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撰作《仲尼篇》時所據孔門語錄及其與安大簡《仲尼曰》的關係

作者：賈海生（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暨馬一浮書院教授）

將安徽大學所藏戰國竹簡《仲尼曰》與《荀子》聯繫起來，尤其與《荀子》中的《仲尼篇》合觀對讀，相互參證，不難體悟到《仲尼篇》當是荀子從其研習的一種孔門語錄輯本中引出中心議題並展開論述的名文，而其所習所據的孔門語錄輯本與《仲尼曰》在內容、形態等方面完全相同；內容、形態與《仲尼曰》完全相同的那種孔門語錄輯本曾在社會上廣泛傳抄，不僅荀子等人曾用心研習過，而且楚人還用其獨特的文字書寫風格抄錄下來並傳入楚地；楚人所抄所傳之本即重見天日的安大簡《仲尼曰》，而荀子曾經研習過的那種孔門語錄輯本卻隨著《論語》的廣泛流行而永遠地消失在了歷史的長河之中。

《漢書·藝文志》雲：“《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依此而推，《論語》成書之前曾有多種弟子所記孔門語錄流傳於世。實際上，即使《論語》成書之後，以前流傳的各種弟子所記孔門語錄也並沒有立刻從人間消失而仍在不斷地流傳。

《左傳·哀公十六年》所錄《春秋》雲“夏四月己醜，孔丘卒”，此年為西元前479年。荀子的生卒年，各種文獻沒有明確的記載而諸家的推測迄無定論。根據錢穆《先秦諸子係年》的推斷，荀子的生卒年約為西元前340年至西元前245年。荀子生活在戰國晚期，距離孔子之卒已有百年之久，既沒有親聆過孔子之教，也沒有與七十高弟、三千弟子並世相處。因此，荀子評論孔門的言行，抽繹孔門的精神，暢言自己的議論，只能依賴孔門弟子纂輯的孔門語錄。

荀子撰作《仲尼篇》時，概括孔門的言行而引出的中心議題就出自歷史上曾經流行過的一種孔門語錄輯本。因安大簡《仲尼曰》與荀子《仲尼篇》可以相互關聯的因素表現在各個方面而《仲尼曰》與荀子所習孔門語錄輯本又同源異流，固可將《仲尼曰》等同於荀子所習孔門語錄輯本以便於表述。

安大簡《仲尼曰》共有十三支完簡，記載了仲尼的二十五條言論，其中有二十四條皆以“仲尼曰”為每一條言論的標識而語末又施以墨點，每一條言論並不獨佔一簡而是連續書寫；另有一條則是仲尼回答季康子之問的答語，略具語境而知仲尼因何而言。《仲尼曰》所記精言萃語雖然都冠以“仲尼曰”云云，卻未必皆是孔子的言論，有些可能是弟子的言論而被指定為仲尼之語，可見《仲尼曰》所記孔門語錄有不同的層次，底層當出於孔子之口而為七十高弟、三千弟子所記，附益在底層之上的言語或是再傳、三傳弟子的言論而被有意無意地屬諸孔子。無論《仲尼曰》所記孔門語錄是否皆出於孔子之口，都反映了孔門一貫的思想觀念，因而是孔門相傳的語錄輯本。

荀子《仲尼篇》開篇提出的中心議題是“仲尼之門（門下原有人字，據王念孫説刪），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下文又一次提出中心議題，據以發表前文未盡的議論。楊倞注雲：“伯讀為霸。”根據《荀子·王霸篇》的説明，五霸指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闔閭、越勾踐五人。《仲尼篇》在第一次提出仲尼之門為何羞于稱道五霸的議題後，便以五霸中的齊桓公為例，先列舉其人內行、外事不齒於人的事跡，繼而又言其人既然不足以稱道于君子之門，不亡而霸的原因在於托國于管仲而使其處於權力富貴之巔以保證其盡忠盡責。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對膠西王》一文中，釋孔門羞稱五霸的原因是“詐以成功，茍為而已”。荀子論仲尼之門羞稱五霸而以五尺豎子為例，其意在於表明仲尼門內連五尺豎子都羞于稱道五霸，更何況門內受業的弟子，主旨在於強調羞稱五霸是自孔子以來弟子始終奉行的準則。

荀子在《仲尼篇》中之所以斷定仲尼之門羞于稱道五霸，就是因為其所據以談論孔門思想觀念的語錄輯本中不見五霸之名。以安大簡《仲尼曰》結合整理者的釋讀而言，仲尼之語共涉及史魚、堯、禹、顏回、端木賜、晏平仲、管仲、季康子、伯夷、叔齊十位人物而不見五霸中的任何一位，所以《仲尼篇》才有“仲尼之門，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的判斷；《仲尼曰》中有一條仲尼曰“管仲善善哉！老訖”的語錄，《仲尼篇》所言管仲富貴無敵的情形就來自仲尼對管仲的評論，雖然仲尼之語稍顯隱晦，仍能觀察到《仲尼篇》與仲尼之語的內在聯繫。凡此《仲尼曰》與《仲尼篇》可以相互關聯、相互對應的內容，都足以證明《仲尼篇》的論説根植于一種內容全同於《仲尼曰》的語錄輯本。

《仲尼篇》所言仲尼之門羞稱五霸的議題，雖然可以得到安大簡《仲尼曰》的驗證，《論語》卻提供了相反的證據。《憲問》雲：“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處所錄孔子之語不僅涉及五霸中的晉文公、齊桓公，而且還對二人作出了“正”與“譎”的價值判斷，顯然不是“羞稱乎五伯”的表現。因此，荀子撰作《仲尼篇》時，若是以《論語》為據，斷然不會提出“仲尼之門，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的議題，亦可證《仲尼篇》所據孔門語錄決不是《論語》而是一種內容全同於《仲尼曰》的語錄輯本。

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孟子·梁惠王上》記孟子答齊宣王之問所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與《仲尼篇》的中心議題可以相提並論，都在於表明仲尼之門不屑于言談五霸，差別僅在於語意有溫和與激烈之分。孟子的“仲尼之徒”與荀子的“仲尼之門”旨意相同，都在於回避直接指稱孔子而已。若孟子對孔門言行的概括亦是根植于當時流行的孔門語錄輯本，透露了其所研習的孔門語錄輯本與荀子所習孔門語錄輯本、安大簡《仲尼曰》的內容完全相同，文中皆不見五霸之名，否則無從得出仲尼之徒不談論齊桓公、晉文公之事的判斷。荀子曾言辭激烈地批評過孟子，認為其人“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説，閉約而無解”，見其所著《非十二子篇》，但對仲尼之門恥于談論五霸的判斷卻與孟子如出一轍，假如不是偶然的巧合，只能説明二人如出一轍的認知有共同的根源。若歷史事實果然如此，似可推斷荀子研習的孔門語錄輯本曾在社會上廣泛、持久地流傳過，孟子亦曾寓目並據以概括出了仲尼之徒不談論齊桓公、晉文公之事的判斷。

荀子隆禮，強調以禮化性，不僅撰作《禮論篇》以明其隆禮之良苦用心，而且還在其他篇章中反覆強調禮之化人之性的功用。郭沫若在其《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一文中，考察了“禮”字在《荀子》一書中的分佈，關注到了《荀子》一書中出自荀子之手的二十六篇文章皆有“禮”字而唯獨其中的《仲尼篇》不見“禮”字的現象。實際上，以安大簡《仲尼曰》中既不見“禮”字亦無論禮之語的現象為參證，可以斷定《仲尼篇》之所以既不見“禮”字也沒有論禮的內容，並不表明隆禮非荀子一貫的主張，而是因為荀子據以撰作《仲尼篇》的孔門語錄輯本中既不見“禮”字亦無論禮之語，沒有據以引申發揮的根據，於是《仲尼篇》就呈現出了不見“禮”字的獨特現象。

荀子撰作《仲尼篇》時，以當時流行的一種文中皆言“仲尼曰”云云、篇末署“仲尼之耑語”而不見孔子之稱的語錄輯本為據，於是就順其以仲尼指稱孔子的行文特點，引出了“仲尼之門”如何如何的中心議題。假如荀子所習語錄中既有仲尼之稱亦見孔子之稱，則其撰作《仲尼篇》時或許會言“孔子之門”如何如何。因此，荀子在其文中僅言“仲尼之門”而不言“孔子之門”，顯然是其所習語錄的行文特點滲透進來的結果。安大簡《仲尼曰》呈現出來的現象恰是僅見仲尼之稱而不見孔子之稱，也可證荀子研習的孔門語錄輯本在內容與形態上與安大簡《仲尼曰》完全相同。

再就《仲尼篇》一文的遣詞造句而言，似乎也能觀察到荀子所習孔門語錄輯本對其撰作《仲尼篇》的影響。如《仲尼篇》中的“審勞佚”一語，或是受《仲尼曰》所言“君子之擇人勞，其用之逸；小人之擇人逸，其用之勞”的影響而概括出來的語句。再如《仲尼曰》中有“韋，汝幸”“賜，汝不幸”之語，《仲尼篇》中的“非幸也，數也”似亦是承襲孔門語錄中既有的語句而成文。

綜合上文所論，將安大簡《仲尼曰》與荀子所作《仲尼篇》聯繫起來，《仲尼曰》的重要價值已昭然若揭，不僅可據以窺探到荀子曾經研習過的一種孔門語錄輯本實際上並未失傳，內容與形態都完整地呈現在安大簡《仲尼曰》之中，而且還可據以得知《仲尼篇》對孔門言行的概括來源於荀子所研習的一種孔門語錄輯本而非《論語》。因為據《論語》所記孔門言論探討《仲尼篇》的思想依據，顯而易見的衝突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研究荀子的思想，探討其思想根源，不可忽視安大簡《仲尼曰》，否則難以得出有據可依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