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存亡之際，兩朵滬上“繁花”綻放京津

徐光啟

1674年古觀象臺版畫

《幾何原本》

郵票上的古觀象臺

徐光啟與利瑪竇（左）

宣武門教堂

古觀象臺

《農政全書》

徐光啟畫像

陳子龍畫像

◎文並供圖/高申

熱播劇《繁花》已經謝幕，繁花落盡説繁花，這部給了我們很多啟示的佳作，讓一陣陣來自黃浦江、蘇州河的江風吹遍了華北平原，吹到了全國各地。借著這陣攜帶著變革、開拓、創新氣息的風，讓我們回首自己曾經的過往。

上海人徐光啟祖上曾經商致富

早在400年前，就已經有一陣來自黃浦江畔的求新求變之風吹入京津大地，潛移默化地改變著生活在北方大地人們的觀念。禦風而來的那個人，名叫徐光啟。

徐光啟是明代南直隸松江府下轄的上海縣人，生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昔日的南直隸，包括如今的江蘇、安徽與上海。

在徐光啟生活的年代，南直隸經濟極為繁榮，賦稅居全國之首。經濟繁榮，必然帶來人口的增加與科教文化的興盛。就在徐光啟去世前三年（1630），佔全國面積7%左右的南直隸居然擁有全國總人口的18%。而主持南直隸科舉的江南貢院（設置在南京），竟能培養出近半數的中央或地方官員。

南直隸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變革也反映在歷史學家李伯重的作品《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年）》中。通過大量文獻的閱讀與研究，李伯重教授給出了這樣一個結論：1850年以前的三個世紀中，江南工業（手工工業）的發展使工業在江南經濟中所佔的比重日益提高。到19世紀初，在經濟最發達的江南東部，工業比重甚至可能超過農業。李伯重教授把這種情況稱作“近代西方工業革命前的工業化”。

徐光啟出生的那一年（1562），正是在李伯重教授劃定江南東部地區“早期工業化”的三百年（1550-1850）內。

明代中後期的松江府儼然成為國內棉紡織業的中心。而徐光啟的祖父徐緒就是通過棉布生意發財致富的。徐光啟出生的時候，正趕上松江府的絲棉業海外貿易達到高峰。但在貿易繁榮的背後，包括松江府在內的整個東部沿海地區也要面對倭患頻繁的侵擾。這種侵擾的結果，是徐光啟家族的生意破産。這件事，對徐光啟的人生之路造成了相當深遠的影響。

既然經商之路走不通，那就回歸耕讀。徐光啟的父親徐思誠帶著全家重新務農，而徐光啟本人也開始了一條讀書、考試、做官之路。

徐光啟19歲便中了秀才，但此後的科舉之路卻一直不順。直到萬曆三十二年（1604），已過不惑的徐光啟才中了進士，進而入翰林院，被選為庶吉士。從這時起，上海人徐光啟便與京師結下了不解之緣。

作為利瑪竇的老友，徐光啟建議崇禎重視數學

別看徐光啟走的是傳統仕途之路，但他畢竟生長在商品經濟比較繁榮的南直隸松江府。初來京師的徐光啟與老朋友、義大利籍傳教士利瑪竇重逢。由於兩人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志趣相投，所以經常見面，徐光啟甚至把家安頓在利瑪竇所居住的宣武門教堂（經堂）附近。這處“徐光啟舊居”的具體位置，如今已無人知曉。

在相互為鄰的日子裏，徐光啟常常身著布衣，溜達著去利瑪竇的寓所。

三年多之後，徐光啟與利瑪竇合作翻譯的西元前300年亞歷山大數學家歐幾裏德《幾何原本》前六卷完成，並交付印刷。這是根據16世紀歐洲數學家克拉維斯的拉丁文本子翻譯的，共十五卷，最後一部分由近代著名數學家李善蘭翻譯完成。

也就是從前六卷問世之刻開始，“幾何”二字才成為數學的專業名詞。

不止“幾何”，數學名詞“點”“線”“面”“角”等，也都是在此時開始使用。直到人生暮年，徐光啟依然推崇《幾何原本》。

他曾向即位不久的崇禎帝上奏折，提出“度數旁通十事”，也就是精通了數學，可以觸類旁通十個方面——觀測天象、測量水地、考正音律、製造兵器、建築城池、理財、建屋造橋、製造機器、測繪地圖、製作時鐘。由此可見，早在將近400年前，徐光啟就明白指出了數學作為基礎性學科的重要性。

在上海地區推廣番薯種植，又把高産水稻引進天津

但《幾何原本》問世的時候，卻沒有給徐光啟帶來多少喜悅。因為在這一年，徐光啟的父親徐思誠于京師去世，隨後被兒子扶靈返鄉。

回到上海為父守孝的徐光啟開始研究當地農作物的生長，以及新品種的引進。此時的世界正處在小冰河期，氣溫普遍下降，各種自然災害接連不斷，導致民生艱難。與此同時，新航路開闢後出現在沿海地區的美洲高産作物番薯引起了徐光啟的注意。經過一番努力，徐光啟等人推動了番薯在上海地區的普遍種植。

除了在家鄉上海，徐光啟還曾在天津地區開發過水田、引進新品種作物。那時的徐光啟，守孝期滿返回京師，繼續任職于翰林院。因與在朝的一些當權官員意見不合，徐啟光便主動告病休養，來到天津進行屯墾。這段時間，大約是在萬曆四十一年(1613)秋至四十六年(1618)春。在這三年多的時間裏，徐光啟把主要精力放在“南稻北植”方面。

此時的天津地區，人少荒田多,地價十分便宜，百姓所承擔的稅賦也較輕。於是，徐光啟便選擇天津，作為他試種水田的理想場地。當然，這些水田裏種植的絕不再是以前的低産稻，而是從南方引進的高産水稻。

徐光啟在天津推進南稻北植,確實取得了很大成效。在給家人的信函中，他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一些十分具體、枯燥的畝産數字，都被徐光啟寫在信裏。此外，徐光啟還在自己寓所的小植物園內培養了許多藥用植物。他採用自己培育的藥植配製成藥，據説還頗有療效。

一生都在關注農業生産的徐光啟，把他數十年來對於農業的經驗與心得，編撰成一部龐大的農書，這便是《農政全書》，中國歷史上最完備的一部古代農學百科全書，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學術與實用價值。

只可惜，一直忙於各種公務的徐光啟，最終也未能把這部大書寫完。直到崇禎十二年（1639），《農政全書》才由著名學者陳子龍等人編輯刻印。而此時的徐光啟，已經入土六年多了。

主持修訂《大統歷》，是曆法領域“西學東漸”的一次有益嘗試

《農政全書》未能完成，的確是個遺憾。而徐光啟主持修訂的明朝《大統歷》，也最終完成于他去世以後。

其實，徐光啟所修訂的《大統歷》，實際上是元朝郭守敬主持制定《授時歷》的延續。《授時歷》是元至元十八年（1281）開始實施的，且因元世祖忽必烈的封賜而得名。這部曆法的精密程度與1582年頒布的《格裏高利歷》相當，但比後者早採用了300多年。

《授時歷》自1281年頒布，到順治二年（1645）廢除，總共施行了364年，是中國古代使用時間最長的一部曆法。但再好的東西，也架不住這麼多年不做調整。於是，萬曆帝在位的時候，徐光啟提出要修改《大統歷》，然皇帝不置可否，此事便擱置下來。

到了崇禎二年（1629），徐光啟出任禮部左侍郎，負責禮部的日常行政工作，管轄欽天監等機構，他才開始主持修歷工作。他在京師設置修歷局，一方面在民間招募曆法人才，一方面延請傳教士鄧玉函、龍華民、湯若望、羅雅各等。徐光啟主持修訂的《大統歷》，是中國古代曆法的重大改革之一，也是在天文曆法領域“西學東漸”的一次有益嘗試。由於《大統歷》的修訂正趕上崇禎帝在位，所以稱作《崇禎歷書》。可惜，無論是徐光啟，還是崇禎帝，都沒有看到這部歷書的實施。直到清順治二年（1645），《崇禎歷書》才被公佈使用。而徐光啟終生效力的大明王朝，已經結束統治將近一年了。

徐光啟是個聰明人，更是個實干家。據説，為了修訂曆法，他與李天經等人先後製造了一批天文儀器，如極限大儀、平懸渾儀、候時鐘等。他首次提出人口每30年增加一倍的觀點，這一人口自然增長率的推算，要比英國人口學家馬爾薩斯早170多年。他也是第一個詳細敘述蝗蟲生活史，並提出防治蝗蟲方法的人。

從澳門購得紅衣大炮，在寧遠戰役中大顯威力

天啟六年王恭廠大爆炸發生的時候，徐光啟正在老家松江府上海縣賦閒，這是他宦海生涯中的第三次賦閒了。在上海老家，除了繼續研究他的農作物，從而推動了番薯在上海地區的普遍種植，並且構思他的《農政全書》之外，徐光啟還繼續關注著京城及整個東北地區防禦的安危。

早在萬曆末年、泰昌時期、天啟初年（1620至1623），徐光啟便從澳門購得30門西洋大炮（紅衣大炮），其中11門調往遼東，剩下的留在京師。這些紅衣大炮在天啟六年(1626)正月的寧遠戰役中大顯威力。

待到徐光啟重進京城，升任禮部尚書之後的崇禎元年(1628)七月，朝廷又派廣東官員到澳門募購炮師和大銃，崇禎三年四月，徐光啟又奏準由耶穌會士陸若漢負責，再赴澳門置辦火器和聘請西人炮師，陸若漢于當年10月召集了一支由100多名葡國軍士和約200名隨從組成的遠征軍自澳門出發。

但是，徐光啟積極引進洋兵的做法遭到了保守派的抨擊，因此待澳門遠征軍于崇禎四年（1631）行至南昌時，即因戰情趨於緩和以及保守派的激烈反對而被遣返。徐光啟自此之後不再積極過問兵事，明末由他籌劃的幾次購炮募兵活動亦到此為止。

徐光啟離開軍事舞臺前，還做了一件“無心種柳”的事。此事對明亡清興大變局産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這便是推動登州火炮營于崇禎三年（1630）的組建。

説他是“無心種柳”，在於這支軍隊組建的第四年，便叛明投金，且成為後金（清）一支最先進的武裝力量。

在世人稱“徐閣老”，死後墓地一帶成了“徐家匯”

進入暮年的徐光啟，于崇禎三年（1630）任禮部尚書，崇禎五年（1632）兼東閣大學士。在編纂大書、提出各種創新想法的同時，徐光啟又替明朝政府擔負著編練軍隊、保衛京師的重任。

此事還得從崇禎二年（1629）説起。這一年的12月，後金皇太極率領數萬騎兵南下攻破大安口，越長城，入龍井口，圍薊州，陷遵化，直奔京師而來。

京師告急，朝野不安，當時還是禮部左侍郎的徐光啟向崇禎帝進言：訓練士兵，不僅要訓練他們如何打仗，還得教會他們如何守城。如今守城全部依賴火器，非得加強平日的訓練才行。崇禎帝聽罷，深以為然。12月30日，崇禎帝命徐光啟指揮訓練京營兵。此時的徐光啟已經是69歲的老人。

上任後，徐光啟晝夜在城頭巡察，連饑渴都忘掉了，也不避風雨，手指、面頰被凍傷，依然在指點軍士，辛勞至極。沒過幾天，後金軍隊圍攻京城，徐光啟帶領官兵奮力抵抗，並配合袁崇煥軍隊的作戰。皇太極屢攻不下，只得退回關外。這次京師保衛戰的首功應該屬於袁崇煥，但功勞簿上，一定得寫下徐光啟的名字。

崇禎六年（1633），年邁體衰的徐光啟被朝廷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未久，他便去世了。據説，在徐光啟彌留之時，他的妻兒都不在身邊，“蓋棺之日，囊無余資”，“宦邸蕭然，敝衣數襲外，止著述手草塵束而已”。

八年後，也就是崇禎十四年（1641），徐光啟被正式下葬于“肇嘉浜北原之阡”，也就是如今徐家匯的光啟公園內徐光啟墓內。活著的時候，徐光啟曾在這裡建農莊別業，從事農業實驗。由於此地處在上海縣城西門外，還是比較荒涼的區域。徐光啟曾為文淵閣大學士，時人稱其為“徐閣老”，他的墳地也就跟著被稱作“閣老墳”。

有人説，為了表達對徐光啟的思念之情，徐家後裔們聚居在他的墳墓一帶，後來形成了“徐家匯”，這便是上海徐匯區的名稱由來。但根據文獻記載，明崇禎年間並沒有“徐家匯”這一地名，到了清順治年間，此地被稱作“徐家灣”，大約到乾隆末年至嘉慶初年，改稱“徐家匯”。

為徐光啟送葬，又完成其《農政全書》的上海老鄉陳子龍

比徐光啟年輕46歲的松江府（上海）人陳子龍，生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其乃晚明時期一大批以“龍”字為名的傑出人物之一。據説，在陳子龍出生之後未久，他母親對其父言道：生子當晚，曾夢見墻壁上有龍出現，“蜿蜒有光”，其父便給他起名“子龍”。

崇禎三年（1630）冬，22歲的陳子龍陪同文壇好友夏允彝來京參加會試。在京師，陳子龍受教于徐光啟，並了解到《農政全書》。

崇禎四年（1631）春，陳子龍參加會試。由於所持政見不對內閣大學士溫體仁的胃口，陳子龍的卷子被其棄之不顧。待主考周延儒建議朝廷重新檢閱被廢黜考生試卷，陳子龍的答卷才重新入圍，且得到考官文安之、倪元璐的賞識。周延儒也想要把他提拔到優秀等級，孰料陳子龍卷子存在塗抹（或被認為有作弊的嫌疑），周延儒害怕被溫體仁借機攻訐，於是放棄錄取。

崇禎六年（1633）六月，內閣首輔周延儒致仕，溫體仁繼為首輔，其以排除異己為能事。同年十一月八日，徐光啟逝世于京師，由於其家人遠在上海原籍，來京活動的陳子龍便負責為其含殮。

崇禎八年（1635）春，陳子龍與柳如是結為夫妻， 二人常與松江府名流遊宴。當時國事日漸危急，陳柳二人頗多倡和，家國情愁交織。後來雖然兩人被迫分離，但相互之間這份情感不減。期間，陳子龍還得到徐光啟《農政全書》手稿，並呈交松江知府方岳貢。或許是放不下心，在途經蘇州時，陳子龍遇到應天巡撫張國維帶兵北征，又呈交其所謄錄的徐光啟《農政全書》稿本。

崇禎十年（1637）春，陳子龍第三次參加會試，中進士。殿試時，陳子龍位列三甲。然陳子龍在京師待選時，卻身陷黨社之爭。其後，他的仕途一直跌宕。

在京期間，陳子龍居住何處早已成謎，從目前的史料文獻看，清代中葉以後的名人在京師寓居地相對清晰（但其中的大多數也無從搜尋具體位置，只能囫圇得知其所居的街巷衚同），而清代中葉以前的名人十有八九連街巷等資訊也皆無，陳子龍便是其中之一。

存亡之際，陳子龍發現兵部只有他一個人

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破京師，崇禎帝自縊身亡，大明王朝走向落幕。未久，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監國，不久即稱帝。而陳子龍則以崇禎時授的兵科給事中職務任職，奉命巡視南京軍營。就任後，陳子龍發現兵部只有他一個人。儘管如此，陳子龍于為官的50多天裏，還是上書朝廷30多次，提出大量有價值的建議。只是弘光帝沉溺酒色，但求偏安一隅。朝中權臣馬士英、阮大鋮等人又大肆排擠陳子龍，使其不得不離京避禍。就在陳子龍歸隱之後，清軍迅速南下，滅掉了弘光政權。

此後，陳子龍設明太祖像誓師起義，原明兩廣總督沈猶龍稱總督兵部尚書，陳子龍稱監軍左給事中，軍號“振武”。不過兩個月，清軍攻陷松江城，沈猶龍等皆陣亡。陳子龍在城西遇清兵，得逃脫，攜家走昆山。

弘光元年（1645）六月，魯王朱以海監國于紹興。閏六月，唐王朱聿鍵也稱號于福州。魯王命陳子龍為兵部尚書，節制七省軍漕，而唐王授其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

陳子龍去世時年僅40歲，因規勸黃斌卿反正之事敗露，投水殉國。

儘管政治生涯多舛，但作為晚明復社的重要成員，陳子龍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還是值得一提的。別個不説，單單為徐光啟送葬，併為其完成《農政全書》，便可被載入史冊。此外，陳子龍與柳如是之間的互動，也被史學大家陳寅恪記入《柳如是別傳》。甚至有學者推測，曹雪芹所著《紅樓夢》之名，也得自陳子龍的詩句“始知昨夜紅樓夢，身在桃花萬樹中”。然這兩者究竟有何關聯，就不好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