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國際化戰爭衝突潮與兩岸關係新挑戰新抉擇

鄭劍（資料圖）

    作者 鄭劍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學習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

　　繼美國因“911事件”而製造了冷戰後諸如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一系列“戰爭爛尾工程”之後，以2022年2月24日俄烏衝突以出乎意料的時間節點但不出乎意料的邏輯必然而爆發後，一定程度上標誌著冷戰後人類和平合作新階段的結束，新一輪全球化戰爭動蕩大幕拉開，並以越來越大的力度威脅著世界和平與發展主題的維繫。與此同時，因冷戰結束而二次爆發的“全球化”進程也因為美國為首的個別大國的內部矛盾、對外政策急轉彎而出現嚴重遲滯甚至逆轉的趨勢，“逆全球化”進程勢頭強勁，全球經濟社會一體化對國家及國家集團間戰爭衝突的約束作用隨之開始下降。經濟社會的密切連接固然無法締造永久和平，但“逆全球化”的經濟社會進程必定不是人類和平發展的福音。當前，新一輪戰爭動蕩正在地球蔓延，考驗著人類文明的成熟程度。

　　這新一輪國際化戰爭衝突潮，亦構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大特徵。與冷戰時代相比，這一輪戰爭衝突潮既有其相當程度的繼承性，也有鮮明的新特點。

　　一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仍是根本策源地，地緣戰略競爭是最現實動因。人類國家文明幾千年，基本在文明與文化、意識形態與制度、地緣戰略與實際利益層面的競合中展開，其中前兩者往往是旗幟、旗號、道義宣傳抓手，後者才是根本。俄烏衝突、巴以衝突、阿以衝突是當事國、域外介入大國地緣戰略競爭的産物，也是戰略競爭焦點本身，致亂塑勢、以戰謀利、拱火延戰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國家戰略運籌的主要方法手段。俄烏衝突是美歐與俄羅斯地緣戰略博弈的結果，巴以衝突是美國戰略東移、以色列重建中東新秩序的戰略抓手。北約背信戰略東擴在前，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在後;沒有以色列強行在迦南故地建國，便沒有中東國家和政治勢力的抗以戰爭。換言之，戰亂不是愛好和平的國家特別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天然選擇。當今世界的現實和潛在的戰爭衝突熱點，幾乎都有大小霸權爭奪、塑勢的背景，只有剷除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人類才能告別戰爭，馬克思主義戰爭觀中關於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的論斷至今不朽。不難斷定，如果沒有美國插手，世界大變局中的台灣海峽基本上會風平浪靜，“台獨”分裂分子絕對不敢興風作浪。2024年11月5日，美國總統大選揭曉，特朗普超常二次當選、共和黨控制參眾兩院，實現全面執政。特朗普反覆宣稱任內結束現有戰爭且不發動新的戰爭，但特朗普治下美國的霸權主義基本國策不會顛覆，“美國優先”本身就是赤裸裸的霸權主義;美國的軍工利益集團不會自裁，輸出武器也是特朗普解決美國經濟問題的不二法門;美國的強人政治不會溫良，特朗普的當選激起了美國社會強烈“獨裁”警覺;美國民粹主義不會內卷，民粹主義與對外霸權擴張冒險是孿生兄弟;美國的地緣戰略抓手國家和地區不見得遠離戰爭，全球霸權必然帶動地區霸權、引發戰爭衝突。這一切都決定了只有4年任期的特朗普，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揮灑空間有限，美國不可能一夜之間變成和平鴿。

　　二是意識形態、文明衝突的旗號高舉，千方百計掩飾實際利益爭奪的本質。無論發動戰爭衝突和還是被動應對，當事方、介入方都講求“師出有名”，都要把自己打扮成道義、正義的護衛者，把對手描述成十惡不赦的魔鬼，以求對內凝聚團結，對外爭取與國。從出兵動武的理由、軍事聯盟的抓手、爭取與國的話術，到聯合國陣地、各類國際論戰平臺，莫不如此表演。當前的美西方，已經以己方的標準建構起“民主自由”對“威權專制”、“戰後秩序規則維護者”對“改變現狀新興力量”的戰爭衝突“政治正確性”時代特色認知框架，並強行向全世界推銷，順之者友，逆之者寇;雙重標準，意識形態劃線;無理偏袒一方，肆意圍毆另一方。實際上，美西方這種“高居山巔”、利己主義、雙重標準的表現本身，就揭示了其意識形態和文明衝突旗號的虛偽性，揭示了其背後的實際利益動機。美國為了戰略競爭，維護獨霸地位，可以任性製造國際熱點、策動國際對立、挑動國際戰爭、拱火消耗對手，在其所塑造的一系列地緣戰略事件中，無不淋漓盡致體現出其唯我獨尊、唯我獨正、唯我獨裁、唯我獨享的無恥嘴臉，最無恥的行徑都要自我塗抹上最“亮麗”的油漆。在台灣問題上，美國打著維護“民主自由”、二戰後秩序、國際規則等旗號拱火塑戰，不惜掏空其所一次次信誓旦旦的一個中國原則，歪曲舉世公認的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精神，踐踏白紙黑字的中美關係三公報，攻擊中國大陸“侵略擴張”“改變現狀”，激勵民進黨和“台獨”分裂勢力“反中抗中”、整軍備戰，以臺制華，以臺耗華，以臺亂華，為其未來十年(2022年至2032年)競贏(outcompete)中國大陸的國家戰略目標服務。正如當代進攻性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創立者、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所指出的，“儘管大國幾乎總是(這一點以己度人、以偏概全了——筆者注)按現實主義行事，但它們經常宣稱自己受更高的道德目標而非均勢的考量所驅使。而且，它們把對手描繪成邪惡或不道德的另類。這種行為在美國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在世界舞臺上，美國常常舉止粗魯，卻口口聲聲聲稱自己的行為是道德的、正確的，而其對手的行為是邪惡的、錯誤的。這大概會引起許多中國讀者的共鳴。他們一定已注意到，美國的精英們常常用理想主義術語談論外交政策，卻以現實主義方式行事。”(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王義桅、唐小松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一版 PⅩ)

　　三是戰爭衝突尺度控制動機強烈，但擴大蔓延之勢卻愈演愈烈。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這些戰爭衝突目前均以局部的方式展開，有限的目的、巨大的消耗、民眾的耐力、國際的一部分壓力，使得戰爭衝突中的任何當事方主觀上均希望以較為有限的作戰取得最終的勝利，但也沒有一方願意承受失敗。於是，戰爭衝突中由此出現了既想自製但又不得不更加全力以赴的矛盾運作邏輯。動機與現實，能力與目標、自身與外部等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如此錯綜複雜，現實的情況是，無論俄烏衝突還是巴以衝突、阿以衝突，範圍都在擴大，時間越拉越長，強度逐步升級，甚至一步步向核門檻邁進。深層次的原因是，俄烏衝突實質上是美俄、歐俄甚至東西方在對抗，國際牽動面之廣、之深、之複雜，冷戰後前所未有。美西方在切切實實地聯動操作這些戰爭衝突與其他矛盾熱點，在全球和地區塑勢造勢，謀求變局中的更大戰略利益，巴以衝突一定程度上是俄烏衝突的擴大蔓延，阿以衝突是巴以衝突的蔓延，且蔓延升級或威脅蔓延升級本身亦成為各方戰爭與戰略博弈各方的一種危險的手段;中國大陸周邊的半島、南海、東海、台海等區域的動蕩、危機與生變，與美西方對這些戰爭衝突的地緣戰略操縱息息相關。目前態勢看，正在進行中這些戰爭衝突，都面臨中局部戰爭向全面戰爭蔓延升級、兩國戰爭向多國戰爭蔓延升級、當地戰爭向異地戰爭蔓延升級、常規戰爭向核戰爭蔓延升級的風險;這些戰爭衝突中都有擁核的當事方，民用核設施已經成為被攻擊的目標，涉軍核設施受到打擊或威脅，使用核武器的宣示被一再明示或暗示。對於不能接受失敗之後果的核國家來説，跨越核門檻的衝動始終存在，誰也不能斷定俄烏衝突會不會升級為核戰爭，誰也無法斷定伊朗、俄羅斯、烏克蘭的核設施不會成為軍事重擊的目標。

　　四是速決戰持久化，戰爭結局變數大。主觀上的速決戰都打成了持久戰，俄烏衝突已經打了兩年九個月，巴以衝突打了一年另一個多月，且戰爭態勢仍複雜，結束遙遙無期，結局難以預測，誰是最後的贏家不但難以斷言，甚至勝負的標準本身也會成為一種待議的問題。當上一場戰爭成為下一場報復戰爭的動因的時候，就不能説上一場戰爭結束解決了需要解決的政治問題。當下戰爭衝突出現這種速決戰持久化現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力量優勢反差不夠，某方沒有形成持續的壓倒性勝勢;二是戰爭企圖還是過大，目的與能力及約束條件之間的不對稱關係起了足夠作用;三是國際博弈介入背景複雜，戰線後面有戰線，敵人後面有敵人，對手後面有對方;四是戰爭規律發生變化，以往集中兵力攻城略地、打殲滅戰的作戰樣式已經過時，分佈替代集中、韌性替代剛性、體系替代單一的新型作戰登上歷史舞臺，資訊化、智慧化條件下的帶有持久性質的城市戰、街巷戰、坑道戰、分佈式野戰攻防的戰略地位上升。也就是説，戰爭的環境條件、地位作用、運作規律都變化了，如何達成速決的目的需要新的探索並用新的戰爭實踐來檢驗;技術進步已經使得一部分政治家、戰略家的思想落後了，軍事牽著政治和戰略的鼻子走。在人類歷史上，如果政治和戰略被軍事牽著走，就本末倒置了，就會醞釀更不堪設想的後果，包括久拖不決。

　　五是局部牽動全球和地區，世界大戰重新威脅人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特別是有分量、位要點、處於關鍵時期的國家和地區，都在或關注，或影響，或利用，或不同樣式參與進行中的戰爭衝突，加緊實施戰略塑造，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緊張警惕著下一場牽動自身的可能戰爭衝突，以免屆時被動應付，吃虧上當、萬劫不復;積極籌劃著發動或應對下一場相應的戰爭衝突，以爭取主動，避免戰略失誤、成為最終輸家，所謂憂患意識、全球意識、戰略意識，無不得到各國和地區政治家、戰略家的重視。誰缺乏這些素養和意識，誰就可能成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輸家。大變局下的這種戰略思維，使得現代戰爭衝突的動因更加複雜化、聯動化、對抗化變化，必然更廣泛深入地影響地區和國際戰略格局調整。戰爭衝突發生地域有限，但進程和結果必然牽動地區和國際秩序、格局進程。在這個牽動進程中，霸權主義是推手，東西方、中外之爭盡情顯現。即便有的國家想作壁上觀，也難以置身事外。這種情況可能導致的更嚴重後果是蔓延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以往歷史過程中，每一次世界或地區大戰，都是全球或地區利益大調整的結果;任何全球或地區大戰，都是從局部突發事件、有限規模戰爭衝突蔓延而來的。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警笛便長鳴。隨之而來的巴以衝突，更給“第三次世界大戰論”派以新的實證。人類社會距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近80年了，避免新的世界大戰是全人類共同的期盼，難道人類文明又要重蹈大戰覆轍?

　　新的戰爭衝突浪潮及其嚴重影響值得海峽兩岸高度關注、百倍警惕、謹慎處置，能否避免被捲入世界新一輪戰爭衝突潮，是兩岸必須認真思考和對待的重大問題，關乎長期命運。海峽兩岸要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也要為地區和全人類的和平做貢獻，不能上美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當，以致誤入對方設置的戰略陷阱。這裡的關鍵，是真正認知自己的利益是什麼，認知歷史的大勢是什麼，認知和平的條件是什麼，認知發展的機遇是什麼。只有兩岸中國人團結起來，同心協力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祖國完全統一進程，才是人間正道;只有真正把準利益所在，穩定兩岸關係，加強交流交往，不給外部勢力置喙餘地，才是利益最大化之路;只有堅決消滅“台獨”，發展愛國統一的健康力量，夯實和平的政治基礎，才能拔除台海戰爭衝突的“定時炸彈”;只有相互扶持，共同面對挑戰，化解各類風險，才能維護和平發展的大局。

　　這裡有必要提醒民進黨和“台獨”分裂勢力：你們不必，也沒有條件對現有戰爭衝突見獵心喜。如果以為大陸會因某一場戰爭衝突而投鼠忌器，對“台獨”分裂、國際干預視而不見，那是自欺欺人。反“台獨”反干涉戰爭是正義戰爭，全體中華兒女、中國人民解放軍必勝;台海任何形式的戰爭衝突對“台獨”的結果都一樣，都是滅頂之災;台灣海峽已經不是日益相互現代化的解放軍進軍路線上的天塹，“台獨”四顧之下的大海大洋倒是其所寄託的外援的天塹;中國大陸國際地位已前所未有，不是現有戰爭衝突某方可以比擬的;目前兩場戰爭衝突還沒有結束，以未果的事件作為自我求證的實證豈不荒唐可笑!民進黨和“台獨”分子見獵心喜，借助現有戰爭衝突鼓噪“反中抗中”、“台獨”分裂、爭取與國、提升國際能見度，必然失敗。

　　時下，民進黨賴清德當局執迷不悟，近來集中力量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包括派出軍政高官外竄、接受國際媒體採訪、參加國際智庫研討、發佈“挾美謀獨”報告，宣揚台灣“準備好打仗”了，以爭取與國、掩護“台獨”。由此聯想到上臺以來的其他一系列挾洋謀“獨”行徑，表明其爭堅定地走在誤判形勢、劍走偏鋒、引狼入室的道路上。美國著名戰略理論家約翰·科林斯在其名著《大戰略》中指出，除非出於絕望掙扎或過於自信，否則大概沒有一個頭腦清醒、懂得全面戰爭含義的人會蓄意發動一場全面戰爭。台海戰爭對台灣地區來説，就是全面戰爭。賴清德之流劍走偏鋒，既是其“出於絕望”的反映，也是其“過於自信”使然。在賴清德之流頭腦裏，理性、溫良早已讓位於偏執、狂妄。假如台灣民眾被賴清德之流建“台獨”分裂之“功業”的強烈動機裹挾著走，後果可想而知。把台灣綁架到世界的角鬥場而不是兩岸的和平域、投送進美國的遏華圈而不是中華的共同體，必然引火燒身，是死路一條。可以肯定的是，今後海峽兩岸的統一無論是以和平的方式實現，還是以戰爭衝突的方式解決，只要甘當“台獨”分裂分子、外部勢力走狗，下場都會極其可悲。無論歷史評價、法律懲戒、軍事打擊、定點清除等等，一切皆有可能。即便他們的子孫後代，也要為他們在前輩這個時代的罪惡選擇買單。

　　台灣方面作為“小者”，應該記住，在戰爭與和平這種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上，“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孫子兵法▪謀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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