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中華文明禮樂文化的清晰足跡

作者：趙海濤（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傑（鄭州大學博士生）

二里頭遺址是中國青銅時代首個大型都邑，為研究中國都城規劃制度的開端，青銅禮樂制度的形成，最早核心文化的出現，從古國到王國的轉折等重大考古、歷史問題，提供了關鍵資訊。二里頭時代，中華文明實現了從“多元”到“一體”的轉變，二里頭文化誕生與發展的過程，集中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二里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和博物館   作者供圖

1 植根中原 兼收並蓄

距今3800年左右，二里頭先民在繼承中原地區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兼收並蓄，廣泛吸納、融合周邊地區文明的先進因素，創建出發達的早期青銅文化。

在二里頭文化誕生之前，中原地區經歷了數千年的文化發展與積澱，從李家溝、賈湖一期文化至二里頭文化一脈相承，連續發展，序列完整，具有極強的連續性。距今10000年左右，李家溝遺址開始出現少量的粟、黍及稻的栽培，生産並使用陶器和磨制石器。賈湖—裴李崗文化早期，農業獲得初步發展。賈湖遺址出現村落和公共墓地，出土的骨笛、甲骨契刻符號、大量的綠松石加工飾件、象牙製品、占卜用的龜甲、較為精美的陶器和工具，證明賈湖先民已達到相當高的文化水準，文明開始起步。仰韶文化時期，中原地區的文化面貌空前一致，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文化整合：聚落規模出現明顯差異，出現以大型中心性聚落為代表的多層級區域聚落結構，聚落內部出現佈局有序的特大公共性建築、精細構築的居住房屋，出現體現審美和信仰的彩陶，這些表明中原地區已出現社會階層與階級的分化。汪溝、青臺和雙槐樹等多處面積達到數十萬到一百多萬平方米的大型環壕聚落群，表明中原地區已經邁入文明社會門檻。

到了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龍山時代，中原社會得到了空前發展，小麥、黃牛、綿羊、鑄銅技術等傳入中原，農業、畜牧業穩定發展；不同等級的聚落呈現出暴髮式增長，築城技術日益成熟完善，城址林立的局面也隨之出現。高等級聚落中出現方正寬闊的城墻、壕溝、大型夯土建築、祭祀遺存、高等級墓葬及隨葬的特定數量禮器，青銅器殘片、玉石琮、白陶等稀缺物品也層出迭見，顯示出社會財富不斷增加、分化日益加劇和秩序逐步強化。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玉璋

隨著四面八方的考古學文化涌入中原核心區，文化相互影響、交融程度加深，在此背景下誕生了二里頭文化。二里頭先民繼承了本地的文化傳統，從以陶器為主的文化譜係來看，二里頭文化主要是在中原地區嵩山南、北的煤山類型和王灣類型融合基礎上，大量吸收了豫東的造律臺及豫北的後崗二期文化，以及東方、西北方向的陶器文化因素，經短暫的新砦期快速發展而形成的。除了陶器譜係外，種類多樣、製作精細的工具，發達的農業、畜牧業，先進的夯土建築技術，院落式夯土建築格局，居葬合一的聚落結構等，均展現出二里頭文化與中原史前文化的高度連續性與一致性。

在當地文化傳統的基礎上，二里頭文化以極強的包容性吸收來自各地的先進文化因素，形成多元的文化特徵。在二里頭遺址中，不僅發現有來自東方的鬶、斝等陶制酒器和白陶禮器，也有來自北方地區的花邊類型陶器及來自南方的印紋陶器、原始瓷器，還吸收了來自東方、西北、兩湖的玉禮器文化，以及來自西北地區的銅器鑄造技術。這些發達的技術和文化因素相融合，形成了燦爛多元的二里頭文化，誕生了東亞大陸上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

除了文化方面，二里頭都邑的人群構成也體現出二里頭文化的包容性。根據鍶同位素比值的分析，二里頭遺址人口和動植物資源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周邊地區。在二里頭，發現了兼具偏北方的粟、黍類飲食習慣和偏南方的稻類飲食習慣，各網格區域中的墓葬也有不同的頭向和隨葬品種類。本地文化傳統和多元人口、資源的匯集，為二里頭文化的誕生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斝

2 開拓創新 崛起中原

二里頭文化在廣泛吸收各地先進文化因素基礎上，進行整合、改造提升，在二里頭都邑集中體現了諸多史無前例的創新。比如，形成了從都城選址、多網格佈局、宮室建築、多級墓葬、祭祀遺存，到青銅、玉及綠松石等禮器共同構成的禮樂制度體系，使二里頭文化呈現出全新的面貌，在短期內迅速崛起，發展壯大。

第一，二里頭文化確立了“擇天下之中”建都的都城選址制度。二里頭文化誕生之前，洛陽盆地並未出現超大型的中心性聚落。龍山時代晚期緊張的社會關係、洛陽盆地優越的地理環境，促使先民選擇洛陽盆地中部的二里頭建立都邑，作為社會發展的中心。從西周初年青銅器何尊銘文和《尚書》《逸周書》《史記·周本紀》等文獻關於營建洛邑的記載可知，夏王朝選擇在洛陽盆地建都，是因為其位居天下之中。自此開始，二里頭文化以洛陽盆地為中心向外輻射萬邦，形成新的地中之國。

第二，二里頭先民史無前例地開創了都城多網格式佈局規劃新模式。此前的史前城址中，連道路都極少發現，更沒有明確的多網格式佈局。二里頭都邑以多條主幹道路和墻垣，規劃形成了宮城居中、顯貴拱衛、分層分區而居、區外設墻、居葬合一的多網格式佈局，體現出“宮殿核心區—祭祀區、官營作坊區、貴族居住區、墓葬區等中心區、一般居住活動區”的“向心式”特徵，表明當時社會等級嚴格、層次分明，統治格局井然有序。這是判斷二里頭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標誌。

第三，二里頭文化首創“建中立極”的宮廷禮儀。在二里頭都邑的多個網格中，宮殿區地位最高：它處於多網格佈局的中心，面積最大，環繞宮殿區的道路最寬且最早修建。大中型夯土建築均集中于宮殿區，其他區域僅有中小型夯土建築。宮殿區是王者召集下屬從事各種政務、舉行各種宮廷禮儀的“朝廷”之所在，昭示著政治和宗教權力的高度集中。宮城居中、建中立極、規模宏大、結構封閉、坐北朝南、中軸對稱、一門三道等要素，無不體現著國家王權的至高無上和規範威嚴。

第四，二里頭王國極其重視祭祀和複雜手工業。大面積用幼豬祭祀活動集中于宮殿區東北部，壇類和墠類祭祀遺存布設于宮殿區正北方，形成祭祀遺存集中區。為高級貴族生産高等級禮儀用品的綠松石器加工作坊和唯一的鑄銅作坊，布設于宮殿區正前方，形成官營作坊區。祭祀遺存集中區、宮殿區與官營作坊區構成都城的中路，週邊均有墻垣圍護，凸顯了複雜手工業和祭祀活動的重要程度，同樣體現了二里頭文化嚴格的等級和秩序。

第五，二里頭文化確立了“居葬合一”的佈局形態。龍山文化晚期中原地區出現“居葬合一”的現象，此時頭向尚不一致，排列尚不規則，且均為小型墓葬。到了二里頭文化時期，“居葬合一”佈局明顯得到強化和提升，成為主流的埋葬形式。從二里頭都邑到普通聚落，從宮殿區到一般居民活動區，多數區域及居址均有對應的小型墓地，且墓葬成組、成排分佈，排列有序，墓主人頭向也十分一致，甚至宮殿區的大型夯土建築中也有同期的成組墓葬。

第六，二里頭文化創制了獨特、發達的青銅鑄造技術和青銅禮樂制度。二里頭先民將發達的制陶技術，與來自東方的禮器傳統、西北的冶金術相結合，創造出使用複合陶範鑄造青銅容器的技術，鑄造出中國最早的青銅容器，是中國鑄銅技術的重大突破和飛躍。青銅容器的生産包含採礦、運輸、鑄造等多個流程，需要高難、複雜的技術，高強的控制、管理能力，大量的社會勞動，因此青銅容器成為體現貴族等級、權力和財富的最高級禮器。青銅容器爵、斝、盉、鼎，樂器鈴，與武器戈、鉞、斧，構成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群。青銅器與玉器、綠松石器、漆器、陶器配套使用，組成禮器群，用以祭祀和隨葬，形成了與貴族等級相稱的較為穩定的禮器組合。貴族墓葬的器物組合顯示，二里頭文化已經形成了一套以青銅酒禮器為核心的青銅禮樂制度。

多網格式佈局顯示的嚴格等級，發達的統治制度，方正規整的宮城，大型夯土基址為代表的宮城、宮室制度，以貴族墓葬為代表的各級墓葬所顯示的墓葬制度，以玉禮器群、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群、綠松石龍形器等器物為代表的器用制度等均表明，代表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發達程度的宮廷禮制、禮樂制度已經形成。二里頭文化創立了規範化、秩序化的統治模式，將中原核心區整合為統一的文明實體，率先進入東亞地區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階段。

二里頭文化800多個聚落，以二里頭都邑為核心逐層分佈，形成“眾星捧月”式的分佈格局，建立起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高等級聚落分佈在交通要道和區域中心位置，或者重要資源附近，控制交通和資源，又對二里頭都邑進行拱衛；低等級的聚落則廣泛分佈在中原地區，依附於較大型的聚落，拱衛和支撐著較大型聚落。這些聚落的文化面貌均與二里頭都邑保持高度一致，共同組成二里頭文化的多層級聚落結構治理體系。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

3 青銅禮制 引領後世

禮樂制度是早期華夏文明的核心、特色和精髓。二里頭文化已經形成了以禮制遺存為載體、等級制度為核心的成套禮制體系，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引領者。

二里頭文化是商王朝早期階段的二里崗文化主要、直接的源頭，對其城市規劃和設計理念、建築佈局、宮城宮室制度、墓葬制度，以青銅禮器為核心的禮樂制度等方面，都産生了重大影響。在城市規劃、建設方面，多處二里崗文化城址明顯沿襲了二里頭都邑擇中建都、多網格區劃的規劃理念、建設模式，在建立之初就有嚴格的佈局規劃；在宮城、宮室建築的營建上，繼承了二里頭宮城居中、方正規整、中軸對稱的建築理念，宮殿建築也多為四週合圍的四合院式建築，以此將統治者與其他階級進行區分，樹立統治者的權威；在祭祀方面，繼承了二里頭都邑在宮殿區北部用幼豬祭祀的制度。

除此之外，二里崗文化還受到二里頭文化青銅禮樂文明的強烈影響。二里崗文化繼承了二里頭文化的鑄銅技術、銅器種類、組合、造型、裝飾、功能和風格，特別是繼承了使用青銅禮器的一系列制度。二里崗文化銅禮器在品種、器物造型、裝飾及鑄造技術上有很大發展，但其核心仍然是延續二里頭文化的酒器組合。二里頭文化創立的青銅禮樂文明，為商周文明奠定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礎，確定了商周青銅文明最重要的內涵、模式，並與商周文明一道，構成早期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和發展主流。

二里頭文化的禮樂文明達到強盛之後，雖然已經具備了極為先進的生産力水準，並且控制了中原地區的資源和交通，但二里頭王國並未選擇以軍事形式向外擴張，征服其他地區，而是以二里頭王國所在的嵩山區域為中心，向外推廣其先進的生産技術，將其創造的文明成果用和平手段積極向外傳播，以牙璋、銅鈴、鑲嵌綠松石銅牌飾、白陶等禮器為主要載體，將其政治、禮儀、制度、思想等傳播到周邊地區，用禮制秩序來維護二里頭王權的統治地位。二里頭文化的重要禮器陶盉（或鬶）、爵，向北見於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南及長江流域的浙江到四川等地，西達黃河上游的甘肅和青海。二里頭文化的重要禮器——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同類的牌飾，見於齊家文化、三星堆文化。作為二里頭文化核心玉禮器的牙璋，經南陽盆地傳播至漢水流域，進入長江水系，再向西南經四川盆地直達越南紅河三角洲；或經湖北、湖南向福建、廣東、香港擴散。這種禮制的傳播，使二里頭文明實現更大範圍的擴張，最終建立起第一個廣域王權國家，確立了中華文明禮樂制度的基本特質，奠定了古代中國的物質和文化基礎，引領了中華文明的發展進程，成為後世中華文明禮樂文化的根和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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