心目中,中國教育的根本訴求與集體願景所在。那麼,如何較為充分地理解這句話?這是既反對學生迂腐守舊、閉門讀書,完全不關心政治時事;同時,也反對學生頭腦發熱、盲目干政,頻繁參與政治活動。
當年以北大愛國學生群體為中心,所爆發的“五四”運動,其核心訴求乃是反對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喪權辱國,本質上講的確是“愛國運動”。當時,執掌北大的蔡元培心中也非常理解學生的愛國熱忱,曾一度表示同情與支援,但終究不得不為之引咎辭職,一方面以實際行動來表示對當局鎮壓愛國運動的不滿,另一方面也間接表示出了對學生運動擴大化與極端化的不支援。
這一時期,蔡元培曾多次提及以“國家主義”為前提的教育主張,他認為“學生救國,重在專研學術,不可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又稱“欲副愛國之名稱,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養成完全之人格。蓋國民而無完全人格,欲國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慮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國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謂愛國矣。”
由此可見,蔡元培投身教育事業的人生軌跡,正在從最初的激進革命、締造共和的政治理想中,走向育才強國、為國施教的“國家主義”上來了。
晚年學術為報國
事實上,“五四”運動之後,已然辭職而去的蔡元培,仍為北大師生熱烈擁戴,始終難以割捨其“北大情結”。據考,蔡元培第一次出任北大校長,為1916年12月至1927年7月,任期近11年之久;第二次出任北大校長,則為1929年9月至1930年12月,任期則只有1年多一點的時間。蔡兩次出任北大校長期間,曾有七次請辭之舉,由於深受廣大學生教員的愛戴,屢辭屢挽,曾發生過多次北大師生的公開請願之“挽蔡”活動。
其中,1927年7月,張作霖進駐北京之後,曾取消北大稱號,改稱為“京師大學校”,蔡元培的校長名義隨之也被取消。這是蔡氏第一次出任北大校長歷程的正式終結。“皇姑屯事件”之後,張作霖被日軍炸死,蔡氏又第二次出任北大校長。不過,這一次蔡氏只是在“恢復北大”之際,應北大師生之力請,實在是盛情難卻,方才同意出任並不在校履職的“遙領”校長,實際參與校務管理的乃是代理校長陳大齊等。
所謂“遙領”,即不參與北大具體管理工作,只是做“恢復北大”時期廣大師生的“精神領袖”而已。及至“東北易幟”之後,南京國民政府在名義上統一東北地區,北平的教育界也正在逐漸恢復重組,“恢復北大”工作也已漸入正軌。在這種情勢下,蔡氏遂于1930年9月13日正式向教育部當局提出辭去北大校長一職。
之後一段時期,蔡元培把精力主要放在組建中央研究院上。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之後,開始專注于國家民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業,為此又相繼辭去了其他一系列職務。從最初抱定“教育救國”宗旨,投身教育事業以來,蔡元培的“國家主義”逐漸清晰確切起來,不再將教育視作純粹的救國之道,也不再將教育視作純粹的革命工具,而更看重在國家利益至上的政治框架內,實現以“教育強國”為核心訴求的,良性的、可預期的、可持續的,人才培養與國家建設之間的傳導機制。同時,也因年歲漸長、精力有限,遂將“教育報國”的理念縮小范域、精簡目標,後又再次轉變為“學術報國”的基本訴求。
救國·強國·報國
應當説,在近現代中國大學教育領域中,蔡元培既是開創型的先鋒與先驅,也是繼之而起的領袖人物。在中央研究院這樣的國內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創建與組織上,他也當之無愧的同時身兼先鋒與領袖角色。
然而,“學術報國”理想藍圖剛才鋪就,“九·一八”事變一聲炮響,卻再次打亂了包括蔡元培在內的國內知識精英群體的夢想與計劃。危急時刻,仍然是在“國家主義”的理想與情懷驅使之下,當時已過花甲之年的蔡元培,在手中各項教育事務極其繁重的情況之下,身先士卒,拍案而起,積極主張抗日,擁護國共合作。1932年,他與宋慶齡、魯迅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積極開展抗日愛國運動;曾致電營救楊開慧烈士,大力援救許德珩等愛國民主人士,設法營救丁玲、朱宜權等共産黨員。
蔡元培的這些晚年言論與行動,看似與教育事業已無太大關涉,但實際上卻仍是在“國家主義”理念前提之下的,與其教育宗旨相通的,從救國到強國,再從報國到救國的再一次迴圈往復之實踐。所有這些看似紛繁複雜,隨時勢時局不斷變遷著的個人言論及行動,支撐這一切的個人思想與理念,唯一不變的前提只有一個——那就是國家利益至上。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72歲。周恩來曾寫輓聯雲:
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這樣的評價,可以視作無論黨派、無論立場的中國社會各界,對蔡氏一生品格與功績的“公論”。80餘年之後,回望蔡元培投身教育事業的一生軌跡,始於晚清變法維新時代的“教育救國”宏願,發展為追尋民主共和時期的“教育強國”理念,再嬗變為以國家利益至上的“學術報國”計劃;雖人生有涯、世事多變,但其諸般事功皆堪垂范的傳奇生涯,註定將成為近現代中國教育史上的不朽篇章。
文並供圖/肖伊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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