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20世紀台灣知識分子深沉的而直接的“祖國”心聲（上）

作者 楊仁飛 廈門市台灣學會研究員

中外均有祖國的概念。希臘羅馬時代的執政官索福克勒斯就用πατρ？δα來指俄狄浦斯所遠離的那個“祖國”，是“作為整體的家庭、村莊等聚合共同體，包括各種族群(ethnos)在內”，具體實在的、有血有肉的、有特定家族祭祀的那塊土地，同時也是埋藏祖先骸骨、安葬先人靈魂的地方。魏源《聖武記》就説，祖國就是“祖先以來所居之地”。因此簡單來説，祖國是祖先開闢的生存之地，人們崇拜、愛惜和捍衛這片生生不息世代相傳的土地。祖國還是一種文化傳承、歷史繼續、心理上有歸屬的概念。從歷史長河的尺度來進行觀察，發現從來沒有民眾會真心將侵略者、殖民宗主國視為“祖國”；發現從來沒有一個政黨可以借虛無主義建構出來一個空中樓閣的“祖國”，來矇騙民眾從而能獲得長久的統治與執政。民進黨執政當局的“文化台獨”與賴清德偷換概念、包藏“台灣”為70多年來台灣人的“祖國論”，顯然是與台灣民眾長久以來心中的“祖國”背道而馳的。

一、許南英許地山父子的“祖國論”：“相期祖國煥輝光”

許南英、許地山父子，是閩台愛國知識分子，在他們的詩文裏直接、間接提到“九州、神州與祖國”的詩詞、文章不少，現將他們兩位直接論及“祖國”的內容摘錄出來。從這些詩文中，可以看到他們內心的祖國就是“中國”，而且他們以實際行動踐行與祖國共呼吸同命運的使命擔當。

1、許南英的祖國詩詞

在徐聞任知縣時許南英曾經寫道：“歐鉛亞槧日輸將，學界從今亟改良。後起青年勤淬厲，前途黃種卜靈長。孤寒有士皆分席，慷慨何人肯解囊？合為諸生開望眼，相期祖國煥輝光！”清末進士出身的許南英思想開明，期許徐聞的學子們、青年們，作為黃種子孫，要開闊眼界，將來為國爭光。在陽江出任地方官時，許南英有感於全臺會館失火而寫下“故土遺黎祖國來，傷心會館紀‘全臺’”的一首詩。

自1895年參與抗日失敗逃離台灣的許南英直到1912年之後才第一次返回台南家鄉，而此時他曾經精心打造的窺園之家已經被日本人佔領、拆解，即使面對台南紳商學界在台南公館的歡迎會，許南英提到自己是“側身依祖國，倦眼望神州”，心裏裝著台灣，裝著祖國。可見，這種祖國認同情感比許多同時代的台灣知識分子來得濃郁、直接。在“台南”唱酬筵燕之際，許南英依然堅守民族氣節，誓不成為日本臣民，即使繼續過著貧寒與顛簸流離的艱難生活：“轉悔來何暮，終應去不留！側身依祖國，倦眼望神州。斷發從吳俗，焚心抱杞憂！處堂成燕雀，生世等蜉蝣；有酒宜同樂，無官且自由。伊誰新世界，認我舊林丘？黑海能飛渡，黃河任倒流；無才日衰老，天地若為愁！”

許南英為了謀生曾兩次到新加坡、印尼。他心繫故土祖國，在檳榔嶼（如今馬來西亞檳城）寫道：“山中潭水縐文波，蠻婦巫人聚隔河：撞布當春收吉貝，機絲永夜擘波羅。側聞棕種淪亡久，尤賴荷人庇覆多。祖國八荒何處所？告哀為爾作新歌！”離開台南的許南英，一方面感嘆自己成為天涯淪落人，但是他還是在故鄉揭陽、落籍地漳州，找回了家的溫暖。

許南英、丘逢甲、施士潔對是有家鄉台灣有濃烈情感的，如許南英“題畫梅，贈汪杏泉（時新登甲榜回籍）”中寫道：“ 一枝又佔故園春，猶是天公雨露仁；剩有延平祠入夢，已無花下咏花人！。庚子（光緒二十六年、一九○○）”。一首“別台灣（《如夢令》）”是詩人許南英對故鄉台南被日軍佔領、被割讓的刻骨銘心之痛：“望見故鄉雲樹，鹿耳、鯤身如故；城郭已全非，彼族大難相與！歸去、歸去，哭別先人廬墓！”

1917年末，許南英客死印尼棉蘭並最終埋葬在異國他鄉，他曾寄希望許地山“程門立雪”，大展鴻圖，然而神州祖國、台南故鄉永遠拋在了身後。

2、許地山

許南英這種台灣故鄉、祖國情結深深影響了許地山。許地山在他的文章中，也多次直接提到“祖國”：

“因為歷史有助於我們清理思想，借鑒歷史經驗檢查過去，指導現實。正可以幫助我們對中國深受帝國主義侵略，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底痛苦經驗，也對祖國某些方面落後底原因有所了解，從事實對比中吸取教訓，提高認識，激發起愛國熱情，反對封建反對帝國主義，努力為祖國建設出力。讀歷史不是可以變得聰明起來，不是可以明智嗎？”

許地山在其遺作《我底童年》寫道：“台灣底割讓，迫著我全家在1895年離開鄉里。嫗在我幼年時常對我説當時出走的情形，我現在只記得幾件有點意思底。一件是她要在安平上船以前，到關帝廟去求籤，問問台灣要到幾時才歸中國。簽詩回答她底大意説，中國像一株枯楊，要等到它底根上再發新芽底時候才有希望。深信著台灣若不歸還中國，她定是不能再見到家門底。……父親沒與我們同走，他帶著國防兵在山裏……守安平”。

1930年3、4月間，《新東方》主編宋斐如翻譯日共創建者山川均論文《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刊載于《新東方》第3、4期，以及由東方問題研究會編輯、北平新亞洲書局出版的單印本《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內容相同）。這篇宋斐如譯文使用了筆名“蕉農”，而許地山以台灣人身份為譯文寫序，並提出“中國血係底台灣人”觀念。他寫道：“我們不要忘記漢族底子孫有一部分已做了別族底奴隸，做了所謂被征服的劣等民族，……這一部分中底最大部分便是台灣人！羞恥和悲憤應當時常存在住在中國底任何國民底心裏。……日本底台灣殖民政策，簡單地説就是發展日本人在台灣底勢力和利益，和排擠中國血係底台灣人，使他們不能在台灣生活下去。”在這裡，“中國血係底台灣人”，回答了我是誰，我從哪來的問題。許地山強調，身處日本殖民統治下之台灣人民有一個共同特質——中國血係，意指台灣與祖國不可分割的血脈聯繫。宋斐如1930年在譯者的序言中寫道，“特蒙先人世為華官而自己在幼年逃出日本虎口的許先生，用舊台灣人的滿腔熱血的口氣，為這本小冊子作序，字字血滴，句句生聲，譯者除以十二分的誠意感謝許先生外，並希望讀者在未讀本文之先，須仔細的吟味許先生這篇的深意”。

許地山還有其他作品也提到“祖國”，如小説《商人婦》：“我被她這一問，心裏的疑團結得更大，就回答説：“我要回廈門去。你曾到過我們那裏麼？為什麼能説我們的話？”“呀！我想你瞧我的裝束像印度婦女，所以猜疑我不是唐山（華僑叫祖國作唐山）人。我實在告訴你，我家就在鴻漸。”在《綴網勞蛛》集裏寫到，“史先生搖頭説：“……我現在正要告訴你，若是要到法庭去的話，我可以幫你的忙。這裡不像我們祖國，公庭上沒有女人説話的地位。況且他的買賣起先都是你拿資本出來，要離異時，照法律，最少總得把財産分一半給你……像這樣的男子，不要他也罷了。”

許地山不僅是一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領導者，早已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的他，于1922年前後主編了《北京台灣青年會月刊特別號》，提倡“新台灣主義”，號召讀者參與他們組成的“新台灣社”。之後加入許乃昌（1923年許乃昌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11月加入中國共産黨）等組織的台灣抗日組織。1931年“九一八”日軍侵略東北以來，許地山無法坐在書齋裏安心讀書做研究，而是加入左翼作家聯盟與中華文化界抗敵協會，參與營救馮友蘭、瞿秋白等共産黨人。他在北平、上海、香港領導文化界的抗日運動，與4萬萬中華兒女一道，投身民族解放事業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最後倒在1941年8月的香港。

3、連橫。1929年，連橫之子連震東畢業東京慶應大學經濟學部。回臺後，為連震東講授國文兩年1931年，連橫先生對連震東説：“欲求台灣之解放，須先建設祖國。余為保存台灣文獻，故不得不忍居此地。汝今已畢業，且諳國文，應回祖國效命，余與汝母將繼汝而往。”之後，連震東奔赴祖國大陸參加抗日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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