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員與地方詩歌總集

作者：張冬冬 商艷玲（邯鄲學院文史學院講師）

清代官員與地方詩歌總集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們在處理政務之暇，熱衷於此項學術活動，以主持、合編、作序等不同形式加入此類總集編刊行列，為地域詩歌文獻的保存與傳播，為地方文化的繁榮作出了貢獻。

清代前期，許多文學造詣頗深的官員，如施閏章、曹溶、王崇簡、宋犖、王士禛等，對地方詩歌總集的編刊投入了極大的熱情與精力。為續明人梅鼎祚所輯《宛雅》，施閏章與蔡蓁春同輯《宛雅二編》（《續宛雅》），“蔡子大美（蓁春）廣搜，屬余嚴拔。余芟者十之三，入者十之一”，此書刊行于施閏章擔任山東學政之初。曹溶于廣東布政使任上與幕賓朱彝尊合編《嶺南詩選》。為甄錄《嶺南詩選》，朱彝尊蒐集了大量嶺南詩人詩集資料，為後來選編《明詩綜》提供了文獻支撐。王崇簡“積十餘年心記手錄，漸成卷帙，乃與二三友人互相參定”，數易其稿，博搜約取，最終於禮部尚書任上完成了《畿輔明詩》的編刊。宋犖官江蘇巡撫時，與幕賓邵長蘅合編《江左十五子詩選》並刊行於世，此後宋犖又重刊《梁園風雅》《中州名賢文表》。王士禛論明代布衣之詩，首推新安吳兆、程嘉燧二人，後來士禛任職于刑部時，“以暇日芟其繁蕪，擷其菁華，各得詩三百餘篇”，選刊《新安二布衣詩》。這些總集所錄多為續補、匯輯明代或清初詩歌文獻。

清代中期，諸多任職于地方的學者型官員，如盧見曾、阮元、曾燠等，熱衷於地方詩歌總集的編刊，並取得了較大的成就，所編總集多體例完備、卷帙浩繁。盧見曾于第二次任職兩淮鹽運使期間，延攬眾多學者，如宋弼、董元度、惠棟、沈大成、王昶等，進入自己幕府，這些人曾協助其編纂《國朝山左詩鈔》，成六十卷，該書凡例雲：“得人六百二十余家，得詩五千九百有奇，又附見詩一百十九首。”阮元于浙江學政任上輯錄《淮海英靈集》二十二卷、《兩浙輶軒錄》四十卷。協助阮元編纂《淮海英靈集》的學者有陳焯、趙蕙棻、陳文述等，該書收錄清初至當時江蘇揚州府（含通州、如皋等）詩人八百六十五位，詩三千余首，刊刻于嘉慶三年。《兩浙輶軒錄》收錄清初至當時浙江詩人詩作，“得三千一百三十三人，詩九千二百四十一首”，阮元于浙江巡撫任上刊行此書，朱文藻、陳鴻壽、法式善等曾協助阮氏編刊。阮元又安排王豫與阮亨編纂《淮海英靈續集》。曾燠輯錄《江西詩徵》歷時二十餘年，最終刊刻于兩淮鹽運使任上，全書九十四卷（附刻一卷補遺一卷），收錄自東晉至清代江西一地詩人二千四百餘位，詩一萬四千八百餘首，另有歌謠、諺語、讖記、散句若干。另外，此期有些府縣官員對地方詩歌總集的編刊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如：呂肅高於長沙知府任上重訂並刊行廖元度所輯《楚風補》《楚詩紀》。張邦伸于襄城知縣任上選定耿蓂所輯《氾南詩鈔》，並出資刊行。

清代後期，官員編刊地方詩歌總集整體情況較前一期漸趨衰落，所輯內容或為一代，或接續前中期，所錄區域重心轉向府縣。如：徐宗幹于泰安知縣任上輯刊《山左明詩選》《山左詩選》。陶梁于大名知府任上編刊《國朝畿輔詩傳》，崔旭、梅成棟、高繼珩等幕賓曾協助陶氏編選。湯成烈任縉雲知縣，“輯志之暇”編纂《縉雲文徵》（詩文合集）。朱緒曾任職浙江多地，編纂《金陵詩徵》《國朝金陵詩徵》“用力勤而計功最”；其曾于嘉興知縣任上參與編刊《梅裏詩輯》《續梅裏詩輯》。潘衍桐于浙江學政任上，“以六百日之久，集數十人之力，博收慎選”，編刊《兩浙輶軒續錄》。桂中行于徐州知府任上輯刊《徐州詩徵》《徐州二遺民集》，前書由王亦曾、馮煦、陳環等協助甄採。

清代官員除了主持、合編地方詩歌總集外，還以作序、鑒定、資助等形式推進此類總集面世與傳播。作序，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督四川、前兩江總督、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孫士毅為顧光旭所輯《梁溪詩鈔》作序。江蘇學政李聯琇為顧季慈所輯《江上詩鈔》作序，後又為茅炳文所輯《師山詩存》作跋。遵化知州陳以培、山東即補道趙國華為孫讚元所輯《遵化詩存》作序。鑒定，如：袁文典、袁文揆所輯《明滇南詩略》書名頁題“大清嘉慶己未鐫/萊陽初頤園先生鑒定”，初彭齡（頤園）嘉慶己未（1799年）已任雲南巡撫。知縣焦雲龍為賀瑞麟所編《原獻詩錄》《原故詩錄》鑒定。資助，如：阮元資助王豫編刊《江蘇詩徵》，阮氏序雲：“柳村（王豫）欲有所輯，名之曰《江蘇詩徵》，余乃歲資以紙筆鈔胥。”王豫序稱：“歷十二寒暑，得人五千四百餘家，編成一百八十三卷，……戊寅（1818年），阮公開府兩粵書來，索稿開雕，節署鐫成。”太守王嗣衍、知縣孫讜曾資助《毗陵六逸詩鈔》刊刻，知縣瑞寶曾資助《端溪詩述》刊行。

清代官員為何熱衷於編刊地方詩歌總集？曾燠在《江西詩徵》敘中説：“著錄家總集之例，或斷代以舉其凡，或畫疆以搜其佚，大要因文考獻，義存掌故，與一意論文者別。其畫疆而論者，或出之鄉人，或出之官其地者。宋孔延之《會稽掇英集》、董弅《嚴陵集》及近世所傳《粵西詩載》皆官其地為之也。錢谷《吳都文粹》及近世所傳《山左詩鈔》《槜李詩係》《松風余韻》皆其鄉人所自為也。絜諸古采風陳詩，二者義皆有處，然推之《小雅》詩人桑梓敬恭之説，則出諸鄉人為尤宜。”地方詩歌總集的編刊，“出諸鄉人”勝於“官其地者”，桑梓情懷使然。在任職地，有些清代官員編刊了當地詩歌總集，還有些清代官員編刊了鄉邦詩歌總集，即“出諸鄉人”。清代官員以保存鄉邦詩歌文獻為己任，網羅散佚，表揚先哲，延續故土詩脈，體現出高度的責任感與擔當精神。

另外，“官其地者”編刊地方詩歌總集，意在紹復詩教傳統，便於地方治理與文化繁榮。桂中行在《徐州詩徵》序中強調詩歌“亦守土者所有事哉”，可以“宣民隱、章俗尚、敷政教也”，有助於地方教化。錢泳在《履園叢話》中説：“詩人之出，總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則不出也。如王文簡之與朱檢討，國初之提倡也。沈文愨之與袁太史，乾隆中葉之提倡也。曾中丞之與阮宮保，又近時之提倡也。……中丞官兩淮運使，刻《邗上題襟集》，東南之士，群然向風，惟恐不及，迨總理鹽政時，又是一番境界矣。宮保為浙江學政，刻《兩浙輶軒錄》，東南之士，亦群然向風，惟恐不及，迨總制粵東時，又是一番境界矣。”地方詩歌總集的刊行對於引導地方士風、繁榮地方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清代官員所編刊的地方詩歌總集的大量出現，帶動並影響了各地地方詩歌總集編刊的迅速發展。以盧見曾《國朝山左詩鈔》為例，縱觀清代山東地方詩歌總集編纂脈絡，可以發現《國朝山左詩鈔》刊行之後，引起了編刊熱潮，除了影響《山左明詩鈔》《國朝山左詩續鈔》等省級總集之外，各地編纂者在《國朝山左詩鈔》基礎上紛紛補輯當地詩歌。李衍孫認為《國朝山左詩鈔》輯錄其郡詩四十余家，“蒐羅不能盡”，因此編成《國朝武定詩鈔》。王賡言認為：“故盧雅雨運使《山左詩鈔》、張南崧學使《續詩鈔》登諸城詩數百首，計百餘家，外此不能及也。顧《詩鈔》係通輯一省之人，漁洋、清止、荔裳諸公外，其餘每家鈔錄不過數十首、一二首不等，割愛者甚多，後之讀者終以未見全豹為憾。”於是輯成《東武詩存》。此外，周翕鐄《即墨詩乘》、孔憲彝《曲阜詩鈔》、王鐘霖《國朝歷下詩鈔》等總集的成書亦受到《國朝山左詩鈔》的影響。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小序雲：“文集日興，散無統紀，於是總集作焉。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鹹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清代官員憑藉其學識、地位與影響，使諸多散見於各處的詩歌文獻得以集中，使眾多即將散佚消亡的詩歌文獻得以留存，促進了地方詩歌總集編刊的繁榮，為後世保存了大量詩歌資料，這些資料可謂地域詩歌文獻之“淵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