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家風傳承

作者：徐昌盛（山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陶淵明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詩人之一，而且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標誌性人物。他創作了眾多膾炙人口的詩歌，營造了平淡自然的藝術至境，並且以清高耿介的人格和恬淡玄遠的志趣，為後人構築了一方純潔自由的精神家園。陶淵明超凡的人生境界，是傳承父母兩個家族重視勞動、崇尚閱讀、砥礪道德等優秀家風的結果。

宋代李公麟《畫歸去來辭》（局部） 資料圖片

勤務稼穡的家族傳承

陶淵明的勞動情結主要來自父親家族。陶淵明祖上屬於門第低賤的寒門庶族。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的父親陶丹“貧賤”，後來出仕東吳，憑藉軍功受封揚武將軍。但陶侃出生不久，父親就去世了，家裏經濟不免困難，因此早年過著孤貧的生活。陶侃生活在漢族和溪族雜居的地方，氣質習慣接近少數民族，史書記載他“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晉書·陶侃傳》）。陶侃儘管少小酷貧，但懷抱大志，吳國滅亡後，他北上洛陽，與張華、顧榮等名士有過交往。兩晉之際，國家多難，內亂相尋，陶侃因緣際會，屢立軍功，一度掌管荊、雍、益、梁、交、廣、寧七州的軍事，做過長江上游軍事重鎮荊州的主官，官至太尉、爵封長沙郡公，功業顯赫、地位尊崇，成為足以與王導相抗衡的風雲人物。

陶侃是陶家振興的功臣，陶淵明深為曾祖父的成就而自豪，他在《命子》詩中深情地回憶道：“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謂晉室中興以來，長沙公陶侃的功勳與德行獲得了世人的讚賞，於是皇帝命他掌管南方的軍權。東晉建都建康，荊州與揚州一樣，不僅是經濟文化的腹地，而且是抗衡北方政權的前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陶侃在任上“勤務稼穡”，親自參加農業生産，所轄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世説新語》劉孝標注引《晉陽秋》）。陶侃重視勞動、參加勞動的結果必然是府庫充盈，既滿足了軍需，又提高了士氣，故能取得輝煌的戰績。陶侃常對人説：“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晉陽秋》）聖人大禹尚且珍惜每寸光陰，凡夫俗子至少應該珍惜每分光陰，活著對當世無用，死後默默無聞，是自甘墮落啊！陶淵明自述少壯時代“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又説“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雜詩》其五）、“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雜詩》其二），他的建功立業的猛志和時不我待的緊迫，顯然是遵從了曾祖的教誨。至於田園躬耕的實踐，更是曾祖理念的異代傳承。

然而陶侃死後，諸子之間爭權奪利，導致家族衰落。陶淵明的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命子》説“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謂陶茂能堅守儒家道德，以正直嚴明聞名朝廷內外，以善舉惠政和悅全郡百姓。陶淵明的父親姓名已難確知，有人説叫陶逸，其官職也不清楚，很可能未曾出仕，就早早地去世了。《命子》説“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茲慍喜”，陶淵明的父親為人恬淡而無心世事，頗有隱士的風度。父親的去世使早年陶淵明陷入經濟窘境，陶淵明自稱“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與子儼等疏》），臨終前撰《自祭文》回憶説：“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生活的艱難迫使他不得不親自參加農業生産。他接著説“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乃育乃繁”，年復一年耕地播種，欣喜地看到莊稼滋生繁衍。陶淵明的勞動熱情和歸耕選擇無疑與早年農業生産的切身經驗密切相關。

陶淵明從事勞動固然是為滿足生活的需要，但他也從中領悟了上古隱士的趣味，收穫了深刻的人生哲學。《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旱稻》説：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

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

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

盥濯息檐下，鬥酒散襟顏。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

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衣食是人生的前提，如果不進行農業生産謀劃衣食，光顧著追求安逸的生活，基本的生存保障尚且不能維持，更遑論領悟大道了。“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從開春就下田從事耕種，年終差不多有了可觀的收成。實際的意思是只要努力耕種，就必然有所收穫，蘊含著“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的欣慰之情。“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早晨出去辛勤地勞作，太陽下山扛著農具回家，農家的辛苦不言而喻。“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山中自然比平原冷得更早，霜露也比平原下得更多。前述四句寫耕種的辛苦，與“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歸園田居》其三）相似，只有從事過農業生産，才會有切身的體會。“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田家種地誠然非常辛苦，但衣食是生存的根本，難以逃離這種辛苦。“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身體四肢誠然疲勞，好在沒有飛來橫禍的擔心。“異患”指人生本不必有的禍患。陶淵明生存的時代，政治黑暗，戰亂頻仍，權臣如走馬燈似的更疊，然而他們皆不過煊赫一時，終不免死於非命。因此只有遠離官場的爭鬥，才是養真保命的根本。“盥濯息檐下，鬥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勞累了一天回來，在屋檐下洗完手腳，一邊休息，一邊飲酒，就覺得舒心暢快，無比愜意了。此時此刻，忽然覺得自己與遠隔千年的長沮、桀溺的心思遙遙相通，也就是説，剎那間體會到了長沮、桀溺隱居躬耕的旨趣。“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但願長久地過著這種安靜祥和、自得其樂的生活，縱然耕種非常辛苦，也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因為在農村的耕種生活中，既避免了政治上的傾軋而免遇橫禍，又能跟上古的著名隱士心意相通，那點勞作的辛苦，相比之下，又能算得了什麼呢！

陶淵明對人生真諦的認識，是在堅持不懈地親自參加生産勞動的過程中逐漸深化的。當他辭官初歸田園時，體會到“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的自由和快樂，充滿詩意地吟咏“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歸園田居》其三）、“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歸園田居》其五）的新生活。在勞動的過程中，陶淵明與農民建立了溫馨融洽的感情，並且擁有了共同的話題：“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歸園田居》其二）在經歷了辛勤的耕作後，陶淵明漸漸體會到農家勞作的辛苦和無奈，也使他更加真切地體會到以勤勞為先、以衣食為端，方能返璞歸真的人生道理。

崇學尚德的外家風範

陶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蕭統《陶淵明傳》），但他的父親家族以軍功著名，本不以文化聞世，陶淵明的讀書興趣主要受到了母親家族的影響。陶淵明少年時已經培養起讀書的興趣，自稱“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與子儼等疏》），他尤其愛好儒家經典，説“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十六），“師聖人之遺書”（《感士不遇賦》），與外家孟氏的學風一致。

《陶淵明集》（宋刻遞修本） 國家圖書館藏

陶淵明的外祖父孟嘉是東晉“名冠州裏，聲流京師”（《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的“盛德人”（《晉書·孟嘉傳》）。孟氏是武昌望族，世代以德行著稱。孟嘉的曾祖父孟宗，曾任吳國的司空，後來為了避吳末帝孫皓（字元宗）的諱，改名叫孟仁。孟宗的母親教子有方，孟宗少時去南陽跟從李肅學習，母親為他準備了厚褥大被，孟宗不解，母親説“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吳錄》），幫助他接濟同學以增友於之情。孟宗以孝著名，傳説孟宗母親病重想吃竹筍，時值冬天，孟宗無法獲得，只好在竹林裏抱竹而哭，孝心感動了天地，竹筍破土而出，這就是“二十四孝”中“哭竹生筍”。孟嘉也很孝順母親、友於兄弟，他少時失父，與母親和二弟同住，做到“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呈現出溫馨和睦的人倫之樂。孟嘉既有名士風度，又擅長文學，與許詢、孫盛等名士勝流都有交往，深受庾亮、桓溫等名門望族的賞識。孟嘉娶了陶侃的第十個女兒，陶淵明的外婆就是他的祖姑母。

孟嘉的弟弟孟陋，少時正直而高尚，不以布衣蔬食為意，唯專心讀書，一生未曾出仕，既不討論政治，又不留心交遊。他為人極為孝順，母親去世，因哀傷過度而瘦骨嶙峋，甚至有死亡之虞。他擅長“三禮”之學，又註釋《論語》，學問堪為一代宗師。時人讚賞其人品，又稱歎其學問，覺得不宜隱居山野，故推薦給權勢煊赫的桓溫。桓溫自忖此等高士，宗室會稽王司馬昱權傾朝野，尚且不能邀致，更遑論自己了。孟陋在士林中聲望很高，據説京城顯貴們想一睹他的風采，謊稱在京任職的孟嘉病重，孟陋聞訊急急忙忙地晉京，顯貴們看到他後，無不讚嘆，甚至説孟嘉有這樣的弟弟接續他的德業，縱然真的死去又有何妨！

陶淵明繼承了孟嘉、孟陋兄弟的道德遺風，樹立起高尚的道德情操。陶淵明出任彭澤令八十天后選擇辭官歸隱。《宋書·陶潛傳》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郡統轄縣，督郵相當於監察官，考察地方上的政治得失利弊，檢查地方治理成績，掌握著很大的權力。陶淵明作為縣令，當然應該衣冠整齊地接待，但陶淵明不願意向那些學問道德不好的人卑躬屈膝，於是挂印解職。檀道濟是江州刺史，屬於稱霸一方的封疆大吏。陶淵明因為“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晉書·陶潛傳》），長期營養不良，貧病交加，已經纏綿病榻有日了。檀道濟探望他，勸導道：“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淵明答道：“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南史·陶潛傳》）檀道濟同情他的處境，以生當文明之世勉勵他出來做官，陶淵明以自謙式的口吻回絕了他。檀道濟知道無法説服他，於是“饋以粱肉”，但病餓多日的陶淵明並不接受，毅然揮去。陶淵明對污濁的社會現實已經失望透頂，表達了絕不合作的斷然態度，自然不會同意檀道濟那樣春風得意的人所渲染的“文明之世”。

陶淵明將勞動與讀書結合起來，他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讀山海經》其一），語氣中分明傳遞著亦耕亦讀的快樂，詩人在勞動之餘仍然不廢讀書，説明始終保持讀書的習慣。詩中又説“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可見陶淵明的讀書是自由而隨意的，故能享受閱讀的樂趣。陶淵明説“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贈羊長史》），古人的書籍正是詩人思接千載的主要媒介。陶淵明之所以能夠感受到“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正是因為讀書，使他在勞動中能體會到古代隱士高人的樂趣。陶淵明還自稱“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傳》），他的讀書不拘泥于文字的訓解，而是從崇尚自然的觀點出發，融會書中的意思，來豐富自己的思想。

陶淵明既不把讀書看作清言玄談的資本，又不當成安身立命的事業，而是作為人生的樂趣。正是沒有世俗功利的侵擾，陶淵明能夠收穫比常人更多的閱讀體驗。陶淵明的讀書是最純粹的讀書，《論語》説“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荀子》説“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所謂“為己之學”就是提高自身修養的學問，是身體力行的踐行道德，而“為人之學”不過將學問視為獲得功名利祿的工具而已。

陶淵明是魏晉自然主義的傑出代表，其思想核心是崇尚自然。陶淵明説“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歸去來兮辭》），“矯厲”即矯揉造作，是自然的反面；又説“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陶淵明的自然是返歸和保持自己本來的、未經世俗異化的、天真的性情，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然而然地生活，不抵觸名教，不倡導養生求仙、長生不老，不受外界的束縛干擾，與大自然融為一體。他的自然觀念也受到了外祖父孟嘉的影響，孟嘉也將自然奉作審美的極致。在回答為什麼説“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時，他説“漸近自然”（《晉書·孟嘉傳》）。

溫馨和睦的家庭氣氛

陶淵明的家庭溫馨和睦，他有一個“志趣亦同”的妻子。

明代張鵬《淵明醉歸圖》 資料圖片

翟氏是陶淵明的第二個妻子。陶淵明曾回憶説“始室喪其偏”（《示龐主簿鄧治中》）。據《禮記·內則》“三十而有室”可知“始室”指三十歲。陶淵明三十歲的時候，結發之妻不幸去世，翟氏是陶淵明的續弦。蕭統《陶淵明傳》説“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南史·陶潛傳》亦説她“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于前，妻鋤于後”。翟氏與陶淵明志同道合，皆能不慕榮利、安於勞苦。元代王質撰《栗裏年譜》認為翟氏出身崇尚隱逸的豫章名族潯陽翟氏，這是極有可能的。陶淵明能夠在困難之時毅然拒絕饋贈和做官的機會，且皆能得行其意，沒有妻子的支援，是難以想像的。

陶淵明對待孩子平和寬厚。陶淵明以博學好讀書著稱，但他的孩子們似乎未能繼承他的優良基因。《責子》詩云：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天運茍如此，且進杯中物。

長子阿舒十六歲，十分懶惰；次子阿宣到了十五歲，無心文術；三子阿雍、四子阿端已經十三歲，還不能認字和算術；幼子阿通近九歲，只曉得覓食。五個兒子似乎不甚長進，陶淵明的無可奈何溢於言表，但也絕無慍怒之意。這首詩頗有遊戲的況味，我們從中看到了陶淵明的風趣和慈祥，感受到其順乎自然的為人處世觀念。

陶淵明年輕的時候曾經對孩子們寄予了殷切的厚望。《命子》詩是陶淵明二十七歲左右的時候初得長子時所作。詩中説“三千之罪，無後為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心心唸唸的兒子終於呱呱墜地，喜悅之情躍然紙上。陶淵明特意選擇典雅的四言詩，模倣《詩經》的雅頌體，表達期待孩子繼承和復興家業的莊重態度。《命子》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向剛出生的兒子介紹家族的輝煌歷史，讚揚自唐堯以來功勳卓著的先祖，其中述陶侃、陶茂和其父的功業品德部分已見前文。第二部分是感嘆自己盛年不再，無法企及先輩的成就，將成才的殷切期望寄託在兒子身上。他特意選擇吉日良時給長子取名叫陶儼，“儼，敬也”（《爾雅·釋詁》），又取字為求思，來自《禮記·曲禮》的“儼若思”，鄭玄注謂“人之坐思，貌必儼然”。據“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句可知，思亦指孔伋（字子思），求思即以子思為追求對象，因為孔子的嫡孫子思傳承和發揚了孔子的學問。陶淵明希望長子能培養“溫恭”的性格，以子思為榜樣來豐富自己的學識，規範自己的德行。陶淵明固然希望子儼“夙興夜寐，願爾斯才”，但也説“爾之不才，亦已焉哉”，表達了樂天知命的平和態度。

陶淵明在“年過五十”的時候，給五個兒子修了封富有告誡意味的家書，即《與子儼等疏》。此時的陶淵明年老體衰，疾病纏身，感到死亡迫在眉睫，他説：“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然而面對死亡，陶淵明仍然一如既往地豁達，文章開篇即説：“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能獨免？”生死是人類的常態，即使聖賢也不可避免。陶淵明自謂“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而“黽勉辭世”，因為自己的性格剛直、不善逢迎而選擇辭官歸隱，結果使孩子們“幼而饑寒”，早早地承擔“柴水之勞”。陶淵明從來沒有後悔自己辭官的選擇，但是家庭的貧困讓孩子們吃盡了生活的苦頭，使他感到非常愧疚。行將就木之人別無所求，只望同父異母的五個兄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歷史上的鮑叔牙、管仲和歸生、伍舉，都是沒有血緣關係的朋友，尚且能相互幫助建立功業。漢代韓融仕至高位仍與兄弟同居，晉代汜毓七代人無怨無悔地共用財産。陶淵明希望血脈同源的孩子們能誠摯地學習前賢的優良品格，友好相處，互相扶持。陶淵明的殷殷告誡中，既繼承了孟嘉孝順萱堂、友於兄弟的光榮傳統，又吸取了陶侃死後諸子爭權奪利導致家族衰落的歷史教訓。事實證明，陶淵明的孩子們雖然未能重振祖先功業、賡續父親風雅，但也都靠誠實的勞動創造屬於自己的美好生活。

陶淵明的家訓，屬於春風化雨式的溫和告誡，並沒有板起面孔一本正經地説教，這與陶淵明詩歌的平淡自然如出一轍。陶淵明《與子儼等疏》在描繪自己自由自在的隱居讀書狀態説：“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他在閱讀時如饑似渴，高興得忘記了吃飯，如此日復一日，不知不覺發現季節已經變化。尤其是暑熱時節高臥北窗，偶遇涼風襲來，感覺無比愜意。陶淵明何以在遺囑性質的家書中對孩子們提及此事？很顯然，陶淵明踐行的是老子提倡的“不言之教”，他通過身體力行的讀書生活來給孩子們樹立榜樣、進行啟迪。

陶淵明從其家族傳承而來的勞動熱情、閱讀志趣、道德風範和陶淵明營造的和睦家風，至今仍然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