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執政”失控：從公務員霸淩看體制危機

作者 蔡鎤銘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台灣近期爆發的一起公務員霸淩案件，再次揭示了行政體系的深層危機。這起震驚社會的事件發生在勞動最高管理部門，一名基層員工因長期承受主管的言語羞辱與高壓管理，最終選擇以極端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事件曝光後，相關處理方式令人髮指，主管掩蓋問題、推卸責任，相關部門更僅以輕微懲處草草了事，激起輿論的強烈不滿。

令人諷刺的是，民進黨當局近年大力推動“人權法案”，並以“性別工作平等法”規範性騷擾問題，但對職場霸淩卻缺乏具體應對措施。勞動最高管理部門理應捍衛勞動者權益，但此次事件不僅暴露出臺面上的人權形象與實際治理能力的落差，更反映出台灣行政文化的全面病變。

冷血處理與管理文化的病變

此次事件的核心，是勞動最高管理部門內部管理文化的嚴重病變。主管謝宜容在日常管理中，對基層員工施以羞辱性指責，甚至在事發後選擇掩蓋問題，未按程式及時通報，反而試圖通過“內部協調”來壓制事件曝光。更令人髮指的是，她在事件曝光後，第一時間僅被記過並調職，這種象徵性處理方式激起了公眾的普遍憤怒。

作為保障勞工權益的核心機構，勞動最高管理部門本應致力於維護公平與正義，但這起案件卻將其冷漠的管理文化暴露無遺。基層員工承受極端壓力，而主管在問題曝光後仍可借助體制漏洞逃避應有責任。此類“冷血處理”手法無疑加劇了社會對行政體系的信任危機。

有觀點指出，台灣行政機構普遍將管理視為權力的工具，而非服務的手段，導致基層員工無法獲得足夠的支援和保護。當管理文化變成一種冷漠的壓迫機制時，公務員體系的專業性與公信力必然受到嚴重侵蝕。

派系文化與行政體系的枷鎖

事件中，謝宜容的升遷背景也備受關注。多家媒體揭示，她與民進黨內重要人物陳菊有密切聯繫，多年來受到派系力量庇護。即使醜聞公之於眾，她仍能在第一時間僅被調職企圖平息輿論，最終即便被記兩大過免職，也無法讓社會信服。

派系文化早已深刻滲透台灣行政體系，成為行政機構失去中立性的核心原因。民進黨“執政”期間，派系用人問題尤為突出，往往以政治忠誠取代專業能力，致使基層員工的升遷空間受限，高層官員則利用派系庇護推卸責任。此次事件就是派系文化腐蝕行政效能的縮影，進一步印證了行政機構因派系勢力而失能的事實。

民進黨當局長期以來標榜“人權優先”，但派系文化的存在使行政體系淪為政治利益交換的工具，真正的公共福祉被置於次要地位。派系內部用人唯親，對高層官員的行為規範未作實質性要求，最終導致整個行政體系的信任基礎逐漸崩解。

基層員工的困境：心理壓力與職業挑戰

事件的另一個核心問題，是基層員工在高壓環境中的脆弱處境。台灣的公務員制度設計原本意在保障行政體系的穩定性與專業性，但隨著派系文化的侵蝕與管理文化的病變，基層員工面臨極大的心理挑戰與職業困境。

根據台灣媒體的報導，基層員工在面對職場霸淩時，往往缺乏有效的申訴管道和支援資源。尤其是心理健康問題，因行政文化的冷漠而被忽視，進一步加劇了基層員工的孤立感與無力感。長期處於這種壓迫性環境，不僅影響了員工個人的身心健康，也直接損害了行政機構的整體效能。

針對這一問題，有專家建議，勞動最高管理部門應設立專責機構，以專業法律與心理諮商支援處理類似案件，並要求定期審查公私部門的勞動環境，將“職場霸淩零容忍”落實到具體政策中。基層員工只有在得到充分保護的情況下，才能有效履行職責，從而促進行政效率的全面提升。

監督失靈：行政體系的深層危機

此次事件同時揭示了台灣行政監督機制的全面失效。儘管民進黨當局一再強調“民主與透明”，但內部舉報與監督系統卻難以發揮實際作用，反而成為掩蓋問題、壓制異議的工具。

根據島內頗具影響力的專業媒體《商業週刊》的分析，民進黨當局的施政邏輯已經從“為人民服務”逐漸轉變為“自我保護與利益分贓”。內部監督制度流於形式，使得基層員工在面對不公時無法獲得有效救濟，而高層官員則利用制度漏洞輕易規避責任。監督機制的失靈，使行政體系逐漸失去透明度和公信力，其治理能力也因此大幅下降。

監督不力的後果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基層員工的權益無法得到保障，導致整體行政士氣低迷；另一方面，公眾對行政機構的信任逐漸瓦解，最終讓行政體系陷入雙重危機：內部效率的下降與外部信任的缺失。

結語

從勞動最高管理部門的職場霸淩事件看，台灣行政體系已陷入深層次的結構性危機。派系文化的侵蝕、監督機制的失靈以及冷漠的行政文化，正在一步步摧毀公務體系的專業性與公信力。

民進黨當局在標榜“人權”與“民主”的同時，卻未能有效解決基層員工的實際困境，這無疑是對“人權優先”口號的最大諷刺。未來若無法徹底改革相關機制，行政體系勢必面臨更加嚴重的信任危機與功能失效，而其影響不僅局限于公務員體系內部，更將波及整個社會的穩定與公平。

華夏經緯網專稿 如需轉載請註明來源