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老之學領略“實事求是”的精神意蘊

作者：李秀男（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後）

提到“黃老”，我們往往聯想到漢初的“無為而治”。其實黃老之學是一門與現實緊密結合的學問，在不同的時代曾經煥發出不同的精神力量。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指》曾經這樣評論黃老之術，“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黃老之學融合了儒家、墨家、名家、法家等各個學派的理論，其最重要的特徵就是“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用我們今天的話説，就是“實事求是”。正是因為黃老之學總是從現實出發去思考問題，所以“無所不宜”，無論是在戰亂頻仍的先秦時期，還是天下初定的漢初時期，黃老之學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為一代代君主提供了平定天下與治理國家的政治智慧。

黃老思想發源於戰事紛紜的春秋戰國時代，這一時期各國的統治者都迫切地渴望統一天下，諸子理論中也不乏對稱王天下之術的探討。在黃老學相關的文獻中，我們也可以找到這種思潮的痕跡。20世紀70年代出土的馬王堆漢墓帛書中，有一部文獻根據唐蘭先生等多位前輩學者的多番考證，是戰國時期的黃老文獻《黃帝四經》。其中《經法·六分》篇有“不知王術，不王天下”，可見《黃帝四經》是有意識地探索統一天下的方法的。例如《經法·六分》中出現了大量對稱王之道的探討，“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地焉，有人焉”，“王天下者有玄德”，“王天下者，輕縣國而重士，故國重而身安；賤財而貴有智，故功得而財生；賤身而貴有道，故身貴而令行”。針對當時的社會情況，黃老思想提出了非常進步的政治理念，君主想要稱王天下，必須重視天時、地利、人和，而這又要求君主具備高尚的德行，超然于一己得失之外，對有理想、有智慧、有道德的賢才給予極大的尊重。如何儘早地實現天下一統，這是春秋戰國的時代命題，面對這個命題，黃老之學提出了非常積極的政治理論。

此外，戰國時期黃老思想還具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非常重視戰爭和兵學理論的建構。《黃帝四經·經法·君正》篇中有“因天之生也以養生，謂之文；因天之殺也以伐死，謂之武。文武並行，則天下從矣。”由此可知，黃老道家提倡文武並行，德刑並舉，將“養生”與“伐死”共同作為國家政治職能的重要體現。紛爭頻仍的春秋戰國時期，想要稱王天下，不僅要懂得治理國家的方法，還要有贏得戰爭的高級智慧。因而當我們回顧早期的黃老思想，甚至能發現其與兵家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黃帝四經》的《十六經》，借助黃帝討伐蚩尤的故事，傳遞出一統天下的政治抱負。《十六經·五正》所説的“夫作爭者兇，不爭者亦無成功”，直截了當地表示出了對戰爭的重視與強調。《十六經》還蘊含著極為豐富的兵學理論，比如特別重視對戰爭時機的把握，我們所熟悉的“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就出自《十六經·兵容》中，就是説如果沒有把握好時機取得勝利反而會留下後顧之憂。《十六經》反對主動發起不正義的戰爭，反對爭先、驕縱的“雄節”，堅守處後、謙卑的雌節，《十六經·順道》中所説的“守弱節而堅之，胥雄節之窮而因之”，就是以謙卑的姿態等待驕橫恣肆者走向窮途末路，而給予其致命一擊，這樣既可以贏得道義上的勝利，也是戰爭智慧的體現。

當豐盈浩蕩的先秦典籍歷經了秦火的洗劫，無數文明化為灰燼，漢代初年重生的黃老之學卻又重新煥發出生機與活力，與戰國時期有了極大的不同。據《史記》和《漢書》的記載，漢初崇尚黃老之人甚眾：蓋公、曹參、陳平、樂巨公、田叔、竇后、王生、直不疑、鄭當時、汲黯、楊王孫、鄧章、劉德、曹羽、郎中嬰齊、黃子、司馬談等都曾學習黃老之術。從《史記》的記載中，我們可以得知漢代黃老之學的特點。《史記·曹相國世家》記載悼惠王時曹參治齊，曾問道于精通黃老之學的蓋公，“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蓋公“貴清靜而民自定”一言道出了漢初黃老之旨，統治者無為而治，民眾休養生息，曹參以清靜無為的黃老之術治齊，齊國因而大治。漢惠帝即位後，曹參繼蕭何之後成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依然按照蕭何注重休養生息的方式治理民眾，在歷史上留下了“蕭規曹隨”的佳話。對於此事，太史公評價曰：“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太史公一言，道出了漢初實行“無為而治”的原因。儘管剛剛推翻了秦的暴政，掙扎于水火之中的百姓仍舊奄奄一息。此時天下處於初定的階段，百姓們內心嚮往平靜安寧，迫切地渴望能夠安定地生活，並且極為抗拒嚴酷的制度與刑罰。在這種特殊的時代背景下，曹參採取清靜無為的治國方式，注重因時以養民生，迎合了民眾的現實需求，起到了安定民眾、穩定社會、恢復生産的作用，為隨後到來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礎。與強勢進取、重視戰爭的戰國黃老之學相比，漢代黃老理論注重休養生息，正是因為社會背景發生了變化。這説明瞭黃老之學作為一種治世目的極強的學問，是可以適應時代發展而産生變化的，可以“與時遷移，應物變化”，隨著時間、形勢、現實的變化而提出有針對性的政治方略，因而具有“實事求是”的精神意蘊。

黃老之學“實事求是”的精神意蘊，為執政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是這樣評價黃老的，“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在司馬談看來，黃老之術是以道家“虛無”的道論為理論基礎，而因順時勢來獲得發展的。在這種意義上的“虛無”就是不固執己見、不拘于常法，充分認識到事物發展的情勢與形態，以做出最佳的判斷與裁決。想要做到這一點，就要以內在精神的專一以洞悉萬事萬物的每時每刻的具體情狀，正如司馬談所説：“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如果不能安定精神，那麼連準確地認識事物都做不到，何談提供治理天下的方法呢？因此，黃老之學在道家的精神專一之法的基礎上，以體道來獲得內在光明，由之延及治身、治國、治天下，兼採百家之長，從而提供與時世相應的治國之術，這種治國之術可以隨著時間、事物、形勢的變化而變化。

道家理論往往高深浩渺，《老子》“無為而無不為”的經典治國理論，給後人留下了無數遐想的空間。儘管老子已為高明的君主指明瞭方向，但具體的治國方略，則是由其後的黃老道家所繼承並提出的。像我們今天所熟知的莊子這種遠離世俗紛擾的道家，其實是被《漢書·藝文志》稱為“放者”的，“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可見莊子著力於尋求內在精神的純粹，試圖獨以清虛之法處理治國理政之事，雖然綻放出燦爛的理想主義光芒，但是並不能完全切近實用。此時，與現實緊密結合的黃老道家，秉持道家“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的一貫主張，著眼于“道”與現實的結合，弘揚積極入世的現實精神與深切的現實關懷，以期建構可以指導統治者稱王天下的理論體系。《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還説稷下先生田駢、接子、慎到、環淵等人也“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在天下一統的大趨勢之下，學者們不再固守門戶之見，懷著對建功立業的渴望，熱切地尋求稱王天下之道，在政治上兼收並蓄的黃老思想因而得以大放異彩，在稷下諸子中流行開來。

通觀學黃老之術的稷下諸家，申子主刑名，韓非重法，田子貴均，慎到貴因，鄒衍論陰陽，其各有所論，學派歸屬也是不同的，我們常常因此弄不清黃老之學的真正內涵。其實，司馬遷説稷下諸子“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正是説學黃老學的諸子各自有所發明，其各言陰陽、刑名、法術、道德，各有韆鞦。然而他們的學説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這些思想學説産生與發展的根本原因，都是為了提供更好的治世之術，這也就是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中所説的“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在內容上兼收並蓄的黃老思想，其精神實質是指引著學者們發明新的方法來治理國家。而如果想要提供治理好國家，是一刻也不能脫離現實的，必須隨著現實的發展而不斷變化。我們從黃老之學的發展軌跡中，也可以看到黃老思想隨著現實狀況而不斷變化的歷史印記，這正是黃老之學在漢代能夠重新煥發生機的原因所在。這種與現實緊密結合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意蘊，隨著時代的發展與時俱進、不固守僵化教條的政治理念，可以與時代的思潮緊密結合，體現出了極為高明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