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中的修身之道

演講人：唐明燕 演講地點：復旦大學光華樓 演講時間：2024年4月

孔子既是儒學創始人，也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這裡所説的“傳統文化”指的是孔子視角下的夏商週三代禮樂文明。孔子把夏商週三代禮樂文明所蘊含的道德元素突顯出來，開創了儒家學派。在古代儒家思想中，有沒有道德是人與禽獸的根本區別，道德踐履水準的高低是君子與小人的分水嶺。孟子説“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離婁下》），人與禽獸的差別僅“幾希”。關於這“幾希”，荀子的看法是：“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王制》）人與禽獸相比也無非就是多了一個“義”，所謂“義”就是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屬於道德觀念範疇。正因為儒家把人看作是道德性的存在，所以他們主張“以德修身”。

唐明燕 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員，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孟子研究院特聘專家，長期從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的研究，主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上海市社科基金等多項課題；主持建設的課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入選國家級一流本科課程；主持建設的課程“先秦儒家哲學六講”入選國家級精品視頻公開課。

儒家對道德修養很有信心，在古代儒家視野中，道德修養這件事情完全取決於個體的選擇，《孟子·告子下》有雲：“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儒家提出了“為仁由己”“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觀點。雖然提出了“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觀點，但這也只是預示著人提升道德境界的可能性，若要把可能性變成現實性，還需要扎紮實實的努力。為此，儒家建構了一套細緻、系統的道德修養方法。在這裡，我從中擇取一些仍有較強現實意義的要點為大家作一番講解。

注重思考和反思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論語·衛靈公》）孔子説，一個人如果不知道經常問問自己“該怎麼辦啊，該怎麼辦啊”，他也不知道該拿這樣的人“怎麼辦”了。因為，一個人能夠問出“如之何，如之何”，即説明他對自身是有反思的，他在謀求突破和改變，而這正是一個人成長進步的動力。反之，如果一個人問不出“如之何”，則説明他缺乏這種自我成長的動力，而對於缺乏自我成長動力的人，孔子也不知道該怎樣去引導教育他了。

在儒家看來，思考和反思是提升道德修養和精神境界的重要方式，那麼，具體應該往哪些方向去思考和反思呢？

在《論語》中，曾子和孔子都做了提示。曾子提到了“三省”：“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三省”意為多次省察，曾子多次省察的內容是：為別人做事的時候，有沒有做到盡心盡力？與朋友交往的時候，有沒有做到誠實守信？老師教的為人處世的道理，自己有沒有去“習”？這裡的“習”指的不是簡單的復習，而是指實習、練習、演習，即落實到實踐中去。孔子則講到了“九思”：“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論語·季氏》）看東西的時候，要想想自己是否看清楚了；聽問題的時候，要問問自己是否聽明白了；待人接物的時候，要反省自己有沒有做到神色溫和、容貌恭敬；説話的時候，要想想自己所説的話是否確實可靠；做事情的時候，要問問自己是否做到了嚴肅認真；碰到疑問的時候，要反思自己有沒有去尋求真理；發怒的時候，要考慮後果；得到好處的時候，要反省自己是否該得。

人在思考和反思的過程中，很可能會發現自己有做錯的地方。畢竟我們每個人都存在局限，例如原生家庭的局限、成長經歷的局限、知識結構的局限、性格脾氣的局限等。我們帶著這些局限去想問題、做事情，最後出現過失也不足為奇，所以才有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這樣的説法。做錯了很正常，知道及時改正就可以了，正如孔子所言，“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衛靈公》），知道自己做錯了卻不改正，才是真正的過錯。

既然古代儒家思想注重思考和反思，那麼，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講的“三思而後行”，儒家是否認可呢？可能有人會給出肯定的回答，但實際上，古代儒家對此是持反對態度的。據《論語·公冶長》記載，季文子這個人“三思而後行”，孔子聽説季文子的行事風格之後，點評了一句：“再，斯可矣。”這句話的意思是，為什麼要想那麼多呢，想兩次就可以了。孔子之所以反對“三思而後行”，是因為“三思而後行”至少會産生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如果對過去的事情思慮過多，那麼便容易困于過去而難以自拔，導致無法開展新的生活或事業；另一方面，如果對即將要做的事情思慮過多，那麼便容易造成行動上的優柔寡斷。

注重環境的影響

《孟子·滕文公下》記載了孟子和戴不勝之間的一段對話。孟子問戴不勝：楚國有一個大夫，想教自己的孩子説齊國話，他應該去找一位齊國人來教呢，還是去找一位楚國人來教？戴不勝回答説，當然是找一位齊國人來教。孟子接下來説“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一個齊國人在那裏教這個小孩説齊國話，一群楚國人在旁邊起鬨，“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即使每天責打這個小孩敦促他説齊國話，他也是學不會的；反之，“引而置之莊岳之閒數年”，莊、岳指的是當時齊國都城臨淄兩條最繁忙的街道——莊街和岳裏，如果把這個小孩帶去莊街和岳裏待上幾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即便每天去責打這個小孩逼他再説回楚國話，也是無法做到了。孟子以此故事，闡述了儒學視野下環境對人生成長的意義。

山東曲阜“尼山聖境”。新華社發

關於環境的重要性，《荀子·勸學》也舉了一系列例子予以説明：南方有一種名為蒙鳩的鳥，這種鳥用自己的羽毛做巢、用自己的髮絲把巢拴起來，並“係之葦苕”，結果“風至苕折，卵破子死”，之所以出現這種悲慘的結局，並非因為鳥巢不堅固，而是因為把鳥巢係錯了地方；西方有一種名為“射幹”的樹，這種樹才四寸長，但是因為“生於高山之上”，也獲得了“臨百仞之淵”的視野，這不是因為它本身長得高，而是因為它生長對了地方；蘭槐的根本來是可以做香料的，但是如果把它泡入污濁的液體中，大家也都會離它遠遠的，“君子不近，庶人不服”，這並非因為蘭槐的根變質發臭，而是因為周圍的環境污染了它。通過這些例子，荀子給出了一個忠告：“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君子以及有志於成為君子的人，應該待在自己該待的地方，結交值得結交的人，這樣才可以離中正之道更近一些。

知行合一

《論語》開篇即講“學而時習之”，“學”是獲得“知”的重要途徑。古代儒家看重學習動機，並根據學習動機的不同，將“學”分為兩種：“君子之學”和“小人之學”。

關於二者之間的區別，《荀子·勸學》作了界定：“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君子之學”指的是人用耳朵聽到後，心上就顯現出來，然後就從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中體現出來；“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小人之學”則是指人用耳朵聽見了、通過口中賣弄出來，然而，口耳之間只有四寸長，指望通過這“四寸長”讓整體人格得到提升、美化，那是不可能的。古代儒家倡導“君子之學”，反對“小人之學”。儒家認為，一個人通過學習獲得的道德理念，如果不能內化於心中並外化為行為，那麼縱使他學到的東西再多、學得的內容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

遊客在山東曲阜“尼山聖境”參觀七十二賢廊裏的雕塑。新華社發

什麼時候才可以將學習告一段落呢？那就是將所學落實到實踐中去，即“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儒家之所以強調“知行合一”，是因為古代儒家教給人的首要內容並非書本上的知識，而是做人做事的道理。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只有通過落實到實踐中去才有意義。正如宋代大儒程頤在點評如何讀《論語》時所言：“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四書章句集注》）

在矛盾衝突中彰顯道德境界

對於大多數人來説，在波瀾不驚的日常生活中踐行道德規範或許並不是特別的難事，而在遭遇矛盾衝突時，依然能夠保持內心的操守，才能真正彰顯道德境界。在此我向大家介紹儒家對兩種常見人生衝突的應對之道。

面對義與利的衝突，古代儒家的態度毫無疑問是“重義輕利”，例如，孔子講過“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裏仁》）。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古代儒家思想中的“重義輕利”，是以義、利發生衝突為前提的。如果前提發生變化，義、利之間不衝突，儒家思想則對獲得利益持認可的態度。孔子説：“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孔子認為，當國家政治清明之際，一個人始終窮困潦倒，這是恥辱的；反之，當國家黑暗無道之際，一個人卻能富貴發達，這也是恥辱的。可見，孔子對於“重義輕利”的關注點不在貧窮或者富貴本身，而在於因何而貧賤、因何而富貴。對此，孟子也有類似的看法，據《孟子·公孫醜下》記載，孟子的學生公孫醜問孟子“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孟子明確回答説“非也”。在孟子看來，如果不符合道義，哪怕是一頓飯也不應接受；而如果符合道義，舜受堯所禪讓的天下也可以接受，“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孟子·滕文公下》）。總之，“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孟子·盡心上》），“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荀子·不茍》），以“義”為旨歸，將“利”統一到“義”的旗幟下，這是古代儒家處理義利關係的基本價值取向。

除了義利衝突之外，古代儒家也關注人的內心期許與外界評價之間的衝突。

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荀子》。資料圖片

《論語》開篇即説：“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有朋自遠方來”確實是一件讓人開心的事情，説明有人認可自己、有志同道合的人。但是如果沒有呢？孔子認為，仍然應該做到“人不知，而不慍”（《論語·學而》），即別人不理解“我”，“我”卻不惱怒。此言並非孔子不在意外界評價，他曾經説：“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即君子最擔心的就是終其一生也未能獲得為後世所稱道的名聲。既然如此，為何孔子還能提出“人不知而不慍”的觀點呢？因為孔子所追求的並非一時之名聲，而是基於個人真實價值的長遠的社會評價。對此，孔子有信心，孔子認為如果一個人的素質足夠優秀，那麼被外界了解、認可是遲早的事。例如，孔子曾講：“犁牛之子骍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論語·雍也》）這句話中的“犁牛之子”，指的是耕地的牛所生的小牛，小牛儘管出身並不高貴，但是自身素質卻非常好，長著赤色的毛、整齊的角。孔子認為，即使有人因為小牛的出身並不高貴而不想用它祭祀山川之神，但是山川之神難道會捨棄它嗎？言外之意是這頭小牛自身素質如此出眾，山川之神是不會捨棄它的。基於這樣的認知，孔子把對外界評價的關注轉化為對自身素質的關注，孔子説：“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論語·裏仁》）即人無須擔心自己沒有職位，而應該擔心自己的才能是否配得上這個職位；無須擔心別人不了解、不認可自己，而應該去追求獲得值得別人認可的本領。

古代儒家看重外界評價，但又不執著于外界評價。儒家先哲認識到，外界評價儘管很重要，但終歸也只是一種“説法”，這種説法未必客觀，“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孟子·離婁上》）。孟子講“我四十不動心”（《孟子·公孫醜上》），“不動心”指的是內心擁有定力，不因外界毀譽而受到干擾，“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孟子·盡心上》），無論別人是否認可，都能做到自得其樂。“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如果獲得了認可、獲得了施展抱負的機會，那就帶領更多人去追求仁義，如果得不到認可、沒有施展才華的機會，那就做好自己。這正是儒家思想的可貴之處。

對於自身實際情況與外界評價之間的關係，古代儒家有清醒的認識。例如，荀子説：“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污；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荀子·非十二子》）在這段話中，荀子對君子能掌控的事情和不能掌控的事情作了區分：士君子能值得別人尊重，但是卻沒有辦法要求別人一定尊重自己；士君子能值得別人信任，但是卻沒有辦法要求別人一定信任自己；士君子能值得君主任用，但是卻沒有辦法要求君主一定任用自己。君子以自己修養不夠為羞恥，不以被人侮辱為羞恥；君子以不值得別人信任為羞恥，不以不被別人信任為羞恥；君子以自己沒有能力為羞恥，不以不被任用為羞恥。不被榮譽所誘惑，不因誹謗而恐懼，堅持做自己該做的事情，這就是真正的君子。“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荀子·議兵》），做事做到無悔就夠了，至於最終結果如何、外界是否認可，就不必過於苛求了。

以上觀點代表了儒家面對外界評價時的基本價值取向，其既積極進取、務實理性，又豁達通透，可謂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理念。

“中庸”的道德選擇策略

大千世界千變萬化，新事物、新狀況層出不窮，當面臨道德選擇的兩難之境時，儒學的處理策略是“中庸之道”。

“中庸”在如今人們的理解中，往往被視為折中主義、不講原則、不走極端。“中庸”之所以受到這種誤讀，我認為可能與孔子對“中庸”的一個表述有關——孔子曾説“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禮記·中庸》）。但是，此處的“中”並非“中間”之“中”，而是“恰到好處”之意。朱熹對“執兩用中”的注解是“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中庸章句集注》）,“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朱子語類》）。

荀子像郵票。資料圖片

為了達成恰到好處的中庸境界，儒家思想認為須掌握為人處世的精髓——時中，“時”可以引申為“機遇”“時機”等意，“時中”意味著人要根據不斷變化的客觀情況靈活處理問題、審時度勢，相“時”而動、隨“時”而中，避免機械化和教條化。孔子曾把自己同伯夷、伊尹、柳下惠等逸民作比較，這些人都是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獲得大家普遍認可的、品性高潔之人。孔子認為自己和這些人不一樣，他説：“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對於孔子的這一自我評價，孟子評論説：“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孟子·萬章下》）孟子認為孔子最為高明，因為孔子做到了“無可無不可”，堪稱聖人中的識時務者。“無可無不可”並非隨心所欲、不講原則，而是始終以不變的道義作參照和支撐，即“義之與比”。

《論語·先進》記載了一段孔子與學生的對話，可作為孔子“無可無不可”但是又“義之與比”的典型例證：子路問孔子：“聽到一件合於義理的事，就立刻去做嗎？”孔子回答説：“父親和兄長還健在，怎能不先請教他們就去做呢？”過了一段時間，冉有又問了孔子同樣的問題，結果孔子回答説，立刻去做吧。在孔子回答這兩位學生時，另外一位學生公西華一直都在近側。於是公西華很疑惑，不明白為什麼前後面對同樣的問題時孔子卻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孔子解釋説：“冉有性格優柔寡斷，所以我要鼓勵一下他；而子路行事魯莽，所以我就節制一下他。”針對不同特點的學生，孔子給出了同一問題的不同答案，這就是孔子提出的“無可無不可”，這個“無可無不可”背後有始終堅守的原則，那就是要給學生最佳指導。可見，儒家的“時中”雖然倡導靈活變通，但絕不是支援人去當墻頭草。

“時中”的過程，用儒家思想中的另一概念來表述就是“權”的過程，“權”即權變、權衡。各種道德規範有輕重緩急之分，有時還會産生衝突，這時必鬚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權衡和選擇。《孟子·離婁上》記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淳于髡問孟子“男女授受不親”是否是“禮”的要求，孟子給出了肯定的回答，淳于髡接著問“嫂溺，則援之以手乎？”孟子説：“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認為，在“嫂溺”的危急時刻，必須對“男女授受不親”做出權變，如果為了抱守“禮”而見死不救，那麼雖然表面上維護了“禮”，但實際上卻背離了“禮”的實質即“仁義”。

總之，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以客觀事物的複雜性、多樣性和多變性為基礎，它體現的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的理念，這是中華先哲的辯證思維，閃耀著理性認知的光輝。

（本講座文稿係“深入領會‘第二個結合’”理論宣講內容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