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媒體報道，11月1日，“安全保障及防衛夥伴關係”協議由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在訪日期間與日本外相岩屋毅簽署，預計2025年1月生效。未來日本和歐盟將在海上安全、參與歐盟任務和行動、太空安全和防務等領域加強雙邊合作與對話，計劃舉行年度局長級“安全保障及防衛對話”，並推進在網路安全、防務工業、太空安保規則制定以及安保領域的資訊交換和機密情報共用方面的合作。
報道稱，日本此前在安全領域與歐盟的直接合作相對較少，與北約及其成員國的互動更為頻繁。自2008年成為北約的“全球夥伴”以來，日本已與北約簽署《個別夥伴合作計劃》並開展一系列合作。
在與北約的歐洲成員國合作層面，日本與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建立“2+2”會談機制，定期就重大軍事合作問題交換意見;與北約及義大利簽署《情報保護協定》，可實現機密情報共用;與法國、德國簽署《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與英國、法國簽署或即將簽署《互惠準入協定》，為日本與這些國家之間的聯合軍事行動和後勤合作提供便利。此外，日本還與英國、法國、德國和義大利等國常態化舉行雙邊或多邊演習。這些均為日歐防務合作奠定基礎。
對於歐盟來説，日本是配合北約向亞太地區拓展影響力的“橋頭堡”。近年來，在美國推動下，北約逐漸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地區，歐盟則強化與北約之間的步調協同和功能性分工，緊隨北約步伐在亞太地區提升影響力。在此背景下，日本成為歐盟在該地區的首選合作夥伴。
對於日本來説，與歐盟建立防衛夥伴關係主要有3個意圖。一是夯實與歐洲國家的合作基礎。在歐盟加速推動成員國防務一體化的背景下，與歐盟深化防務合作，將為日本與法國、德國、義大利等歐盟成員國的合作提供保障。借由這一合作框架，日本希望持續吸引歐洲國家介入亞太地區安全事務，為其在地區競爭中謀求利益提供支援。
二是深化武器裝備和技術合作。在日歐防衛夥伴關係框架下，防務産業和新興技術領域的合作佔據重要地位。日本已與義大利合作研發下一代戰鬥機，並於2023年成為歐洲無人機項目的觀察員，同時極力爭取參與歐洲下一代無人機項目。隨著歐盟防務自主的步伐加快，歐洲市場將成為日本武器裝備和技術轉移的重要潛在市場。
三是將合作擴展至政治外交領域。與北約不同，歐盟除關注安全保障外，還是一個政治經濟共同體。日本與歐盟在防務層面深化合作，將促進其與歐盟及其27個成員國之間的政治、外交互動和經濟合作，尤其是在聯合國“入常”、經濟貿易合作等方面獲得更多支援。
分析人士指出，日歐建立防衛夥伴關係後的具體影響還有待觀察，但在雙方政治地緣意圖的驅使下，未來的合作將更為廣泛和深入，勢必給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和安全秩序帶來挑戰。
日本海上自衛隊“加賀”號于上月初前往美國聖迭戈海軍基地進行海上測試。10月20日，美國海軍1架F-35B戰鬥機在“加賀”號上完成降落，這是F-35B戰鬥機首次在“加賀”號上著艦。很多分析指出，“加賀”號此次赴美主要是為了驗證今年3月底完成的第一階段航母化改裝成果，而F-35B戰鬥機完成起降測試，則意味著日本距離真正擁有航母的目標更近了一步。日本在背離和平憲法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需要引起國際社會高度警惕。
二戰期間，日本曾擁有多艘航母，最初的“加賀”號便是其中之一。該艦在1942年的中途島海戰中被擊沉。二戰戰敗後，日本右翼從未放棄重新發展航母的野心。近年來，從大隅級到日向級再到出雲級，日本海上自衛隊大型艦艇的排水量從不足1萬噸快速上升到2.6萬噸，逐步接近真正的航母。
此次赴美進行測試的“加賀”號于2017年3月正式服役，是出雲級的2號艦，也是日本海上自衛隊目前噸位最大的艦艇之一。建造之初，日本對外聲稱該艦為“大型直升機驅逐艦”，並表示其不具備起降戰鬥機的功能。然而，“加賀”號採用直通甲板佈局設計，配備甲板下機庫、飛機升降機等設施，一直被外界視為準航母。
2018年底，日本政府不再遮掩，在新《防衛計劃大綱》和新《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中明確表示，將從2020年開始對“出雲”號和“加賀”號進行航母化改裝，使其能夠搭載從美國引進的F-35B戰鬥機。
根據日本防衛省的計劃，“出雲”號和“加賀”號的改裝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針對飛行甲板和起降系統;第二階段主要涉及艦體內部結構改造，包括機庫、彈藥庫等空間的重新規劃。目前，兩艘艦艇的第一階段改裝均已完成，第二階段改裝預計2025年初啟動，2027年3月完成。此前，日本與美國敲定了2025年前採購42架F-35B戰鬥機的合同。一旦“加賀”號與“出雲”號完成改裝，日本將擁有雙航母。
按照和平憲法規定，日本奉行“專守防衛”原則，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然而，擁有航母后，日本的海空作戰能力將大幅提升，其自衛隊將實現由“盾”向“矛”轉變，和平憲法也將名存實亡。
事實上，二戰結束以來，日本右翼從未放棄“軍事大國夢”。2015年安倍晉三政府強行解禁集體自衛權，令日本憲法對自衛隊施加的活動範圍限制消失。2022年底，岸田文雄政府強行通過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和《防衛力量整備計劃》三份安保政策文件，謀求獲得“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突破和平憲法約束和“專守防衛”承諾，標誌著戰後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轉變。日本的這些“新軍國主義”動向，不僅讓日本民眾陷入恐慌與不安，更加劇了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對日本未來發展方向的警惕和擔憂。
日本不斷進行軍事擴張，離不開美國的默許。近年來，美國在亞太地區拉幫結派組“小圈子”，將日本視為推行所謂“印太戰略”的“馬前卒”，不斷支援日本進行軍事鬆綁。近幾屆日本政府一門心思追隨美國，希望換取美國對日本“正常國家”的認可，加速完成向“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轉變。然而，亞太地區是和平發展的高地，不應成為大國博弈的棋局。
日本為一己之私配合美國搞陣營對抗和大國競爭，不僅嚴重危害地區和平穩定，最終也不利於日本自身的安全和發展。深刻汲取歷史教訓，在軍事安全領域謹言慎行，以實際行動取信于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對日本而言才是正確選擇。
來源：中國軍網、解放軍報、中國國防報等綜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